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党的十八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深化与发展

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市场化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扩展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本节下文简称《决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重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决定》中经济体制改革部分有许多亮点，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重大发展，对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认识有重要意义。

（1）《决定》的第一个大亮点，是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代替已沿用21年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

《决定》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性”和“基础性”只有两字之差，但含义却有相当大的区别。决定性作用能够更加确切和鲜明地表达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支配作用，更好地反映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指向有三点。

第一，解决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问题。直到2012年，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一些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严重，追求本地区短期生产总值增幅最大化，为此不惜拼资源拼环境，大量资源被低效利用，浪费严重，同时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害，债台高筑，对民生问题不够重视，老百姓对此怨言不少。一些中央部门则热衷于维持审批体制，追求部门利益，有些官员甚至搞权钱交易，违法谋取私利。与此同时，政府在向老百姓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监管食品药品安全及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又做得很不到位。所以，这次《决定》指出：“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可以看出，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是这轮深化改革的关键，也是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此后，国务院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3月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提前完成本届政府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三分之一目标的基础上，去年又取消165项国务院部门及其指定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清理规范192项审批中介服务事项、220项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相对而言，地方政府的改革力度需要加大一些。地方政府如何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如何逐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如何硬化财政约束和不再无序扩张债务，如何更好地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有待交出更好的答卷。

第二，解决市场体系不健全、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问题。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有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环境。正如《决定》所指出的，“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消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直到2012年，我国的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这同政府的不当干预过多有关，也同市场发育不够成熟有关；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也不健全，有的地方政府搞市场封锁，对外地产品和流向外地的原材料搞价格歧视；搞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妨碍竞争，谋求不正当利益；为鼓励本地区高耗能产品生产的发展，不顾国家禁令实行优惠电价，违规实行低地价零地价招商引资，放纵排污和税收优惠等；假冒伪劣产品也时有出现，冲击市场，坑害消费者。《决定》公布后，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进程明显加快。商事制度便利化改革促进了市场主体的发展，日均新登记企业近三年都在万家以上，2017年更是多达1.66万家，有力地推动了创业和增加了就业岗位。深化价格改革取得了新进展，截至2016年年底，97%以上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形成，一些重要领域如电力、成品油、天然气、铁路运输等的价格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金融体制改革亦有新的突破，随着人民币存款利率上限的取消，利率市场化已基本实现。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金融监管逐步加强和完善，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主要任务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宽市场准入，对外资实行负面清单管理。2017年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新版目录进一步放宽了服务业、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外资准入。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指出：从条目来看，在2015年版减少约一半限制性措施的基础上，本次修订再次推进大幅放开外资准入。2017年版目录有限制性措施共63条，比2015年版的93条限制性措施减少了30条。^[1]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要从两权分离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分离，发展为三权分离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分离。到2017年年底，确权面积超过80%。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等等。

第三，解决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性规定，包括消除各种隐性壁垒等问题。直到2012年，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经济界，总是有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陈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估计不足，不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一样都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基础。《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也是《决定》的一个亮点。一个时期以来，由于认识的不足，有的也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导致在政策和行动上对非公有制经济设置和实施了一些歧视性规定和举措，在市场准入方面设置“玻璃门”“弹簧门”等，限制了竞争，在贷款方面的歧视致使许多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很高。党和政府一直努力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这次《决定》明确指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此后，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各地基础设施建设（据财政部统计，截至2017年6月，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即PPP入库项目为13 554项、总投资额达16万亿元）、鼓励和规范对外投资等，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2）《决定》的第二个重要亮点，是国资监管机构从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

《决定》说：“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

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家、省、市（地级）成立国资委，结束了多年来“九龙治水”的弊端，但是始终解决不好国资委既当“老板”又当“婆婆”的问题，从而也很难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这次从“以管企业为主”到“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改革，既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经济改革理论的重大创新。这意味着：

第一，国资委不再是国有企业事事都要向其请示的顶头上司。在“以管企业为主”的体制下，国有企业即使进行了公司制改革，成立了董事会，这个董事会也无法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赋予它的权力，不能独立地对公司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因为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向国资委请示后才能做出决定。也就是说，公司连自主经营决策权都没有，更谈不上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这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国有企业这样的微观层面也落实不了。现在要转变为“以管资本为主”，除个别例外，国资委就真的是只当“老板”，给出资公司派股东代表和董事，让公司董事会真正履行《公司法》规定的权责。2017年7月，国务院出台《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在2017年年底前，按照1988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登记、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不含中央金融、文化企业）要全部改制为按照《公司法》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此次改革涉及将要转制的69家央企集团公司总部（央企总共101家）资产近8万亿元，以及3 200余家央企子企业资产5.66万亿元。^[2]此项拖了二十多年的改革终于在2017年年底落地了，这既是深化国企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落实“以管资本为主”的重要条件，因为只有上述69家央企及三千多家子企业转为公司制后，国资委才有可能不去直接管这些企业，逐渐转向“以管资本为主”。

