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天墀文史存稿（增补本）
- 吴天墀
- 29886字
- 2020-06-24 23:32:29
三、平民社会之病态
门阀特权崩溃，平民势力升进，此为唐宋之际社会演进的主流。此一主流之光明面，为阶级之刬除，脱瀹陈腐，焕发新猷，使民族之混凝进于一体，文教之普及愈益深透，皆无容疑者；惟亦有其黑暗面，社会蜕变之际，旧文化不复适应新世态，理想沉冥，混乱矛盾，行尸走肉，一团黑漆，此又不啻开启出民烦苦之新绪：譬犹河泻龙门，历高而下，行于平陆不无溉注之利，然泥沙瓦砾，包摄随来，及其壅溃，且成新患，则固为彰著之事实矣。是以吾国中世末期以下之历史，其社会病态显露，有可得而论列者：
（一）政治理想之卑
唐末五代之混乱，属于军事变态，固无理想之足云，可以置而不论。入于宋世，已为平宁一统之局矣，然其病根蹯伏，实未厘革，不过刀兵之后，人口大减，稍获苏息，暂聊其生而已；迨养息日久，丁户激增，耕地渐蹙，而乱机又有形成之势。宋太祖之得国，由于军士拥戴，非有深仁厚泽，素结于人民，又时无世家大族，以为政权之支柱。明鉴于五季以来，武夫桀骜，常存侥幸，文人贪鄙，素乏忠耿，皇室高悬，益懔孤危，自策安全，务求其工。故厉行集权，密布法网，惴惴焉惟政权之是保，以防一切可能之异图。盖宋立国之政治理想及其统治方法，乃持道家精神而又参以法家之术者，是以自始富于消极的牵掣之特色，本无忌于有所作为，而亦惟恐其臣其民之能有所作为也。太祖时有司木官，以积材不整齐，上请截之，太祖即批其奏曰：“截你爷头！”道家之术以不齐为齐，是以斥之也。[232]赵普当国，每臣僚上殿，先于中书供状不敢诋斥时政，乃许登对；又置大甕于坐屏后，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则焚去。[233]此虽或出于揽权固位之心，亦镇以无为之意。太宗尝闻汴水辇运卒有贸易者，谓侍臣曰：“幸门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师苟有少贩鬻，但无妨公，不必究问，冀官物之入，无致损折可矣。”吕蒙正对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人情伪，在君子岂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曹参不扰狱市者，以其兼受善恶，穷之则奸慝无所容，故慎勿扰也。圣言所发，正合黄老之道。”[234]真宗之名相为李沆、王旦，李沆尝谓：“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235]旦亦不喜事，“谓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236]此见宋初君臣为治之态度也。遵法慎变，则官吏安于故常；清静无为，则社会流于放任。而其归趋，则在牢持专制主义，以谋统治基础之安固无摇而已。惟宋之专制主义，乃以阴柔绵密之方式出之，常能因应推移，有使人不易觉察者。如真宗耻于澶渊之盟，乃纳王钦若之说，假造天书，以愚臣民[237]，于是祥瑞沓来，东封西祀，举国若狂。[238]其妄诞可笑，识者未始无人而莫敢谏；王旦心知其非，迫于帝意，亦不能不勉强附和，然至临殁，深为悔恨，遗命削发披缁以殓。[239]于此乃见宋政猜忍之本质，而表面之宽大徒烟幕耳。其时政府赖以沟通民间者厥惟科举一途，然由科举以致仕官，时君亦仅宠以虚荣，縻以禄食，使不为我害而有以制人之意多，未欲即付以治平之实权。观宋代相权之削弱，既远不逮唐[240]，而百僚有官无事，乃别为差遣治之[241]，故使错综复杂，以术相制，则知宋用其臣而未始信之。故其武臣不特威惠素著之武臣，如王德用[242]、狄青[243]之流，举不见容；即文臣之杰出者，亦辄见忌，如赵昌言之遣平蜀乱，太宗疑之而止；[244]杜衍、富弼能得民心，朝引以为忧[245]，皆非偶然。至若朝廷立法，诸如文武二柄不专付一人，而枢密院又与兵部互相牵制[246]，台谏之渐混为一，加强地位专以纠绳外朝[247]，两制不许至宰相居第[248]，设通判以分诸州之权[249]，以及官吏之间，伺察极严[250]，种种防维，不难知其用意。此种心理既使统治机构难健全，不能发生充足之行政效能，而重本轻末，居中驭外之集权政策，又行之过度，至欲天下之务，咸集朝廷[251]，朝廷之权，又操于君主之一手，于是上下之间，失其平衡，地方不治，殆属必然。欧阳修尝论此一弊象曰：
三代之盛时地方万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余以建诸侯。至于礼乐刑政，颁其大法而使守之，则其大体盖简如此。诸侯大小国盖数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庙。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训农练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则其于众务，何其繁也！今自京师至于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职必命于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县之吏奉行而已。是举天下皆所自治，其于大体，则为繁矣。其州县大小，邑闾田井，训农练卒，一夫以上略无制度，其于众务，何其忽而简也！夫礼以治民，而乐以和之，德义仁恩，长养涵泽，此三代之所以深于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浅者尔。今自宰相至于州县有司，莫不行文书、治吏事，其急在于督赋敛、断狱讼而已，此特浅者尔。礼乐仁义，吏不知所以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简则力有余，治小以繁则事不遗，制民以浅则防其僻，渐民以深则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简其当繁而繁其可简，务其浅而忽其深。故为国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252]
