海岸变迁

地质的运动带来海岸的变迁，使连云港地区成为研究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的典型区域。悠久的历史中蕴含的“特例”而非“通识”已经超越了那些王朝更迭的遗迹所呈现出来的价值，成为研究中国沿海人类早期活动的重要依据，从而具有了文化人类学的意义。

岸线变迁

锦屏山的前世来生

海州的锦屏山隐藏了众多可供研究者挖掘的关于海陆丝路的历史，而沧海桑田在连云港市最典型的变化也莫过于此山。

以海州锦屏磷矿为例。锦屏磷矿位于锦屏山，始建于1919年，1956年重建，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磷矿，对其地质研究发现，这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磷矿床，这种磷矿具有上下两个含磷层位，所含的磷是10多亿年前的海洋生物，形成于10多亿年前元古代浅海环境。若时光退回十几亿年前，我们看到的锦屏山地区是沧海浩淼，鱼、虾等富含磷物质的生物躯体在广阔的浅海处沉积，这些海底沉积物经过前震旦纪变质岩过程，形成了丰富的磷灰石矿。

连云港市是一座与锦屏山沧海桑田变化紧密联系的历史悠久的城市，最早的先民来自泰沂山系独立发展和孕育的“山东大岛”上的“沂源人”。“沂源人”是东夷也是连云港地区最早的人类始祖，是“沂源”诞育了最早的东夷族团。而锦屏山浅海环境经过多次海陆变迁，距今16000—15000年前的维尔姆冰期极盛期，由于海平面的大幅度下降，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成为一片广袤的“黄海盆地”，为晚更新世晚期以来海平面最低的时期。到了旧石器时代，锦屏山周围已形成优良的海滨环境，依山面海，气候适宜人类在此渔猎繁衍。“沂源人”从沂蒙山麓的洞穴中走出来，沿着沂、沭河来到今日的郯城马陵山、东海县大贤庄、海州区锦屏山的桃花涧等地，打制石器、狩猎采集，开始他们新的生活。再到后来有了社祭、岩画和太阳刻石，由原始的太阳与星座、白天和夜间的对比观察而形成的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岩画，为中国考古界提供了宝贵的史实资料。

维尔姆冰期结束，天气开始回暖，冰川融化，海平面迅速上升，海侵开始。苏北平原与长江三角洲也同遭海侵，其时由北向南的海岸线，约在今燕尾港、陈家港、建湖、海安、如皋和南通一线。连云港地区的古人类为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需要，在近海山麓台地从事原始的狩猎经济。发达的细石器小石叶工业、氏族集体洞穴聚居生活、人类“群”的社会组织出现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天人互动，产生了天体崇拜的原始宗教意识。海州锦屏山将军崖岩画中“基岩凹穴”凿刻，被当代最新的科技手段——微腐蚀法测定为距今11000年左右，是细石器时代原始宗教意识在岩画上的反映。将军崖岩画是从凿刻最原始的“基岩凹穴”符号开始的，作为细石器时代的文化形态作品，带有原始的巫术性质，并且与狩猎经济活动有直接的关系，是古人类没有发明文字符号之前最早的文化创造之一。“基岩凹穴”符号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不仅出现在将军崖岩画，在新疆、内蒙古、宁夏、河南等地也都有发现，如河南具茨山中发现有远古奇异的岩画、壮观的城堡、神秘的石棺墓葬。在澳大利亚、印度、法国和南美地区也有类似发现。

全新世从11700年前开始，是最年轻的地质年代，也是人类进化的野蛮时期。此时的连云港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海平面较高，海水到达海州湾两侧前缘马陵山前。“沂源人”的活动以及细石器的遗存，在连云港马陵山、锦屏一带有所发现，向东目前还是一片空白。

海侵、海退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初期，连云港地区有几次海侵和海退。

第一次海退，发生在距今6800—5900年时期，是一个低海平面，锦屏山周围短暂成为陆地，海岸线维持在郑园东—南云台东—大伊山东，锦屏山和南云台山之间的黑风口古海峡曾短暂成陆。徐军等专家研究认为，这一次海退是在北辛文化时期，连云港地区的土著郁夷，由山麓台地向海岸移动，更贴近海滨。可以证明的是考古发现有8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村、陶湾、二涧、将军崖、朝阳、灌云大伊山、东海荥湖和赣榆苏青墩，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海拔5—10米的丘陵山地边缘的洪积阶地和未遭受海侵影响的丘陵岗地上。

