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平民崛兴之背景

在阶级制度之崩溃过程中，上下沉升，既失定态，则身份混同，贵贱观念日以泯灭；纵使后世仍有贵贱之殊，则亦非中世所谓士庶之别，而系于禄位之大小有无。换言之，其荣辱乃基于政治之关系而非复门阀之地位矣。且门阀重传袭，而官爵则迁转无恒；况考试铨选之客观标准，一经确立，则公开之竞争，自将助成平等化之趋势，而有裨于平民社会之崛兴。兹就中唐以下之世象，有关于平民社会之兴起者数事，分述于后，以明其趋势。

（一）科举之影响

隋始行科举，唐因其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由天子自诏者曰制举，乃所以待非常之材。所设科目甚多，通一代言之，则常制有八：曰秀才，曰明经，曰进士，曰明法，曰明字，曰明算，曰道举，曰童子。^[51]其最为朝野之所重者，初为明经、进士二科，后则进士尤极宠荣，得人亦最称盛。

隋唐一统，中央集权益以强化，科举制度之建立，即应乎此种事实之需要。统治机构之维持，不能不用人择官，尽委之高门大族，嫌其势力太大，遂乃别寻一途，而着眼于门阀以外之人才。故唐室对于进士科之特别提倡，亦犹南朝君主之喜用寒人，所以排门阀也。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云：

文皇帝偃武修文，天赞神授。常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其言实妙于刻画太宗之深心。同书又云：

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人共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材，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宏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惧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谣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按唐初进士，岁取人数甚少，通高祖太宗时言，未见有逾三十人者；^[52]且此制初行之时，门阀犹最尊贵，其影响自不致甚大。至定保所述之情形，当系后来发展已盛之事，非太宗时如是也。陈寅恪先生据《通典》卷一五《选举典三》所载沈既济之文，断言：“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53]厥言乃得其实。夫科名为世所重，则日即低落之门阀声势，便不免相形见绌。当时社会人心，视进士及第为无上之光荣，故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篇云：“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释褐，多拜清禁，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平揖蒲华长。’”至若杏园初会之探花宴^[54]，慈恩寺塔之题名^[55]，以及曲江大会，公卿于榜下择婿之盛事^[56]，演出种种风尚，咸足倾动世人观听，引起无限歆羡，是以宣宗以皇帝之尊，亦尝热衷于其事。^[57]于此可知科举吸引人心之力量。惟荣利在此，竞求者众，而名额有限，得之不易，乃于考试之先，不惜卑躬屈节，从事营谋，观薛登于天授中上疏曰：“今之举人，有乖事实，或明诏试令搜扬，则驰驱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咳垂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为贡举。”^[58]而宋项安世《家说》之述贡举，尤见唐时士人脑醉心迷之可怜情态。安世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59]盖唐时贡士于应举时，皆上书朝贵及先达名辈，朝贵各以其所及士属之主司；及放榜，犹必请于宰相，有无笃士乃填榜。荐举人之关系如此重要，故竞求延举，以为之助；甚者要挟恶取，亦可有得，如《玉泉子》载裴坦之子私议名氏，有常入其家之僧人，窃知其事，因为同乡翁彦枢要求及第。又《唐摭言》载裴思谦以仇士良之关节，胁迫高锴遂取状头^[60]，而肆其轻薄。《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有云：

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偷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至进士赴试时之仪式，亦慢易特甚，迹近侮辱。元和中舒元舆举进士，见有司钩校苛切，既试尚书省，虽水炭脂炬餐具，皆人自将；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围，席坐庑下。因上书言：“古贡士未有轻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隶人待之，诚非所以下贤意；罗棘遮截疑其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诗赋微艺，断离经传，非所以观人文化成也。臣恐贤者远辱自引去，而不肖者为陛下用也。”^[61]夫寒素之人专意企求通显，为利禄而暂屈，固无所谓；此在高门世家视之，乃觉参加此类考试，譬与鸡鹜争食，殊不屑为，以是李德裕尝有“好牛马不入行”之微词也。^[62]中唐以下，世局多故，俗益偷堕；为进士者本专重文辞，不通经史，由是文格纤弱，徒宗功丽，而其人品亦类多浮薄，蔑弃绳检，放荡无行，渐为世所共患，如杨绾于肃宗时请行古察孝廉通经之法^[63]，郑覃于文宗时请罢进士科^[64]，胥对此而发。然习行已久，难于遽改，其言俱未见的。故进士之科，下历王季，虽朝代更易，干戈扰攘之岁，未尝停废，惟取士人数锐减，而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则激增；盖土宇分割，人士流离，能文者少，而士以从事帖诵为易，国家亦姑以是为士子进取之途径耳。^[65]

洎入宋世，科举之制，仍承前代，而益为发展^[66]，举其著者而言：一为彻底防弊之措施。太祖建隆三年诏，及第人不得拜知举官子弟弟侄，及目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67]又废所谓“公荐”，以免偏私徇情。故事，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所知之负艺者，号曰“公荐”。太祖虑其夤缘挟私，禁之。乾德三年，陶谷子邴擢上第。帝曰：“谷不能训子，安得登第？”乃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复试之。开宝六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取宋准以下十一人，而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对问失次，上黜之。济川，昉乡人也。会有诉昉用情取舍，帝乃籍终场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见，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并宋准以下，乃御殿给纸笔，别试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为考官，得进士二十六人，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赐及第，而昉等寻皆坐责，殿试遂为常制。帝尝语近臣曰：“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68]

所谓“殿试”者，其制实创始于宋，乃举子于中礼部试后，须复试于内殿，始为及第，此为科举制度之一大变革。《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述其事之沿革云：

按殿前试始于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责后，不过下行其事以取士誉，非于考功已试之后再试之也。开元以后，始以礼部侍郎知贡举，送中书门下详复。然惟元和间钱徽为侍郎知贡举，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复试多不中选，徽坐免官。长庆以后，则礼部所取士，先详复而后放榜，则虽有详复之名，而实未曾再试矣。五代以来，所谓详复者，间有升黜人。宋太祖乾德六年，命中书复试，则以帝疑陶谷之子不能文而中选，故复之，亦未尝别为之升黜也。至开宝六年，李昉知举，放进士后，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论榜。上遂于讲武殿命题重试，御试自此试始。……亦未尝有省试、殿试之分也。至八年，复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于讲武殿内出试题，得进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为首。王式者，礼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则居第四。盖自是年御试，始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云。