其针砭时弊，深中肯綮。《宋朝事实》卷九谓：“五代任官，凡曹椽簿尉，有龌龊无能，以致皆老，不任驱策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秽迹万状，故天下优浑之言，多以长官为笑。”[253]则其弊承自五代，宋初犹然也。欧阳修尝自言：“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情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254]又谷城为汉上富县，乃三十年始得一良令。修撰《狄栗墓志铭》曰：“时予为乾德令，尝至其县，与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识廉吏者，而长老之民所记才一人，而继之者今君也。问其一人者，曰张及也。推及之岁至于君，盖三十余年，是谓一世矣。呜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择乎？”[255]此类事实皆见宋初基层政治之败坏不堪。盖由中世转入近世，阶级消灭，组织分解，社会松懈，一盘散沙，而帝室高踞上位，握权自固，匪特堂深簾远，日渐远离人民，易蹈专横腐败之失，且集权过甚，于上形成庞大之官僚集团，又因受君主分化统治政策的影响，权利之争，党潮辄起，而才不下聚，基础浮摇，既无裨于治，徒增加负担，转成国计民生之赘累矣。
（二）国计民生之困
宋室既不欲再有特贵势力之出现，然使其权者，难以并吝其财；留此一罅，以为尾闾，遂有不得不尔之势。太祖得位，即抱夺权予富之政策，故其于杯酒释兵权之一幕中，明告石守信等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之忧，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舞，日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256]又太祖伐江南，尝许以使相之位，及彬事平还朝，太祖吝不欲予，及赐钱二十万，彬退而自解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过多积金钱耳。”[257]是君以利啖臣，臣亦以利自安，则知政治理想之消沉为何如也！由此用心，设官置兵，非以治民卫国，惟事羁縻，以图暂安。其时养兵之弊尤著，凡遇水旱饥疫，人民无养，则以召募代替济卹，故兵数激增；太祖开宝时为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时为六十六万六千，真宗天禧时为九十一万二千，仁宗庆历时更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自后始略减。[258]兵冗费繁，国库难胜，故陈襄《论冗兵札子》谓：“臣观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259]然所费虽多，并不得兵之用。欧阳修尝论其弊曰：
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僧、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260]
兵既骄堕，无裨于战阵，一有外患则赖岁币买和。真宗景德元年，澶渊结盟，宋岁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苏辙《龙川别志》卷上记许币之情形曰：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莱公计，亲御六军渡河，兵始交而毙其贵将。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于兵间。……利用之行也，面请所遗虏者，上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及还……既对，上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上曰：“几何？”曰：“三十万。”上不觉喜甚，由是利用被赏尤厚。
此例一开，仁宗时岁赐西夏银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复对辽岁增银绢各十万。此后每岁耗于赂夷者总计为七十五万五千。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有《宋郊礼之费》《宋制禄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宋冗官冗费》诸条，合而观之，政府开支如是浩繁，焉得不事聚敛？掊克之极，民生艰困，则强凌智诈，兼并益烈。盖宋室对于社会奸豪有力之家，既采放任之态度，而本身又非苛征不足维持，此一基本困难从中为祟，则宋代所行一切保民护农之政，诸如栽种桑柘，农事指导，制造农具，扑灭害虫，限制火田，开垦荒土，置官劝农，兴修水利，以及设置仓储等事[261]，虽尝为法甚备，提倡甚力，然亦仅成消极救济之性质，对于大势所趋之经济恶澜固无挽回之效力也。苏舜钦于仁宗宝元元年上疏有言：“府库匮竭，民鲜盖藏，诛敛科率，殆无虚日，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262]则上下交困甚明。政府之苛征暴敛，既使人民不安其生，遂如叶適之所云：“使之穷居憔悴，无地以自业，其驽钝不才者，且为浮客，为慵力；其怀利强力者，则为商贾，为窃盗。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为家，丰年乐岁，市无贵粜，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无所从给。”[263]惟社会之动荡不安，实深妨于统治，政府欲事弥缝，消灭危机，则冗官冗兵，殆有不得已之苦衷。如刘敞所撰《策问》云：
唐时岁举进士，至烦矣，然所取不过三四十人；今国家间四岁乃一举进士，只简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议者甚疾此。欲倣唐制，则恐贤士失职者众；欲仍旧贯，则吏员不可胜纪。夫贤士失职者众，则怨必兴于下，吏员不可胜纪，则力必屈于上。裁此二者宜奈何？[264]