第一次海侵，发生在距今5600年前，海岸线在郑园—洪门—锦屏山东—大伊山西线，岸线以东的广大地区为滨海浅海环境。这一时期的海侵与连云港大汶口文化遗址数量突然减少、古遗址退缩到山麓洪积阶地（二涧）和西北部的丘陵岗地（荥湖）相吻合，只发现东海县荥湖和连云港锦屏山二涧村二处大汶口时期文化遗址，出现较大面积的空白区，文化层多有缺失现象。

第二次海退，发生在距今4500—4000年前，属龙山文化时期，海岸线由洪门退至现在的临洪闸附近，约北起赣榆青口东—临洪河闸东—中云台东—伊芦山东。根据赣榆青口附近的后大塘和中云台山的藤花落遗址的位置以及临洪河口柱状样等地层分析，这次海退比青莲岗文化期海退要更远。在云台山地区岸线退至南云台山与中云台山之间，发现有1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特别是位于南云台山与北云台山之间谷地的冲积平原上的藤花落古城遗址，这是一个连云港市史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东夷少昊古国的中心城市。在南云台山与中云台山之间的冲积平原形成如此大规模的龙山时期文化古城，表明龙山文化时期连云港南云台山与中云台山之间曾一度为陆。

第二次海侵，发生在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岳石文化时期。新石器遗址又急剧减少，很多遗址被淹没。

连云港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的情况与这几次海侵和海退有着密切联系。

当处于低海平面时期时，锦屏山周围是陆地，是连云港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北辛文化的遗址有二涧村遗址、大村遗址、大伊山遗址、赣榆后大堂遗址等典型遗址，龙山文化的遗址有藤花落古城遗址。这些人类文化遗址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人口的增长和逐渐集中，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大伊山石棺葬和藤花落古城是上述时期繁荣的标志。虽然将军崖岩画的年代没有明确的定论，但岩画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是这个时期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而精神文化不能脱离物质层孤立存在，物质文化是形成精神文化的条件。人类只有在满足衣食住行的物质基础上，才能有条件去开发精神世界。因此，刻凿岩画的时期一定是经济繁荣、人丁兴旺的时期，将军崖岩画的刻凿年代同样也不会例外，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决定的。

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墓葬和龙山文化墓葬的分布情形来看，墓葬及早期聚落的分布，明显地反映着它受着海岸进退的影响。距今6000年前后，海水东移，海面下降，海岸稳定，如大村遗址、二涧遗址、大伊山遗址等。在距今5600—5500年前发生了特大海侵，最高海平面比今天的海平面高出5米，海岸再次向西迁徙，人类活动总的趋势是又由海滨向山麓台地转移。而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却向海滨移动或者更贴近海岸，如朝阳遗址、藤花落遗址，赣榆龙山文化遗址等。

龙山文化晚期，连云港沿海地区的古环境再次发生波动，继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遗址又一次急剧减少，连云港地区可能又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海侵，很多遗址被淹，首当其冲的是藤花落古城，由于其濒临海岸首先遭到海侵时期的潮水袭击，因此藤花落遗址成了中国的“庞贝城”。由于气候及古环境的变化，使得连云港地区行将跨入文明门槛的原始文化突然衰落，表明古环境变化和海岸线变迁对连云港地区的史前文化兴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秦汉以来的变迁。

秦汉间的海面又有所增高，东海、赣榆所遗留下来的四道海岸沙堤反映了这个阶段逆变的历史进程。最老的第四道沙堤以东目前还未发现任何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或遗物存在，而在三、四两道沙堤之间有西周末至西汉文化的遗存，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曾经记载的汉代盐仓旧城就埋没在这里，据《元和郡县图志》“赣榆故城，名盐仓城，在县东北30里，汉旧县也，属琅琊郡。”它的南端距海岸6公里，北端仅距海岸3公里。

自唐代起海面又有增高，海岸线西进。专家对近代海岸的钻孔取样分析，发现沿岸分布有3—4层的全新世海相淤泥层，顶部一层海淤之下有陆相沙层，在这个沙层中就伴出过唐初铜币和晚唐玉器等物。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转引《唐书》中的有关806—820年“大潮没岸”“毁坏田舍”的景况，就是这个时期海侵有关历史的侧证。