按宋世虽已无如唐代所尝有之门阀，然人主苟不自操取士用人之权，则朝廷显要于考试之际，包揽关托，随意抑扬，不特因座主门生之关系，易肇党争，亦可能形成一种新贵族之传袭的固定形态，此实危及帝权之安全，且亦深妨平民之升进。基于此理，故太祖对于远方寒士之无力赴京应举者，则予津恤。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曰：“国家岁开贡部，敷求俊，四方之士，无远弗屈，而经途遐阻，资用或缺，朕甚闵焉，自今西川荆湖等道举人往来给卷。”^[69]王栐谓其事乃令由枢密院定制施行，盖举人自初起程至还乡，费皆公家。^[70]至于见任官之应进士举者，谓之锁厅试，所属官司，先以名闻，得旨而后解。太平兴国五年，颜明远、刘昌言、张观、乐史等四人，锁厅试合格，太宗吝而不予，惟特授近藩掌书记。^[71]又雍熙二年，令考官亲戚别试；是年李昉吕蒙正之子御试入等，太宗以势家不当与孤寒争进，黜之。^[72]人主之于权贵与寒畯两者，抑扬之际，态度迥别，用意则在去其壅阻，以求社会阶级上下迁流之合乎均衡。^[73]大抵太祖以后，科举之制，规防日密，遂有糊名考校、封弥誊录、禁止怀挟，及试官回避、断绝交际诸法。^[74]故欧阳修有言曰：“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厚薄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75]按宋室彻底防弊之措施，其动机果否出于至公？虽不必论，惟树立客观标准，使寒素升进获其平等之机会，此不特适符蓬勃兴起之平民阶级的权益，即于国家社会之整体言，亦殆有其诸多重大良好之影响也。^[76]

宋之不同于唐者，其二为登第之后，即为入仕之期，且取士名额亦大为增多。^[77]唐制，进士及第者，非释褐即予补官，尚须再试吏部，如韩愈四试于礼部乃及第，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也，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录者^[78]。盖肃、代以后，中央微弱，河西陇右没于蕃，河北河南不上计，吏员大减，待选者众，故其艰如此。至宋帝权大张，复以右文为治，较之于唐，形势大异，故其优崇贡士，有逾前时。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云：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缺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赐御制诗二首。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近代于名园佛庙，至是官为供帐，岁以为常。先是，进士参选，方解褐衣绿，是岁赐宴后五日癸酉，诏赐新进士并诸科人绿袍、靴、笏。自后以唱第日赐之，惟赐袍、笏，不复赐靴。

又有恩赐，谓之“特奏名”，以待困老于场屋之士。其事始于开宝三年，太祖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阅贡籍，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亦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余人。^[79]又放榜虑甫遗材，至于再试再放，如雍熙二年及端拱元年皆是。^[80]真宗咸平三年，特奏名者九百余人，有晋天福中尝预贡者。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又赐河北进士、诸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既下第，愿试武艺及量不录用者又五百余人，悉赐装钱慰遣之，命礼部叙为一举。较艺之详，树恩之广，实古今所罕见！^[81]于斯见宋室牢笼之术益精，致使天下人才之心，咸集于科举，有入而难出之势。田况《儒林公议》，言当世人心企羡状元及第之荣云：

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为当得之也。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壅塞通衢，人肩摩不可过，至有登屋下瞰者。

又言：“洛阳人尹洙豪士也。尝曰状元及第，虽使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强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焉。”^[82]科名之尊视，在上者既提倡不遗余力，久而潜移默化，遂蔚为牢不可破之风气。其结果乃如欧阳修于其《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之所云，虽将家子亦以弃武习文为其出路：

及天下已定，将率无所用其武，士君子争以文儒进，故文初将家子反衣白衣，从乡进士举于有司。彼此一时，亦所遭之势而然也。^[83]

盖自太宗太平兴国以至仁宗嘉祐，洪迈称为宋代恩数最隆及得士最盛之时期；^[84]苏轼亦谓仁宗一朝共四十二年，凡十三举，取进士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九人，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85]。是其时欲求贵显，群集进士之途，无怪其然。故王称有言云：

设科之待士，有国者之盛典也。昔之人盖有致位宰相而不由进士，以为终身之憾者矣。亦有自科第奋而为宰相犹称前进士者矣。以是观之，擢进士者岂不贵且重哉！^[86]

吾人讨究科举制度之发展，知其对于社会阶级升降之变动，实有重大之影响。其时学制与科举具有密切关系；此种社会变动之迹象，亦可于学制方面见之。《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谓：

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官、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

据此，唐代学制之贵族及阶级特色，最为显然。中央六学中，其许庶人之俊异入学者，仅四门学中之八百人，及律、书、算三学中之少数人耳。当时学校本为科举而设，其所肄习之课程，亦为应举之预备，生徒成绩嘉者，解送礼部与试^[87]，则学校之举选，可免乡贡之一途，乃为入仕之阶梯也。至其时地方所设之府、州、县学，性质相同，名额无多^[88]，大体仍为官吏士大夫教育，可无疑义；学校俱为官立，私人不得设置^[89]，是庶人之入学校，事实上限制綦严。庶人惟有学于私塾，始无限制，然所习不过《吉凶书仪》《算经》《开蒙要训》《俗务要名林》之类，无关高深之学术，亦非有何种之资格，仅得获取低浅之生活常识而已。迨至宋初，入学限制显已大为放宽，而便于容纳庶人子弟之受学，如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四门学则更无分乎士庶^[90]，一视同仁，渐泯轩轾；且宋初民间私学发达，复有书院之出现^[91]，学术空气，弥漫社会，于质于量，皆有以超越于唐；盖由唐至宋，乃为中国社会阶级剧变，平民势力兴起之时期，于此科举之刺激，与教育之开放，固皆有其促进发展之作用也。

