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读书生活
雍正帝设立上书房，聘请名流宿儒为老师，以教育皇子们，制度和管理很严格。“我国家之制，诸皇子六岁以上，即就上书房读书，即皇孙、皇曾孙亦然。既选京堂翰林以分课其读，复派大学士、尚书数人以总视其成，更简满洲、蒙古大臣、侍卫等以肄之国语骑射，长幼相聚，昕夕程功。”[1]乾隆帝就是在这种严格的书房生活中接受了十多年教育。据目睹皇子们上学情形的赵翼说：他在军机处值班，每逢早班，五鼓入宫，这时各部院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只有几名内务府苏喇来往应差。“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敌，复何事不办？”[2]赵翼所见是乾隆前期的事，而这正是沿袭了雍正以来的做法。人们说：清代皇帝虽出于少数民族，但他们的才能、品质以及对儒家传统文化的了解，更胜于汉、唐、宋、明的一些帝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其原因是培育皇室成员的一套教育制度很正规、很严格，这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弘历等学习非常勤奋、非常专心，成天诵经研史、吟诗作文，或者骑马射箭，每天学习的时间约在10个小时以上。他的老师蔡世远“侍值内廷十年，卯入而酉出，未尝一日辍”[3]，老师在宫中滞留的时间，大体上就是学生们的学习时间。人们称赞他们“朝有课，夕有程，寒暑靡间”[4]。“皇四子（指弘历）无日不酌古准今，朝吟暮诵，无日不构思抽秘，据案舒卷。”[5]
皇子们读书的上书房，在乾清宫左，五楹，面北向，皇帝在乾清宫可以听到上书房的读书声，故乾隆帝有《每御乾清宫，辄闻尚书房诸皇子诵读声，欣然会心，兼忆旧况诗》[6]。雍正帝很关心儿子们的学业，万几之暇，亲自到上书房考察课程。雍正七年（1729），他来到书房，一时兴至，执笔展纸，挥洒宸翰，写了一副对联“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赏给弘历、弘昼。雍正帝擅长书法，这副对联寓意深切，写得苍劲有力，兄弟俩挂在书房中作为座右铭。后来，弘历专为此写了两篇论文，解释并发挥对联的含义。
弘历的读书处在上书房，平日居住在西二所。雍正五年（1727），他和皇后富察氏结婚时，即以此处为新房，其后将西二所改建升格，称重华宫。乾隆帝认为：这是一座有纪念意义的建筑，里面贮藏着青少年时代的日用旧物，包括康熙、雍正和乾隆母亲所赐物品，富察皇后的遗物（富察皇后死于乾隆十三年（1748）），以及皇子时代的衣服和用品。“重华宫为朕藩邸时旧居，朕频加修葺……现在重华宫陈设大柜一对，乃孝贤皇后嘉礼时妆奁，其东首顶柜，朕尊藏皇祖所赐物件，西首顶柜之东，尊藏皇考所赐物件，其西尊藏圣母皇太后所赐物件。两顶柜下所贮，皆朕潜邸时常用服物。”[7]重华宫前有乐善堂，则为乾隆青少年时代的书房。舜所谓“乐取于人以为善”，后汉东平王所谓“为善最乐”。乾隆自称：“于大舜之善与人间，虽有志而未逮，而东平王之为善最乐，则不敢不勉焉。”[8]因而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乐善堂”，他未即位前所写诗文，亦以“乐善堂”为名。
弘历等有时不住在宫内，随处所至，均有书房，如南海瀛台附近的补桐书屋，即为其幼年读书处之一。他自己说：“雍正二年，在此读书，屈指至今二十年矣。”[9]还写诗说：“三千插架有芸编，占毕明窗忆向年。旧学商量无寸进，补桐书屋自依然。”[10]南海的日知阁也是他读书的地方，故他将自己所作一些短篇辑为《日知荟说》。圆明园中，弘历起先住桃花坞（此地后改名“武陵春色”），以后移居长春仙馆，桃花坞内有两处书房，其一为“乐善堂”，与大内重华宫前的“乐善堂”同名，这是非常幽静别致的去处，“余有书屋数间，清爽幽静，山水之趣，琴鹤之玩，时呈于前。菜圃数畦，桃花满林，堪以寓目。颜之曰‘乐善堂’者，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也”[11]。此外，弘历还去过南苑与避暑山庄，故南苑行宫有荫榆书屋、裕性轩、澹思书屋，避暑山庄有万壑松风等处，都是他曾经读过书的地方。
对弘历的教育是用理想的封建帝王的模式来陶冶他、铸造他。他朝夕讽诵，从四书五经中寻求智慧和哲理，从历史书籍中体会帝王的统治术，从宋代理学家的著作中钻研性命理欲的一套大道理。应该说，这种教育是相当成功的。历史上的帝王还很少有像他这样长期、严格、系统地受到教育。青年时代，他写作大量经说、史论、序跋、诗赋。雍正八年（1730），曾将所作辑成《乐善堂文钞》14卷，至乾隆元年（1736），作品更多，正式刊刻为《乐善堂全集》40卷，乾隆二十三年（1759）对这个刻本不满意，进行删削，成为《乐善堂全集定本》30卷，此外尚有《日知荟说》。这是弘历读书时的课业与作品，可以窥见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思想。他还学写过枯燥呆板的八股文，但后来编文集时乾隆帝命令把八股文删去。