从南宋到元代（1127—1368年），海州湾地区由海侵转为海退。自17世纪起，再度海进。明顾乾所著的《云台山志》记述了两件相关史实，一是距海三、四里的朱紫山被潮浸入海中，二是1368年设立的徐渎浦盐场因海潮浸灌而移址于大村。明末，地处海州湾北端的古纪彰城被海水淹没。据《太平寰宇记》记载，纪彰古城在怀仁县东北75里，现赣榆区柘汪镇东近海。纪彰为西周纪子帛之国，为莒国都城之一，春秋时为齐国所灭。城周一里余，东、南两面靠海。自朱蓬口以北海面为“侵滩”，海水逐年西浸，加之多次经历大地震，岚山头与兴庄河之间的海岸陆沉明显。据专家考证，宋、金时，纪彰古城在一次地震中被海水淹没，多种原因叠加，纪彰古城最终完全沉没海中，成为“海淹城”。

唐宋至元时期，海平面虽有震荡，但岸线基本稳定。这时苏北的海岸由泰兴周家桥经盐城大纵湖入淮阴古淮口及板浦镇至临洪、高桥。其中板浦至临洪一线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直至明代中叶，黄河夺淮入海，海岸仍在今涟水县石湖集东北的云梯关。

明清时期的海岸巨迁。

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跋道南徙夺淮入海，到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由渤海湾从山东利津入海为止，在长达700余年的时间里，黄河改道从云梯关入海。这段时间连云港的海岸变迁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自建炎二年到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为缓慢的淤积时期。据张传藻《连云港基础资料汇编》记载，在这期间，河口向海伸展缓慢，从云梯关到四套附近只15公里，平均每年向东延伸33米；板浦一带向东推进5公里到东辛一带；中部杨集向东推进约10公里到三舍（图河）附近，平均每年向前推进10—20米。此阶段的海岸线在获水口、赣榆东、临洪口、海州东、板浦东、东辛、西陬山西、三舍、田楼、四套一线，与宋代岸线相比几乎没有重大变化。

从明代万历六年到清咸丰六年（1856年），由于黄河全部从苏北入海，泥沙骤增，是苏北海岸巨变时期。1591年，黄河口已伸至十套附近，13年间推进20公里，平均每年淤长1540米。1700年，河口扩展至八滩以东，109年又推进13公里，平均每年淤长119米。1776年，河口移至大淤尖，76年推进20.5公里，平均每年淤长270米。到1855年，黄河入海口已延伸到河口，76年时间仍淤进20.5公里。云台诸峰由海中岛屿，变成陆地高山。

明代中期以来近500年间，海州湾岸线发生了巨大变化。明弘治七年（1494年），黄河北流河道彻底阻断，河水全部由徐州经淮河入海，黄河带来的巨量泥沙造成了海州湾的迅速淤积和海岸线的东移。清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十六年（1661—1677年）强制实行的“裁海”，在沿海各港口“严钉桩木”，造成“沙壅积滞，海口垫淤，内洼外高，淮黄无归，时为漫决”。康熙七年（1668年）发生的郯城大地震，引起了包括今连云港市在内的周围地区地壳的明显抬升，对海州湾岸线的东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正因为日渐淤塞变窄，当地居民称这一海峡为“小海”，这一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自明代中期至今海州湾岸线向东推进了25～30公里。清康熙以前，连云港市的海岸线还在柘汪、九里、罗阳、洪门、锦屏山至板浦一线。今日下口、大浦、太平庄、新浦、范庄及灌云县东南大部分地区都为近海海域，锦屏山前惊涛裂岸，云台山孤悬海外。直至清初新浦以东南到南城仍然是一片海域。目前，数百年来由海岸东移形成的淤积平原大部分已经成为沃野良田。

沧海桑田

海侵、海退带来了海州湾境内沧海桑田般地理环境的变化。

黑风口

秦代首设朐县，秦汉时期的朐县位于朐山西，因州治紧临朐山，民谚“浪打朐山头，船拢黑风口”是秦汉时代州城的写照。这里的“黑风口”是现在的海州锦屏镇的范庄村，过去与云台山南城之间隔20里海峡相望，为当时海州与云台山最便捷的海上通道，渡口名曰“恬风渡”。由于风高浪急，清康熙年间还曾在渡口立一石碑，上书“舟中人众休争渡，海上风高且暂停”，警示来往船只与行人。