（二）经济之剧变

唐初承北魏以来之均田，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耕田之人则有庸，人而成家则有调；此皆取于土地身家之所固有而非外求，故民力胜任，生活宽舒，而社会亦显集体安和之特色。唐制，百亩为顷，民年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给田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永业田；自狭乡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乡田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近州。^[92]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随乡土所产，岁输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兼绵三两，输布者兼麻三斤，谓之调；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加役十五日免调，加役三十日者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93]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阔陋为乡账。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又有计账，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国有所须，先奏而敛。凡税敛之数，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水旱灾荒，视其重轻为捐免之差。^[94]盖其定制之精神，在求地权之平均，同时亦颇顾及生产之效率；规划周详，用心善美，宜为三代以后之土地良制，而收贞观永徽之活效也。惟授田及租庸调之制，于天下户口数，关系最切，若户口激增，而垦田面积不足容纳，则纵外表一时繁荣，而祸机内伏必待时以发。故至开元初世，已起户口逃亡，色役伪滥之弊；朝廷患之，乃用监察御史宇文融策，括籍外羡田逃户，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州县希旨，多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而田制与税法由是遂紊。^[95]盖租庸调之法，乃以人丁为本，而开元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国家侈费无节，随之安史大乱以起，兵兴政极，财用日屈，而租庸调法乃坏。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税；至德宗相杨炎，代以两税法。其制大要：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月。史称行后效果：“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96]其制简明，因有止奸济时之效，然唐初授田征租之法，自是一变为征租不问田之法，历时千载终不能复矣。租庸调以丁身为本，故税丁身所出之布帛；两税法以资产为宗，故税资产者所有之田谷。不独无田之人，国家不复为之计；即纳税之人亦所供非其业，必将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无形之际多蒙损失。是以一较两制之相异性质，则知前者有裨社会之安定，后者势将促起剧烈之竞争；前者代表集体的求均的精神，而后者则形成个人的放任的态势。盖就学术之观点言：均田制为富有理想勇于负责之表现，而两税法则不脱补苴敷漏因循苟安之作风。故吾国中唐以下之社会，陈松散漫，萎弱难振，探究根源，均田制破坏之关系实不宜忽。杜佑《通典》谓：“古之为理也，在于周知人数，乃均其事役，则庶功以兴，国富家足，教从化被，风齐俗和。……及理道乖方，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家以之乏，国以之贫，奸宄渐兴，倾覆不怪，斯政之大者远者！”^[97]此言社会失其组织，浮游增多之患也。元和时李吉甫亦言：“国家自天宝以来，宿兵常八十余万，其去为商贩、度为佛老、杂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内外官仰奉廪者，无虑万员。”^[98]生者寡而食者众，国计民生，安得不困？且吾国中世，宗教盛行，托身道释，无分智愚，此辈虽无意于世，而不免深为世累。故韩愈《原道》有云：“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何民不穷且盗也！”于此益知其时儒者之排佛老，不徒基于学术思想之立场，而实有挽救社会经济之原因。唐武宗^[99]及周世宗^[100]对于佛教尝大加打击，其基因殆亦以经济为重。惟至宋世，由于君主之提倡，宗教复盛，僧道剃度，寺院建置，其数猥多^[101]，对于社会经济，自必增益不利之因素。故社会组织由严密而趋松懈，亘竞争自由，外表固呈活泼光焕之象，而实则于无基础无重心之局面下，民生日艰，问题丛生，有岌岌难保之势。是以从社会经济之演变上观察，于此唐宋交替期中，特能表现一种过渡性质之事实者，曰兼并之激烈，曰商业之活跃，曰都市之发达。兹分别略为说明：

1.兼并之激烈

唐初行授田之制，天下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民，人皆有养，安于所业，生之者众，食之者寥，为之者急，用之者舒，故社会无甚贫甚富之患，而人民之于国家有相维相依之情，此开元以前之富盛局面所以造成也。然授田法坏，两税法行，征税以资产为宗，乃全失为民制产之意，且不啻默认兼并之事实。中唐以后，藩镇跋扈，战乱迭起，政治失其控制，社会秩序大紊，遂有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之倾向。代宗时，独孤及上疏言：

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髄。长安城中，白昼椎剽，吏不敢诘。官乱职废，将堕卒暴，百揆隳剌，如沸粥纷麻。民不敢诉于有司，有司不敢闻陛下，茹毒饮痛，穷而无告。今其心颙颙，独恃于麦，麦不登，则易子咬骨矣。^[102]

当时大富，多属拥兵之武臣，次则弄权之朝官。郭子仪为中兴名臣，誉望盖时，其生活豪侈，资财丰溢。岁俸二十四万贯，私利不在其中；第宅在亲仁里，占全里四分之一，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后获赐良田、名园、甲馆、珍物，不可胜纪。^[103]马燧赀货亦有甲天下之称，子畅承其旧业，屡为豪幸邀取，后至子孙冻馁，京师奉诚园亭馆，即畅旧第。^[104]王谔为岭南节度使，租其廛，榷所入，垺于常赋，以为时进，自收其余；尽有蕃舶之税，由是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艘，载犀象珠琲，与商贾杂出于境，数年之间，京师权家莫不富谔之财。后继杜佑为淮南节度使，在镇四年，其钱流衍天下。^[105]韩弘自汴入朝，献马三千，绢五十万，它锦彩三万，而卞之库厩，钱尚有万贯，绢亦有百万余，马七千，粮三百万斛。^[106]此见武臣殷富之一般。元载相代宗，于京师开南北二第，东都亦有宅馆，室宇奢广，冠于当时；近郊作观榭，帐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别墅，疆畛相望，且数十区；后籍没其家，钟乳五百两，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称是。^[107]宣宗时，韦宙除广帅，帝戒之曰：“番禺珠翠之地，当垂贪泉之戒。”宙曰：“臣江陵庄积谷七千堆，无所用泉。”帝曰：“此所谓足谷翁也。”^[108]此又内外官吏多财之著例也。大抵中唐以后，庄园制度普遍流行，兼并之家，所在厚拥田地，役属齐民，往往人户密集，居然形成聚落。^[109]可见土地集中之趋势，适方兴未艾也。德宗时，陆贽有《均节赋税恤百姓奏》，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之弊云：

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公廪安得广储？风俗安得不贪？财货安得不壅？^[110]

据此，足见贫富悬殊之日形尖锐化。长庆时元稹为同州刺史奏其地情形，谓人户逃移，田地荒废；亦有豪富兼并，田连阡陌，十分土地，才税二三，穷独逋亡，赋税莫辨。^[111]稹于均赋之事，至此径称曰均田，可见时势日非，理想之随以就低也。后周世宗欲均田租，显德六年七月丁亥以元稹均田图遍赐诸道；旋诏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田租。^[112]其时南唐潘佑尝请恢复井田之法，偏方得此，可谓空谷足音，然固无功。^[113]盖当豆剖瓜裂之世，刻削凌暴，已成风气，虽有一二人偶发之仁心，亦未见仁政之遂实现也。《东都事略》言：“自唐以来，方镇多以赋入自擅，而上供殆鲜，场院率令部曲主之，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输额之外辄归己，或私纳货贿，以事贡举，用冀恩奖。”^[114]其甚者乃至劫夺人财，有逾盗贼。^[115]好利无厌，至于如此，兼并之风，何由得戢？宋初惩贪颇严，然贵官营私殖财者，犹比比不乏其人。如王祚频领牧守，能殖货财，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116]魏仁浦所营邸舍，其子咸信，性吝喜利，悉擅有之；^[117]范晞为兴元少尹，居京兆，殖货巨万；^[118]石保吉累世将相，家雄于财，所在有邸店别墅，好治生射利；^[119]赵普亦营邸店规利。^[120]《宋史》称：“自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镇颇恣部下贩鬻；宋初，功臣犹习旧事。太宗初即位，诏群臣乘传出入，不得赍货邀利，及令人诸处图回，与民争利。”^[121]则官吏经商求富，宋初仍无大异于前时也。钱穆先生谓：“隋唐商业尤盛，而官吏以经商致巨富者亦习见。自两宋以下，此风似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者始少，富商大贾在政治、社会各方面活动势力亦渐绌。其趋势盖自唐中叶以后而始变。”^[122]余按此论尚似有待商榷者，中唐以下社会虽有平等化之趋势，然应指贵贱阶级之混泯言，而非可语于经济上之贫富；贫富悬殊之势乃自中唐而始盛，非自中唐而就衰也。此点如由户口与垦田数之消长上观之，亦能获得相同之结论。唐玄宗天宝年间垦田总数为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天宝十四载户数共为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计每户可合一顷六十余亩^[123]，土地供应可谓宽舒。然于宋代，情形则异，即历朝户口激增，而垦田之数未见增加，且或转益减少。据《宋会要》^[124]及《宋史·食货志》^[125]北宋前期之户口数与垦田数之统计，略如下表：