第二，组建或改组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国资委要做到“以管资本为主”，就要组建或改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依法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以及其他极少数监管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并授权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履行出资人职责。因此，以后一般国有企业就是与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打交道，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是被国资委授权的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即“老板”。从2014年起，国务院国资委即进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试点，到2017年，已有中粮集团、国投公司、神华集团、中国五矿、宝武集团等10家公司试点。据报载，试点主要从三方面进行探索，首先是发展国有资本专业化运营，同时探索有效的投资运营模式；其次是探索国资委与企业的关系，完善国有资产监管模式；最后是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内部改革，探索市场化的企业经营机制。^[3]

第三，国资委的主要职责，是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提高国有资本运作效率，提高国有资本的流动性。《决定》指出，今后国有资本的投资重点主要是以下五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这一规定，比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论述更为具体和明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的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决定》则不再笼统地提控制自然垄断的行业，而是指出：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决定》还把保护生态环境列为国有资本投资重点领域之一，也表明比1999年的四大领域有进一步扩展。直到2017年，国有资本还未很好做到集中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仍有大量国有资本存在于一般竞争性产业，包括大部分央企热衷于投资房地产业（不含保障房）。今后需要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争取到2020年前后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在《决定》指出的五个重点领域。

第四，国资委将专注于提高国有资本运作效率，实现保值增值。在“以管企业为主”的条件下，国资委要管100家左右央企，管理的战线太长，与管理学原理一般的直接管理30家左右比较有效率的要求相悖，何况央企下面还有具有五六个层级甚至多达十个层级的子公司、孙子公司、曾孙公司等，国资委更是鞭长莫及。这就影响国资委专注于提高整个国有资本的效率，也不利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因侵吞贪污、关联交易、利益输送、违规决策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时有发生。如2015年中央巡视组发现，在中国石化、中国海运、中船集团、神华集团、东风公司等央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搞利益输送和交换、关联交易谋利等突出问题。^[4]造成这一弊端的原因有很多，但与“以管企业为主”的体制机制有一定关系。今后，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可以集中精力管好国有资本，专心致志地做好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工作。

（3）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是《决定》的又一亮点。

《决定》说：“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这段话对改革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意义。

第一，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腾飞，国有资产和资本、民间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均有巨大增长。到2016年年底，全国国资监管系统企业资产总额已达144.1万亿元，私营资本在30万亿元以上，2010年以来，每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均在1 000亿美元以上，社会资本投资已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0%以上。因此，从社会层面看，中国经济已经是混合经济了。《决定》指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是指微观层面的，即要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另一方面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还允许员工持股，具有一种新的激励机制。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次《决定》更进一步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长时期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公司制可以是国有独资公司，股份制也可以是几个国企入股的股份公司，而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一般都是私人资本持股的，只有混合所有制经济才是真正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经济实体，而投资主体多元化正是国企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以克服原来国有制的弊端和提高效率的重要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混合所有制是股份制的发展形态和升级版。

第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有重要的指向。其一是充分调动各种所有制资本的积极性，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这种优势不要只限于独自发挥，而要通过交叉持股互相融合作为整体发挥出来。比如，为了加快具有正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考虑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并因此推动其提高效率，缩短回收期限，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其二是为国有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打开通道。《决定》提出，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自然垄断行业有大量竞争性业务需要放开，怎样放开？最佳选择就是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吸收非国有资本参与。这样，可以对多年垄断经营的竞争性业务放开竞争，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与此同时，国有自然垄断企业可以通过出售部分竞争性业务股份，筹集资金，加大科技投入等，改善自然垄断环节业务。我们看到，在《决定》被发布以前，处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国企，基本上都已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比较滞后的是垄断行业，因此，这次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针对性最强，可以认为就是为了更好地推动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

第三，《决定》被发布后，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的办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2014年7月15日国务院国资委在中央企业启动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并确定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为试点单位。试点的目的有六个方面：一是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有效制衡、平等保护的治理结构；二是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市场化劳动用工制度；三是探索市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四是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制度；五是探索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有效监管机制以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方法和途径；六是探索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的有效机制。^[5]一些省市也纷纷出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和措施。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中央企业新增近千家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子企业，其中2017年就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700多家，通过资本市场引入社会资本3 386亿元。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已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央企业引进了各类社会资本，半数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在公众化的上市公司，3家中央企业成为集团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央企业二级子企业以下混合所有制企业数量占比超过50%。^[6]但是，总的来说，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仍然不够快，试点企业的经验至今未见披露，有的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审批协调程序相当复杂。中国联通是近年被列为国资委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企业，但直到2017年8月，仍然有不少问题需要协调，涉及的中央部委竟达十个。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比较大的问题是股权比例安排和国有资产估价，这也有待逐步取得共识、周到协调和公开透明操作。

（4）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出来。

《决定》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此外，《决定》就如何建设现代市场体系说了五条，现择要阐述如下。