孔望山

孔望山，离海州城五里，东部临海，孔子曾登临此山观海，秦始皇在此“立石东门”，事在《史记》。唐代刘长卿笔下的朐山（今称孔望山）仍是“朐山压海口，永望开禅宫。”北宋大诗人苏东坡两来海州，登孔望山，隔着茫茫大海，遥望云台山，喟然长叹：“我昔登朐山，出日观苍凉。欲济东海县，恨无石桥梁。”直至明代，海州知州王同的六言诗中，孔望山以东，仍是“潺潺朐海东流。”明监察御史李鉴《登海州孔望山》诗：“孔望山边是海州，登山闲看海波流。”今天登山所见，眼前早已是绿野一片，新城巍峨。

云台山

云台山又称郁洲，原在海中，称为“海上仙山”，云台山分为前云台、中云台、后云台三部分。孔望山与后云台之间古为第一道鹰游门海峡，后云台与中云台之间是第二道鹰游门海峡，前云台与连岛之间是第三道鹰游门海峡。新莽始建国四年（12年），东西连岛为东海郡朐与琅琊郡柜的分水岭，连岛向西北有陆地与云台山相连。桑田变沧海，而今东西连岛（鹰游山）成为江苏第一大岛，吞吐于波浪之中。

同样，云台山在北宋苏轼诗中是“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清康熙年间进士孙在丰的笔下仍是“苍梧飞落碧云流，天畔神山古郁洲。花竹千家双去棹，烟波万里一浮鸥。”在沧海桑田变化中，自康熙五十年（1711年）海涨沙淤，南云台山与海州城间忽成陆地，直抵山下，第一道海峡成陆，就如梁章钜在《次韵陶云汀登东海云台山》中描述的那样：“剑履平跻鸟道开，真看策马上云台。”乾隆年间，南云台山南北两侧的海岸线分别向东淤进了5—10公里，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所载海州疆境图，南、中云台山已经相连成陆，今日新浦地区与此时脱离海境，由滩涂而成陆地。1812年兵部尚书、漕运总督阮元看到的是“田已为桑原是海，营惟种柳半成村。”南云台与中云台之间的“五羊湖”，原来“湖内烟波浩荡，山水、海水汇于其间”，道光十二年（1832年）开“半边河”运盐，湖水由大板艞入海，湖水尽泄。至1860年前后，原来需要“南城到北城，全靠水上行”的海路，已然成为一片平陆。

东海旧县

东海旧县指东海县最早的治所所在，东海旧县作为特指的名词最早出现在《江南通志》上：“相传云台有东海旧县、东海新县。旧县相传已沉入海中，新县即新县村也。”《云台山志》中有东海旧县方位的具体表述：“搭山，在孝妇祠西北二里……东海县治昔立于此。”在清道光年间的《云台新志》中，又进一步明确了东海旧县、东海新县作为县治所的具体时间：“郁洲南北朝时为郁县、都昌、安流、广饶县治……《通志》所载，新县、旧县当为郁县、都昌治所耳。”《云台补遗》为这一“沉入海中”的东海旧县的存在提供了具体的物证：“光绪八年，里人张克敏在虎山前凿海塘，至五尺深，见街道，宽丈宰，皆条石所铺。虎山在搭山东，其为旧县沉没无疑。”新县治位于新县村地，然而，好景不长，没几年时间，这里同样面临海侵危险，不得不抛下土城，另觅新县址。于是，在距新县南约20公里的凤凰城（南城）另建新城。元徽年间（473—476年），东海县治正式迁至凤凰城。直到清咸丰年间，这一带还是连云港海峡五羊湖西岸，就如清人张百川《五羊湖归帆》描述的那样：“茫茫烟水泊芦滩，红蓼花疏两岸残。蓬矮打头脱帽入，舱微促膝解衣宽。浪催船动山疑走，风起帆遮树影阑。可似浮家怜泛宅，鱼虾早饭作盘餐。”民国年间，当地人曾在这里挖出石碑、船用锚链、旗杆斗等物。1976年，南京博物院曾专程在该镇打沟观察，挖出1000多片陶片，进一步证实了这里曾有过海侵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