上表所示之数字，吾人堪予注意者，为历朝户数呈递增渐进之趋势，而垦田数字则忽增忽减，极不规律。如景德中垦田186万余顷，每户仅合25亩，皇祐中垦田228万余顷，每户平均亦仅约合21亩，所垦田数较之前后皆为特少，使人不无怀疑。故《宋史·食货志》于前文为之释云：

天下垦田，景德中丁谓著《会计录》云：总得一百八十六万余顷，以是岁七百二十二万余户计之，是四户耕田一顷，由是而知天下隐田多矣。

又于后文亦加评论云：

皇祐、治平，三司皆有《会计录》，而皇祐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治平中四百四十万余顷，其间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垦田之数倍增，以治平数视天禧犹不及，而叙《治平录》者以谓：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是时，累朝相承，重于扰民，未尝穷按，故莫得其实，而废田见于籍者犹四十八万顷。

合此两事观之，则知垦田数字之减少，乃由于隐漏不应租赋之田增多。是类田亩盖为帝室、诸部、公主、势官、豪富及寺观等所持有^[126]，其应纳租赋则往往转嫁于其他农户，故政府账籍上之垦田数愈少，而真正农户之负担则愈重。且建中行两税法后，其后又以收入不能平衡，于两税之外，重征差役；至于五代，差役之外，又重征丁口之赋，苛杂稠叠，愈后愈重。故南宋初林勋言：“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于七倍。”^[127]民苦赋役，力既不胜，于是遂多弃田逃税，易名佃作，减口析户，求就下等，伪弊丛生，而田户之数两难得其实矣。李心传云：

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自本朝元丰至绍兴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于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然今浙中户口，率以十户为十五口有奇，蜀中户口率以十户为三十口弱，蜀人生齿非盛于东南，意者蜀中无丁赋，故漏口少尔。昔陆宣公称租庸调之法曰：“不校阅而众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决不可令输二丁之赋，非若两税，乡司能开阖走弄于其间也。自井田什一之后，其惟租庸调之法乎？^[128]

户口垦田两者大量隐漏，此固足以证明兼并严重之事实。史称仁宗时，“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129]其弊既大著，故一时主复井田之论纷然大起，而苏洵之言，尤为切至。其言曰：

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于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于县官，而不免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税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税也；使以其半而供十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于十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噫！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130]

盖至仁宗中叶，中国近世社会之新态已近完成，而新儒学运动亦同时于兹臻于成熟。其时志士新儒，纷起民间，志切淑世，关心民瘼，所持理想至高，所欲改造之范围至广。其于经济方面，多唱重农均富之论，殆即对兼并激烈之恶潮而发。吾人今日考察此一运动之影响，虽党格于环境事实，未能针对问题，求待彻底之解决，然自是举世提高警觉，事前防维，事后补救，实不无消极阻遏之作用；是以兼并之稍止而不过分严重，以致得免资本土地集中与阶级革命之发生于中国近世社会史上者，求其潜消祸乱之钤键，则仁宗庆历时代之文化更新运动实不无最要之关系矣。

2.商业之活跃

由于田制破坏，兼并大起，向之为农者，多失其业，则商贸自为消纳之一途。《新唐书·食货志》谓建中定两税后之四十年，至穆宗时有物轻钱重之患，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而末业日增。盖中唐以下之时势，本有不利于商业经营者，如藩镇之割据，战乱之频仍，赋敛之奇重，商路之阻梗等是；然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之潮流，积势澎湃，固未始因此挫折而停滞，是以宋代时局转于承平，则商业活跃，即呈蒸蒸之象。其足以说明之事实分述如下。

其一为工业生产之发达。

举其著者，如采冶、纺织、造船、陶瓷、造纸、印刷等，莫不有其长足之进步。

言采冶：唐宪宗元和时，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宣宗大中时，岁率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131]至仁宗皇祐中，岁得金万五千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铜五百一十万八百三十四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斤，铅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六百九十五斤，水银二千二百斤。^[132]于其产量一加比较，即知其发达之情形。又有仰石炭为生者，真宗时陈尧佐尝奏除其税。^[133]大抵坑冶所在，慕利之民麇集，此种事业亦吸收游民之一途。^[134]

言纺织：宋世技术大进，新织物迭有出现，《博物要览》载宋锦名目多至四十二种。其纤丽者，有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品，亦听民间织卖。^[135]他若斑缬，亳州轻纱，刻丝烟雾纱、霞样纱、无缝锦、醒骨纱等新品之别^[136]，俱各竞巧思，以极于精丽。纺织之业初本盛于北地，唐末五代以来，越湘之域，机杼肇兴^[137]，而其业遂日益普及矣。

言造船：宋代漕运频繁，诸州多造运船，太宗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造船地位于虔、吉、明、婺、温、台、楚、潭、鼎、嘉诸州及凤翔、斜谷等十一地。^[138]至海船装造，明州为盛，徽宗宣和时徐兢随路允迪奉使高丽，其记出使之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139]唐宋以下外商乘华船者甚众，吴自牧谓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140]深广沿海又有“藤舟”，常航大海。^[141]且由唐迄宋，造船技术多进步，如转海船式，转桅及轮舟^[142]，皆特见匠心，不拘故常。

言陶瓷：瓷器至五代傅色始精，流行益广，遂代铜器为用，为瓷铜器用之一大消长。当时流行最著名者，越上祕色器^[143]、柴窑^[144]、定州红瓷器^[145]、汝窑^[146]、哥窑^[147]、官窑^[148]、景德镇^[149]。

