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四性”(Four Characteristics of Party Press)

党报“四性”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一组核心概念的缩略表达,指1942年4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改版社论《致读者》检查自己的工作时正式提出的关于党报的四方面的要求,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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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作者、《解放日报》社长博古一家(1943)
采自延安新闻博物馆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写道:“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向全国宣达。”他要求:“《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至为至要。”(《毛泽东年谱》中卷334-33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月16日《解放日报》正式出版,其创刊号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发创词,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本报的使命。‘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

《解放日报》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版面安排与内容设计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其表现就如改版社论所说:“以最大的篇幅供给了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乏系统的记载;我们孤立登载着中央的决议指示,领导同志的论文,而没有加以发挥和阐明,对于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形经验检讨则毫无反映;我们以巨大的篇幅登载枯燥乏味的论文和译文,而不能以生动活泼通俗易解的文字解释迫切的问题,对于敌对思想缺乏应有的批评。”具体表现为“一版欧洲、二版远东、三版国内,而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却只占四版的上半版,下半版则是副刊。任何重大新闻报道,一律按上述安排‘对号’入座”,“就连当时毛主席在中央党校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次报告的重要新闻,也只放在三版的左下角”。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立论空泛”的现状在1942年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受到了很多批评。(参见田方《党报史上光辉的一页》,《中国记者》1992年第3期)

针对这些问题,1942年2月1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进行讨论,毛泽东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年谱》中卷408-40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同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三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博古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提出:“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现在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毛泽东年谱》中卷415页)

1943年4月1日,《解放日报》编辑部根据之前的批评与建议,多次讨论研究,最终拟订了改版方案,改版的理念和原则以社论形式刊发,题为《致读者》,由社长博古起草。社论伊始提出“什么是党报?”这一重要问题,随后列出列宁、斯大林等的论述。这类名言不涉及操作方式和实践手段,因而社论进一步论证了党报的四性,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具体内容如下。

一、党性:“不仅要‘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不仅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其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

二、群众性:“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

三、战斗性:“党报必须是为着党的革命方针和路线而奋斗的战士;报纸必须根据当前的政治事变而进行热忱的鼓动,而鼓动的成功,则极有赖于明朗锐利的揭露一切黑暗和腐败,抨击一切有害于抗日团结的阴谋和企图。尤其在思想战线上,报纸应进行经常的坚持的思想斗争,宣传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思潮,反对一切反动、复古、黑暗、愚昧。同时,报纸亦应该是我们党手中的有力的自我批评的武器,对于自己队伍中的错误和弱点,党报应该以实事求是的同志的态度加以批评和指摘,帮助其克服和改正。”

四、组织性:“响应党的政府的号召,或者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经常注视和指导运动的展开,具体地帮助各种群众运动和工农大众的斗争。党报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者,而应该是各种运动的积极的提倡者组织者。”(吴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