第一，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决定》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此前我国一直实行正面清单管理模式，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经过几年的努力，2017年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被列入负面清单中的限制、禁止类内容共计63条，比2015年版减少了30条。新版目录明确提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这标志着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开启了新的时代。^[7]

《决定》说：“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此后三年中国营商环境大为改善。营商环境的优化，充分激发了我国市场的活力和创造力。自2014年起，全国平均每天新设企业都在万家以上，2017年每天达1.6万多家，而商事制度改革前的2013年每天新设企业为6 000多家。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便利度近三年来在全球跃升了18位，平均每年向前跨升6位。^[8]

第二，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决定》指出，“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决定》被做出后，价格改革迈出了较大步伐，取得了明显进展。首先，政府定价项目列入清单。2015年10月下旬，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央定价目录》，定价范围大幅缩减，种类由13种（类）减少到7种（类），减少了46%。具体定价项目由100项左右减少到20项，减少了80%。与此同时，地方具体定价目录平均减少了约50%。在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方面，2014年，政府实施了放开烟叶和桑蚕茧收购价格的改革，标志着农产品价格全部由市场形成。2016年，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新疆的棉花、东北和内蒙古的大豆的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总体顺利，国内外市场价差缩小。在深化能源价格改革方面，输配电价改革2014年年底首先在深圳电网和内蒙古电网破冰，到2017年6月底，实现了省级电网全覆盖。2015年放开了跨省电能交易价格，由送受双方协定。同年，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2016年1月，国家发改委根据煤炭价格的下降幅度，下调燃煤机组上网电价每千瓦时3分钱，并同幅度下调一般工商业销售电价，每年可减少企业用电支出约225亿元。到2015年，全国40%以上天然气价格已经放开。2013年3月，国家发改委将汽油柴油零售价格的调价周期由22个工作日缩短为10个工作日，取消国际原油市场油价变动4%才能调价的限制。稳步推行居民用水用气用电阶梯价格制度。截至2015年年底，31个省（区、市）中，除青海和西藏以外的29个省（区、市）已经建立城镇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已通气的30个省（区、市）中，除重庆和新疆外的28个省（区、市）均已建立阶梯气价制度。阶梯电价制度自2012年试行以来运行平稳，除新疆和西藏外，其他省、区、市已全面实施居民阶梯电价制度。^[9]

第三，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决定》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此后，又进一步明确：要从两权分离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分离，发展为三权分离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分离，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第四，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决定》说：“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此后，多家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的民营银行已相继营业。随着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上限被取消，利率市场化已基本实现。国务院已于2015年2月公布《存款保险条例》，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规定了50万元的最高偿付限额，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已经建立起来。

第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发展技术市场。《决定》提出：“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接着，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完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同时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在党和政府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技术市场迅速发展。2015年共签订技术合同30.7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额达9 835亿元，比上年增长14.7%。2016年，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32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1 407亿元，比上年增长16%。

二、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做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做出了一系列论述和部署。

第一，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宏观调控有度是首次使用的，主要指发挥宏观调控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度，要适时适度调控，为经济健康运行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第二，明确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更加重视产权制度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这次则提出要完善整个产权制度，实现产权的有效激励。这次还专门提出要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这是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条件，也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条件。

第三，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国资监管机构“以管资本为主”又进了一步。国资监管机构应主要关注国有资本而非国有资产，因为国有资产是由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组成的。如果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百，所有者权益就是负数了，如像一些僵尸企业那样。此外，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比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也进了一步，因为国有经济中有一些公益性、福利性单位，它们的任务主要是搞好服务，而不一定要做强做优做大。

第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打破行政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这是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提民营企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还是用非公有制企业的提法。民营企业更通俗和直白，大家一看就懂。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是为了更好地调动民营经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它们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防止市场垄断也是首次出现在党的文件中，表明打破垄断、鼓励竞争的决心。

第五，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双支柱调控框架意味着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只关注物价稳定，还要关注资产价格变动，关注住房金融活动，关注表外金融活动和跨境资本流动等。

第六，提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转换增长动力，推动动力变革。这至少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并以科技创新带领全面创新，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三是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还是拓展对外贸易，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都能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四是加快完善新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动力变革是一篇大文章，有待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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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孙韶华.我国首份全国版外资负面清单出炉.经济参考报，2017-06-29.

[2]杨烨，黄可欣.8万亿央企资产改制年底完成.经济参考报，2017-07-27.

[3]杨烨.相关配套文件有望年内出台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提速.经济参考报，2017-08-09.

[4]陈治治.关联交易是痼疾，顶风违纪仍频发.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02-07.

[5]新一轮国企改革拉开大幕（政策解读·改革发布厅）.人民日报，2014-07-16.

[6]央企去年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700多户.人民日报，2018-02-01.

[7]孙韶华.我国首份全国版外资负面清单出炉.经济参考报，2017-06-29.

[8]马婧.我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跃升18位.人民日报，2017-10-26.

[9]许光建，丁悦玮.深入推进价格改革 着力提升“放管服”水平.价格理论与实践，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