言印刷：雕版印书始于唐末，流行于五代而大盛于宋。宋太祖开宝四年，敕使人往益州雕《大藏经》十三万余版^[150]，可见其时雕印功业之盛。真宗景德二年，国子监书库所存之印板，达于十万，经史义疏悉备。^[151]除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亦出鬻而收其直。^[152]各地学官亦往往印书，供学子之用，或且印书术利以赡学。至庆历时，布衣毕昇发明活字版，尤为文化史上之一盛事。^[153]其时印书中心以益州、杭州、建阳诸地为盛，皆在南方。

他如金属、武器、漆器、文具、建筑……各种工业，无论从质从量而论，至宋皆有大发展。且北宋中叶以后，其于工业经营形式方面，手工业坊厂之组织日渐增多；于交易方面又有批发与定货两种方式之出现。定货之特殊形式，已有重视商标之习尚。^[154]同时多个大作坊及手工业场兴盛之结果，竞争日趋激烈，有降低货物品质以求速售多售而谋利润之增进者，如宣州名产之诸葛笔即其一例。^[155]竞争结果，小作坊被迫破产者多，作坊数目激减，于是小经纪及盘街者纷纷辈出^[156]，杂居城市，此则商业发达应有之现象也。

其二为货币经济之盛行。

自汉末迄唐之五百年间，为自然经济之优势时期。^[157]惟中唐以后货币经济代兴，情态迥异。

中唐以上国家岁入，其绝大部分乃以谷粟布帛等实物为主，虽有钱币，所占比例极小。杜佑《通典》卷六云：“天宝中，天下计账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其地税约为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课丁八百二十余万。其庸、调、租等：约出丝绵郡县计三百七十余万丁，庸调输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绵则一百八十五万余屯，租粟则七百四十万余石；约出布郡县计四百五十余万丁，庸调输布约千三十五万余端。其租：约百九十余万丁，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七十万端；二百六十余万丁，江北郡县，纳粟约五百二十余万石。大凡都计租、税、庸、调，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五千二百三十余万端、匹、屯、贯、石。”^[158]《通典》卷七又云：“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惟一耳。”此之所谓“税户”即户税，又名税钱，为天宝年间专以钱币缴纳之税。盖其时所征钱数乃仅相当于租庸调等实物总岁入的3.9%而已。

安史乱后，大难粗平，岁入总数急剧减少，而货币收入较之实物反有增加，则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互为消长之情形表现殊为显者。据全汉昇之研究^[159]，宋之岁入与唐相较，所收实物部分，谷物大体相近，布帛匹数锐减，而钱币数额激增。^[160]例如英宗、神宗时代，岁入钱币达六千余万贯，与天宝八载所收之二百万余贯相较，则增加三十倍；如就钱币数在岁入总额中之比例言，天宝八载只占3.9%，但下逮北宋，比例逐渐加重，至治平二年则占51.6%^[161]，竟逾总额之半。按宋代钱币岁入之数大，亦由其时铸币之增多。庆历年间岁铸钱约三百万贯，熙宁、元丰间又倍增至六百余万贯，较之天宝年间岁铸三十二万七千余贯者^[162]，宋乃增加至十八倍。然犹时闹钱荒，不足于用，则以海上贸易大盛，漏溢于国外若至多也。^[163]又唐代岁入中不见金银之统计数字，其毫无地位可知，唐末渐行使用，入宋成为货币，遂大流适于世，真宗天禧五年之岁入中，有金一万四千四百余两，银八十八万三千九百余两。^[164]

而钞币之行使，亦为一堪予注目之事。唐宪宗时，始有所谓“飞钱”，是为汇票性质之出现。宋真宗时，益州患铁钱太重，又有所谓“交子”之发行，^[165]则为纸币普用之事实。此皆因应商业上之供需而发行者也。

其三为商税收入之激增。

《唐会要》谓唐初关市不税，税商则自中唐后始，德宗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请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166]惟所收数额无考，其初不至甚多。《文献通考》谓“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槖驼，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自唐室藩镇，多便宜从事，擅其征利，其后诸国割据，掊聚财货以自赡，故征算尤繁。”^[167]

至宋征课商税，分为过税、住税二种，前者按货物价值抽百分之二，后者抽百分之三，^[168]庆历时达于最高额，岁入为二千二百万贯。^[169]《文献通考》载：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三处，北占其二，南占其一；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处，皆在南方；十万贯以上者十九处，北得其一，南得十八处；五万贯以上者三十处，北十二，南十八；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处，北二十五，南二十六；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处，北四十五，南五十；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处，北二十南十五；五千贯以下七十三处，北十九，南五十四。^[170]据此可知宋中叶以后，商税征收地域之普遍，且南方跃进，超越北方，其发达远盛于唐也。又唐初于盐、茶及酒皆未有课税，而中唐以下由于赋入不足，乃行专卖之法，历久讲求愈精，乃成为最主要之收入。代宗大历时，盐铁使刘晏整顿盐法，其初盐利岁才四十万贯，后增至六百万贯，天下之赋，乃居其半；^[171]至宋则达二千余万贯，实三倍于唐。^[172]唐德宗贞元九年，张滂始榷茶，按时估每十税一，岁入为四十万贯。^[173]至宋景德元年达于最高额，为五百六十九万贯，^[174]后增至六百万贯，乃十四倍于唐。唐之酒课始于代宗广德二年，文宗太和八年为一百五十六万余贯，^[175]至宋庆历五年达于最高额，为一千七百一十万贯^[176]，乃八倍于唐。按商税及专卖收入之激增，其可能原因不外二种：一为物品生产、消费与交换之发达，二为税率及专卖价格之提高。究之史实，北宋一般平均物价水准并不高于唐代，甚或较低于唐，钱币之购买价值既未遭贬抑，则收入增大之原因显由前者。盖商业发达，一般物品之生产消费量大为增加，而交换过程加速，所需周转资金随之大量扩充，政府收入自亦势必激增也。

其四为海上贸易之兴盛。

海外贸易难行之已久，然唐宋以下，其进展始益显著：此盖由于萨拉森帝国适于其时勃兴于西，大食之人来往我国沿海经商者颇多，远胜于前代与印度罗马之关系；而同时中国商人之远航东南洋及西亚一带者，亦初盛于此期，乃开近世华侨殖民之端绪，故殊足重视也。唐代中国之对外贸易港，以广州、扬州为最著，交州、潮州次之，至楚州、苏州、登州、莱州、泉州、明州、杭州等处，亦有对外贸易之事实。唐时广州大食人聚居之所，谓曰“蕃坊”。^[177]肃宗乾元元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178]，则知其时外人来广州者之众也。《通典》称：“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同书又引《经行记》述大食国事有云：“汉匠起乐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環、吕礼。”^[179]据此因见华人之经商做工于西亚等地者亦复不少也。波斯大食同寇广州后之二年，即上元元年，江淮都统刘展叛，邓景山引田神功以讨之；兵至扬州，大事劫掠，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至数千人。^[180]乾符五年，黄巢之陷广州，据大食人之记载，其时被杀之回回、犹太、基督、祆教徒约为十万至十二万人。^[181]而日本出版之《唐大和尚东征传》亦云：“玄宗天宝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堆积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182]唐设市舶司监督外商务，并征收货税；市舶使或市舶司之名始见于开元二年。^[183]当时所定税率，对于输入货品，大约抽原价十分之一以至十分之三，《新唐书·食货志》谓之“下碇税”，而李肇《国史补》所谓“舶脚”者是也。