弘历早年服膺宋儒，尤其推崇朱子。他认为：汉以后大道沦丧，宋代理学家们振废绝续，使道统得以恢复、发展，功在不朽。他的诗中说：
他在许多文章中讲论内圣外王之学，发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标榜仁义道德，和当皇帝后所写的经筵讲义差不多。他说：“治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德盛者王，德衰者灭”[13]，“上下一心，君臣相德，天下乂安，民受其福”[14]，“圣帝明王为治，莫不以礼为本，然后渐之以仁，摩之以义，和之以乐而天下化成”[15]。当然，他也很懂得，单靠儒家那套仁义的说教还不能进行巩固的统治，武力和刑法也是不可缺少的统治手段，因此也讲恩威并施，“以威御之则还而不至于不逊”[16]。
他似乎特别喜爱历史，所写史论五十余篇，还有许多咏史诗，议论各个朝代的统治特点，许多皇帝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上下古今，褒贬评骘，探讨他们的施政得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弘历眼界很高，历代帝王中没有几个瞧得上的，真是睥睨千古，无足当意者，只勉强选取了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三个人，但认为汉文帝虽贤而辅佐乏人，宋仁宗才能亦不足，只有唐太宗是帝王中的佼佼者。“文皇（即唐太宗）治世功，在汉文景右。斗米值三钱，太仓粟腐臭。关东暨岭南，开门夜无寇。论古缅遐思，治功非幸觏。文贞（按：指魏徵）立朝端，弥缝而匡救。九重亦虚己，勤政夜继昼。励精图至治，俗用臻富厚。二十余年间，中外称明后。”[17]他也指出唐太宗的缺点，如后期的志满倦政以及家法不正以致身后发生武则天的“女祸”。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写史论，集中在汉、唐、宋三代。在封建专制统治的淫威下，即使贵为皇子，也不敢对近期的历史（包括明代和本朝历史）多所议论。只是到了乾隆统治的中后期，他才专心研究明清历史，翻了许多案，提出许多观点，为清朝统治寻找意识形态的根据。
弘历资性颖异，读书勤奋，撰文敏捷，析理透彻。鄂尔泰称他“动容出辞，温肃之气具备，偶聆议论，则穷本探源，有经有纬”[18]。福彭说他“每为文，笔不停辍，千言立就，而玄思泉涌，采翰云生”[19]，张廷玉说他“常不假思索，一挥数千言立就。清词邃旨，首尾烂然，数年来俱不下千篇”[20]。这些虽然是恭维话，但弘历确有过人的才能，思敏文捷，故既能处理繁剧的政务，而留下的诗文作品也特别多。
弘历经长期的教育熏陶，对儒家经典上的政治教条和历史上的治乱兴亡，十分熟悉，保证了他日后进行统治，得心应手。为了最高统治的利益，他必须按照封建政治原则去行事和施政。他学会了自我克制，压抑或改变自己的意愿、感情、欲望，一切站在君主的立场上去思考，去判断，去实施。当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天性、爱好、情绪又往往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譬如，他一生独揽大权，专断独行，而内心深处又有不竞得失、淡于荣利的思想，他写过这样的诗句：“失者何必愁，得者何必喜。我愿世间人，平等观如是”[21]，“持竿不为贪鲈鲙，天水空明万虑消”[22]，不像是操持生杀大权的专制皇帝的口吻。他进行过许多次战争，以“十全武功”自诩，但早期作品中强烈地追求和平，厌恶战争，“洗尽尘氛永息师，男为其家妇育儿。九州安堵乐雍熙，壮士勇力亦奚为”[23]，“军行十万壮男儿，各各归家勤耕穑”[24]。一个模范的封建皇帝，他需要决断，需要割弃感情，需要掩盖自己的真实思想，去进行政治角逐。他比普通人处在内心世界更加激烈、永远不断的矛盾与战斗之中。
我们没有看到弘历青年时代对当前政局有何评论，这对皇子来说是绝不容许的。但在《乐善堂全集定本》内有一篇论说，曲折地透露了他的心情。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宽则得众论》，写于雍正后期，文章中大力赞扬宽大政治，说：“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25]我们知道，雍正帝为整饬吏治而严刑苛法，诛戮臣下甚多，人人惶恐不安，而弘历却说应该“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这不是和当前的政治趋向恰恰相反吗？他指责为“褊急”、“刻薄”的秦始皇、隋文帝“程石观书”、“躬亲吏职”岂不是正好在为他的父皇作写照吗？可以推想：弘历早就对雍正苛严的方针有意见，这篇论文是他真实思想在无意中的流露。雍正帝虽然钟爱弘历，并且已写下密诏，传位给他，但父子之间性格不同，观点差异，政治上有分歧，这一点雍正帝似乎早已觉察，曾批评过弘历。据乾隆帝后来说：“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26]