唐末五代，时局不靖，陆海贸易趋于消沉，迨宋一统，海上商务始又恢复。太祖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真宗咸平三年又于杭明二州置司，至泉密二州置司较晚，则在哲宗元祐二年及三年；^[184]其后泉州最称发达，竟代广州之地位。《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谓：“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宋初，凡大食、古逻、阎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贸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等。太宗置榷易院于京师，诏：诸番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两浙、泉州，非出于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后又诏民间药石之具，恐或致缺，自今惟珠贝，玳瑁等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货于民。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其价值酌番货轻重而差给之。^[185]雍熙四年，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仁宗天圣六年，以蕃舶来航者少，诏广州知州及转运使，谋招诱安存之法；^[186]想见其时朝廷注重之态度。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三引毕仲衍《中书备对》，载神宗熙宁十年之对外贸易，言广、明、杭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北宋三处置司，仍以广州为最盛也。按宋代财政本极困难，海舶所入，实为一大财源，故历朝重视，招徕甚殷。此外在宋代对外贸易中当有可特书之二事：一为广州蕃坊势力较唐为盛，颇具近代租界形式与治外法权之意味；^[187]一为市舶司有任用大食人充当者^[188]，此亦足以说明于时商业之发展，已日邻于近世化之程度矣。

3.都市之发达

商业活跃，人口趋集都市，都市遂随以发达，故入宋世，都市数目大增。如政治中心之汴京，发展特速，固不待言^[189]，他若江宁、江陵及杭、广、泉……诸州，或为国际贸易之口岸，或当内河航运之冲要，或位蕃夷互市之中心，皆市况繁荣，逾于往世。且中世以来之都市规模，形态一新，而县以下之区划，于“乡”之外又有“镇”“市”之出现；^[190]镇多由草市自然发展而成。^[191]所谓“草市”者，为邻接于城郊之新开繁昌区域之俗称，此类小市井于时纷纷簇生，为数不少^[192]，此见宋代都市质量两者之发展，皆已迥异于中世之情形。近世都市生活之出现，乃由逐渐演变而大体成于宋仁宗之时；举其显著之特点而言，则为代表中世精神之坊市制度至是尽行崩溃，而转为另一都市之新型。唐代城市之基本区划曰“坊”，坊即汉代之“里”，西晋北魏之世里坊并称，隋初称坊，炀帝时又称里，入唐则专称坊名。坊为四周围墙之区域单位，徐坚《初学记》云：“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一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第。其舍在里门，皆不称第。”^[193]按汉之里门即唐之坊门，日启夜闭，为居民出入之必由，惟高官始得临街开户，不受其限制。唐文宗太和五年七月左右巡使上奏云：

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伏见诸司所有官宅，多是杂赁，尤要整齐，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请准前后除准令式各合开外，一切禁断。^[194]

据此，足见坊制之维持，乃所以约束居民，便利治安，倘有犯违，必加制裁。^[195]宋都开封，城内外亦有诸坊之布列。王应麟《玉海》云：“至道元年十一月丁卯，诏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八十余，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又云：“旧城内，左一厢二十坊，二厢十六坊，右一厢八坊，二厢二坊。新城内，城东厢九坊，西厢二十六坊，南厢二十坊，北厢二十坊。”^[196]是其时乃兼行厢制。厢本为治安而设之监察行政区划。李焘《长编》卷七〇“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条载，“都门外居民颇多，新城外增置八厢”云云。新城为开封之外城，其时又有居民众多之新繁昌区域簇生于外城之近郊，此正是显示都市日形膨胀之最尖端。其后坊制不复存在，城市之中遂惟见厢制之实族矣。

至于市制之废弛，亦与坊制情形相同。自汉迄唐，凡都会中之“市”，乃为一种具有固定界址之商业区域。以唐代而言，如长安有东西市，洛阳有南北市，扬州有东市，楚州有西市，益州有东市，夔州有西市等。宋敏求《长安志》卷八《次南东市》云：

南北居二坊之地，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定四面街各广百步。北街当皇城南之大街，东出春明门，广狭不易，于旧东西及南面三街向内开，北广于旧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集积。

唐京都市有令丞以掌交易之事。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三贾均市；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买卖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凡买卖不和而榷固，以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若参市而规自入者，并禁之。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197]此唐代市制之典型也。大抵唐初旧规，营业限于市内行之，玄宗时随商业之发达，京城两市近场之所，遂有商店之开设。^[198]其后两市邻近诸坊，复有商店之迭见^[199]，则地域限制亦渐有打破之趋势。文宗时尝有禁断夜市之敕^[200]，则知由于市制之紊乱，其时已有夜间营业之事，而政府基于治安理由又旋加禁断也。五代之开封，由于居民增加，商业繁盛，市制亦呈废弛之象。周世宗显德二年四月诏曰：

东京华夷辐凑，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201]

此诏下文复有欲推广城垣之语。据此，当时商肆设立虽已不必限于市内，然究仍有坊市之区分，而非临街开户，自由来往，有如《东京梦华录》中所述北宋末年汴京之情形。其书卷二《东角楼街巷》云：

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姜行。高头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箓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东去则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

又《潘楼东街巷》条云：

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土市北去乃马行街也，人烟浩闹。

则开封城内，但见大街通衢，生活自由，无复坊市分区之拘限。且夜市极盛，要闹地点，车马阗拥，通宵不绝；而饮食种类繁多，其专门擅名者，往往不乏其人。如袁褧《枫窗小牍》卷下云：

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盘案亦复擅名，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熝物、石逄巴子、南食之类，皆声称于时。若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皆当行不数者。