弘历除学习汉文功课外，还学习满、蒙文。他精通满族的语言文字，自称“国语自幼习之”[27]，他极力提倡满族要学习满文，机密的军机文书有时用满文而不用汉文。如征讨准噶尔时，谕令将军永常，“所有关系军机事件，俱用清字具奏”[28]。为提倡满文，每御经筵，满汉文并用，自己将御制论说先用汉文读一遍，又用满文读一遍。他又懂蒙古文，自己说：“乾隆八年始习蒙古语。”[29]能用蒙古语和蒙古族王公们交谈，故更能赢得他们的信任爱戴。他后来还学会了维吾尔语、藏语与金川番语，可算是一位语言学专家。
诗文书画是弘历平生爱好。这种爱好在青少年时代已培养起来，年岁越大，兴致越浓。他主张写诗是抒发性情，反对雕文斲句，“我闻古人语，诗以道性情。题韵随手拈，易如翻手成”[30]。其诗的优点是平易自然，但不经推敲，率而成句，缺少诗味。古代诗人中，他最推崇杜甫，其次则是陶渊明、白居易。他说：“大雅止姬周，何人继三百。卓哉杜陵翁，允擅词场伯。歌谣写忠恳，灏气浑郁积。李韩望后尘，鲍谢让前席。缅想浣花溪，披读仰高格。诗史非妄评，良足娱朝夕。”[31]表明了他对杜诗的倾倒。他青年时曾经学画，绘画水平不高，画作亦少，但很有鉴赏能力，所见历代名画很多，流连欣赏，为各种画幅题诗甚多。
注释
[1]《东华录》乾隆四十三年九月。
[2]赵翼：《簷曝杂记》卷一，《皇子读书》。
[3]《国朝耆献类征》卷六九，李绂：《蔡世远墓志铭》。
[4]张廷玉：《乐善堂文钞序》。
[5]胡煦：《乐善堂文钞序》。
[6]《国朝宫史》上册，卷一二，210页。
[7]《东华录》乾隆六十年十月。
[8]《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八，《乐善堂记》。
[9]《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二，《国朝宫室》。
[10]《国朝宫史》上册，卷一四，《御制雨后瀛台揽景杂咏诗》。
[11]《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八，《乐善堂记》。
[12]《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九，《古风》。
[13]《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六，《书新唐书兵志论》。
[14]《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上下交而其志同论》。
[15][16]《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论》。
[17]《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四，《读贞观政要》。
[18]鄂尔泰：《乐善堂文钞序》。
[19]福彭：《乐善堂文钞序》。
[20]张廷玉：《乐善堂文钞序》。
[21]《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七，《遣兴》。
[22]《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四，《柳溪垂钓》。
[23]《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七，《拟杜工部洗兵马行》。
[24]《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九，《夜坐》。
[25]《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宽则得众论》。
[26]《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
[27]《御制诗四集》卷八〇，《古稀》诗注。
[28]《清实录》乾隆十九年五月己亥。
[29]《御制诗四集》卷八〇，《古稀》诗注。
[30]《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〇，《遣兴》。
[31]《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五，《读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