又有供市民大众娱乐之瓦子^[202]，开封当时有新门、桑家、朱家桥、州西、保康门、州北诸处瓦子。《东京梦华录》卷二记当时肆之情形云：

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瓦子中所表现之技艺，种类甚繁，有般杂剧、枝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毬杖踢弄、讲史、小说、小儿相扑、杂剧、掉刀蛮牌、影戏、弄乔影戏、弄虫、诸宫调、说浑话等名目。此种规模宏大的娱乐场所之盛行，与唐代技艺表演多在寺院或市中者^[203]，情形大异，此种新兴之事实，益征都市繁荣，乃与平民解放之主潮正是息息相关也。周邦彦之《汴都赋》，述开封繁华，其词极涉夸张，或难尽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自序》则富写实精神，其言曰：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髙，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所述虽系徽宗时之开封，然据“太平已久”一语，知前于徽宗之时已然。大抵近世都市之出现，一切风气变古，实在仁宗时代，此由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京师街鼓之废坏一事可以推知之，其书卷上云：“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鼕鼕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鼕鼕鼓，是则京师之制也。”^[204]此书成于熙宁三年十一月至七年，由此上推二十四年，正当仁宗庆历年间。按街鼓乃缘坊制而设，是以由街鼓之废行，亦得间接推知坊制之不存矣。坊市之制，不复维持，垣墙关防，日益破除，于是商铺骈列，临街而贸，酒楼堂皇，或以名街^[205]，而茶坊、羹店、妓馆之属，亦比比皆是，盖均应乎平民生活解放后之需要而起者。按李唐时代之社会娱乐，诸如曲江芙蓉园之宴游，平康坊曲之狎妓，牡丹名花之玩赏，美服骏骑之夸示，以及斗鸡养鹰之种种行乐，大体限于贵族阶级，则与北宋中叶以后娱乐平民化之情形，意趣迥不侔矣。

（三）南方之开发

中国自有史以来，民族活动乃在黄河流域之北方；秦汉以下，政治一统，版图宏展，其势渐及南方。西晋之末，五胡祸作，东晋立国，偏安江左，自是南北分裂，殆历二百七十二年始复混一。^[206]南北对峙之际，双方风尚不同，辄相诋娸。^[207]北齐颜之推尝较其优劣谓：“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208]，其言虽就语言音韵而说，然亦颇可适用于一般文化之情况。盖社会基础本寄于广大之群众，而不在居于高位之少数人物，加以隋唐一统，帝室将相俱出北人，则其强本抑末，自持其尊，遂使文教政治之重心复返于北，无足异也。惟至唐玄宗天宝以后，安史乱起，北方盛极而衰，南方则因养息日久，富力裕足，骎骎后来居上，一变上代以来之形势，而使南北地位发生优劣之例置。其显著之事实，初为南方产业及人口发达，继则南方人才亦日有兴起，终则夺北人之席而掩其声光矣。

南北朝以来，南朝国用注重关市之税，北朝则倚赖田赋，故就国民经济及国家财政而论，南朝转较北朝为进步。^[209]隋唐建都关中，粮食取给，实在黄河下游之东部地域。^[210]苟遇水旱荒歉，天子辄率百官就食东都：唐太宗三幸洛阳；高宗七幸洛阳，自显庆二年至永淳二年，二十六年间，居洛之时乃占其半；武后则全朝均在洛阳。^[211]此种事实乃显示西北财力对于维持一全国性之政权，已有不济之势。玄宗开元二十一年秋，霖雨害稼，京师谷贵，玄宗将幸洛阳，问策于裴耀卿，耀卿建议改进漕运之方法，于河汴沿流，相次置仓；并运江淮变造义仓之粟，以增漕运数量，凡三年所运达七百万石，其效大著。^[212]开元二十五年，又纳彭果和籴之策，推行于关中，粮廪益充，遂令改江淮租粟为运布，是即所谓“回纳造布”。关中蓄积由此羡盈，车驾不复东幸矣。^[213]天宝初，韦坚为陕郡太守及水陆转运使，奏请截浐、灞水，作兴成堰，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与渭合，并于长安城东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自是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坚尝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二三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袱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缎，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瑇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诸船连樯而进，弥亘数里，观者山积，倾动京城，百姓骇视，玄宗大喜。^[214]又其时河西极为繁荣，史称：“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215]所记如得其实，则西北经济情势又疑与前有大异者，然吾人应注意者，关中之足食丰财，乃赖施行和籴之效，而和籴之资本又实为东南地方所运来之租布等物，是以此时西北之繁荣，仍为东南经济力之所支柱也。安禄山反，潼关失守，边兵内调，吐蕃乘间侵蹙，数年之后，凤翔以西，邠州以北，凡数十州，尽没于蕃，西北民物荡然，关中自此大耗。德宗贞元二年，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耶？”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德宗始解忧为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216]宪宗时，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云：天下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217]观于此，则知韩愈所谓“国家财赋，江南居其十九”者，乃写实之言而非有何夸张也。

自秦汉以迄盛唐，户口数之见于旧史者，北方俱有压倒南方之优势。例如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北为九百六十五万，南为一百一十一万，乃为九弱对一强之比；晋武帝太康元年，北为一百四十九万，南为六十五万，乃为七对三之比；唐玄宗天宝元年，北为四百九十三万，南为二百五十七万，乃为六点五对三点五之比。^[218]北优南劣之势甚显，惟南方户口亦呈递增之势耳。天宝末年，物阜民殷，为唐代人口之极盛。天宝十四载户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口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补隋唐州郡三万以上者——原旁注）。安史之乱，社会秩序大紊，由于死亡逃匿隐漏，户口数锐减，肃宗乾元三年上距天宝十四载仅五年，户数存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减五分之四弱，口数存一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则减三分之二。^[219]然乱区本在北方，是以此次户口之减少，乃为南北两方一升一降之钤键。此下历史即为南方人口激增，北方则呈衰退之趋势。唐末藩镇之乱，以北方受害为深，及黄巢大起义战场亦在黄河流域。至于五代，史家对于政权之禅递，虽着眼于北，号为正统，然就实际之政绩言，北方实逊南方。且十国除北汉外，余均立国于南，其寿命或较五代全期为长。^[220]又各国君主，大体亦具才略，其余政治之设施，亦较有成绩，或为北方所弗及。^[221]故宋太祖之有天下，北方得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嗣平荆南、湖南、蜀、广南、江南五国，共得户一百五十九万九千零四十五，即蜀（五十三万四千零三十九户）、江南（六十五万五千零六十五户）两地户数已超过中原。^[222]至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后，又得漳泉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得吴越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得北汉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223]，计北方共得一百万二千五百七十三户，南方共得二百三十万一千七百一十三户，则北南人口已为一对二点三之比矣。宋世承平，历朝户口日益递增，神宗元丰三年，毕仲衍《中书备对》内载，其时全国（东京开封府及十八路）主客户数共为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二千六百八十四，淮汉以北居其六（东京开封府及京东、京西、河北、陕府西、河东等五路），占四百五十九万一千二百四十八户；淮汉以南则居其十三（淮南、两浙、江南东、江南西、荆湖南、荆湖北、福建、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广南东、广南西等十三路），占九百九十五万二千零十三户。^[224]是南北人口仍为二对一之比率也。

南方产业及其户口转盛之后，又见南方人物辈出。所谓人物乃指具有优秀才能，得于当时社会有其领导作用者。以此衡量吾国南北两方之人物数量，不特魏晋以前，人物多在北方，即至隋唐之世，南方亦远非北方之匹敌。如一考唐代宰相出身之籍贯，则北优南劣之情，即不难获知其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为九十八族：其间崔氏十房得宰相二十三人，裴氏五房、张氏、赵郡李氏，皆得十七人，韦氏九房十四人，王氏三房十三人，刘氏七房十二人，陇西李氏四房、唐宗室李三十七房，以及杨氏、杜氏皆得十一人，萧氏二房十人，郑氏二房九人，卢氏八人，窦氏二房及魏氏、陆氏，皆六人，武氏、苏氏皆五人，高氏、韩氏、赵氏、郭氏皆四人；三人以下者不与。则以二十三族而共得宰相二百二十八人，可知唐室之统治权，本为高门大族所把持，而所有高门又均属北方之著姓，且其族之得宰相在三人以下者尤以北姓为多。其间著裴氏五房中之南来吴裴（三人），张氏中之绍兴张（一人），吴郡张（一人），王氏中之琅邪王（四人），刘氏中之丹阳刘（一人），及肖氏二房（十人）等，其族虽属南朝世胄，然原其所自，亦皆自魏晋后由北南迁。至于魏晋前世即居南土者，九十八族中仅陆（六人）、姚（二人）、顾（一人）、舒（一人）及晋陵高氏（一人）而已，犹不及其本出异族者人数之半。^[225]以宰相之尊位如此，他者百官特权艺学宗教之流，亦殆相同。是知唐代位居社会冲要者，多属汉胡混化之北人，而南人则殊寥落。故胡三省曰：“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226]

宋代政权承袭北统，故虽已打破门阀用人之习，然事实上朝臣多属北人，而南人偶有迁进，则往往遭受歧视。如刘昌言于太宗时，即以闽人为言者所排。江少虞《皇朝类苑》卷六引吴处厚《青箱杂记》云：

刘昌言，泉州人。先仕陈洪进为幕客，归朝愿不授官，举进士，三上始中第。后判审官院，未百日为枢密副使。时有言太骤者，太宗不听。言者不已，乃谓：“昌言闽人，语颇獠，恐奏对间，陛下难会。”太宗怒曰：“我自会得！”

又王钦若自以江南一介寒生，遭逢真宗特违之知，平日引为极大之矜喜。^[227]真宗欲相钦若，亦以南人故而受十年之阻隔。《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云：

帝欲相王钦若。旦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遂止。旦殁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案钦若临江军人；其人品是否堪居相位，系属别一问题，然以公贤著称之王旦，乃引“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为理由，以拒钦若，而且谓为公议，则朝廷为北人之天下，不问可知。又《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云：

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曰：“殊江外人。”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邪？”

据此，是晏殊亦尝以“江外人”之故而几遭排抑矣。不特论人，甚至论学亦有畛域之见。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三〇《江南书籍》云：

雍熙中，太宗以板本《九经》尚多讹谬，俾学官重加刊校，史馆先有宋藏荣绪、梁岑之敬所校《左传》，诸儒引以为证。祭酒孔维上言：“其书来自南朝，不可案据。”章下有司检讨，杜镐引贞观四年敕：“以经籍讹舛，盖由五胡之乱天下，学士率多南迁，中国经术浸微之致也。今后并以六朝旧本为正。”持以诘维，维不能对。

按孔维为开封雍丘人，杜镐为常州无锡人，^[228]此又为一南北学术之争矣。

真宗时，李沆、王旦当国，皆以厚重见称。真宗尝问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问其人，曰：“如梅询、曾致尧等是矣。”^[229]按询宣城人，为梅尧臣之叔；致尧南丰人，为曾巩之祖，皆江南人。^[230]夫以擅长文辞而进升庙堂，家世寒素而活泼进取，此为宋初所谓南人之一般特色，是以李沆之斥梅曾为浮薄新进喜事之人，实不啻宣布当时北人对于南人之观感。盖宋初大臣俱为北人，多好释老之教，于政主张清静无为，维持现状；而南人则不以因循为然，大多志切改造，盛意气而喜议论。故为居于政治优越地位之北人所不喜，其歧视南人，目之为浮薄新进喜事，一如曩时唐世阀阅之轻进士出身者然，以其躁进干禄为攻排之口实也。此种种成见，迄于北宋中叶后似犹未消泯。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九云：

治平间，（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用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231]

此本影射王安石之当国而言。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谓：“初富弼罢相，神宗相陈升之。因问光：‘朕相升之如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执政皆闽楚人，必当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得更淳厚？’”司马光之此段言语，足与上述邵雍之说互相印证，盖熙丰变法之主要人物为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蔡确诸人，皆闽楚人也。梁任公尝于所撰《王荆公传》第六章《执政前之荆公》申辨白其事，疑不足信。宋代南人为相，如王钦若、丁谓、晏殊、杜衍、章得象，其例已多，并非始自安石，邵雍之谈既显悖事实，而司马光之言，亦嫌刻深褊隘，不类其稳重温厚之个性，或出后人附会，固未可知。但吾人如将以上两段言说，解释为当时一般北人嫉恶南人心理之表露，要当不致远违情实也。

就政治地位言，北宋中叶以前，北人固居于绝对之优势；然自学术文物之贡献上着眼，则宋开国以来，南方之影响实大于北。朱弁《曲洧旧闻》卷一云：

晁以道尝为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以儒学显，二杨叔侄以词章进，刁衍、杜镐以明习典故用，而晏丞相、欧阳少师巍乎为一世龙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有三代风度。庆历间，人材彬彬，号称众多，不减武、宣者，盖诸公实有力焉。然皆出于大江之南。”

据此，宋代人才以庆历为最，而庆历人才又以南方为盛。此非偶然，亦由蓄积深厚，适发于其耳。南方之域初经东晋南朝之立国，社会文化早已奠存基础；中唐以下，变乱相寻，北方屡遭残破，南方独获安宁，衣冠文物，纷然南移，渐以造成北衰南盛之局势，至于北宋庆历之世，遂有文化勃变之壮观，而开展中国近世历史之新页矣。

以上所述科举影响、经济剧变及南方开发三者，对于我国中世末期之平民解放潮流，实具表里之关系，而大有促发之功能，庆历变革之发生即缘此平民社会之崛兴潮流而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