一种困惑之情跃然纸上，乃有事实之指据，而非无病之呻吟。宋世辽夏二国，虎视北疆，不断招邀汉人，于宋威胁至大。如元昊之叛，使西北困敝者十余年；其倚为谋主以祸中国者，则为中国失志士人张元、吴昊也。[265]此一事件，时人归罪取士过严，其后殿试因之不再黜落。[266]此见宋之厚禄养士，乃迫于不得不然之情势。苏轼《东坡志林》卷五论“游士失职之祸”，谓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略见于史传者人数颇重，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轼对此自为之解曰：
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始皇）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轼之此言，虽论古事，其着眼则未始不在宋世。轼持道家观点，主因其势而治之，不以变更法制，彻底改造为然，认为此乃自速其亡之道；盖显为王安石之变法而发。神宗尝与近臣论免役之利，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267]由苏文二人之语，观其会通，实有见于当世社会之不安因素，承认秀杰人才之优越地位，以维持一“稍安而不即亡”之局面，盖为宋室统治谋，非不忠智，然就国家民族之生命整体言，其为因循苟且，暂救燃眉之策，则无容讳言也。宋世社会有此矛盾错杂之性质，遂演为恶性循环之现象，即统治阶级虽用尽掊克敛财之方法，犹恶国用不足，牢笼秀杰人才之术之未备；而在被统治之民间，困于重赋，难自振拔，浮动流亡，衰殆莫保。《大学》所云“财聚则民散”，正是之谓也。
（三）社会风俗之陋
中国社会风俗至于五代，达于堕落之顶点；于时贪盗淫杀，视为寻常，人命微贱，犬豕无殊。时人挣扎求活之不暇，遂于道义廉耻，未遑顾及。欧阳修撰《五代史》，于《家人》及《诸臣》《死事》《一行》《王世》等列传，皆痛斥当时风俗上之绝灭伦理，丧失廉耻。此意发之于《新五代史》者尤为激切，其言曰：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268]
按冯道历事四姓十君，窃位于篡弑武人之间，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诸主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自谓“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故欧阳修骂之如此。夫礼仪教化之倡导，本属士人之责，惟唐末五代为武人盗贼之时代，士人偷生其间，以苟得为荣，苟免为幸，殊不足以语此。盖士人出路，寄于科举，为文求仕，志在温饱，学无根柢，素忘义命，加以污俗浸染，行为每荡检逾闲，不复知有领导社会之责任。此辈贪冒之人，统治者虽召用之，仍不免乎内心之轻贱。故欧阳修曰：
古之士，教养有素而进取有渐。上之礼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礼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见礼于上。……后世之士则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谓干利而进尔，虽有爵禄之设而日为之防，以革进之滥者。下之视其上也，以谓虽自重，上孰我知，不自进则不能以达。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轻。呜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269]
是以科举取士，名虽重之，内实轻视，既官其人，又复防之，上下相猜，其情不固。所以然者，治国临民，非有理想，为君者保位，为臣者邀利，各图其私，而无光明大公之目标，以激举世人心之向趋故也。《宋史》卷二六七《张洎传》记太宗令以《儒行篇》刻于板，印赐近臣及新第举人。又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复以《儒行篇》赐亲民厘务文臣，其幕职州县官使臣，赐敕令崇文院摹印送阁门，辞日给之。则时君亦已知其弊而有意于士风之转移矣。仁宗尝读《贞观政要》，有感于明通经义之重要，曰：“人臣须是知书，宰相尤须有学也。”杨安国对曰：“汉儒多引经决大事，宰相必通一经。”帝谓宋祁曰：“近代士人多不务通经，但用一时之艺，苟取富贵。盖进用高科者，不十年便居显位，所以不劝也。”[270]按经术之可贵，以其发明道德之本义，并揭示高远之理想，足以促起社会人生之精神向上。至于当时士人之所醉心，则为凭文辞以逐禄利，安于现实，耽于嗜欲，如是则养成柔靡浮奢之风，使人心陷溺，无以自拔。仁宗之中叶，此种流风，披靡当世，极为显著。举例言之：
其一，浪漫浮华。
一时人心既多持浅薄之功利思想，至士人之生活亦往往纵情肆欲，流于浪漫浮华。宋翔凤引吴曾《能改斋漫录》记柳永词后论云：
慢词盖起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竟赌新声。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唱，一时动听，散布四方。[271]
按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盛行于世，尝为《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以是一生潦倒，惟与儇薄子纵游娼馆酒楼，终以成就其平民文学家之地位，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是也。柳永之行为，堪为浪漫派之一代表，其脱落不羁，此犹本为平民。其后徽宗之好为微行[272]，不仅为性格转薄之表现，亦因北宋世风大变，贵族与平民久泯，整个社会浸溢新风，自由活泼，少所拘检，故徽宗以皇帝之尊，受其感染，亦遂动情于此种之浪漫生活也。又北宋中叶，奢风大盛。沈括《梦溪笔谈》记石曼卿之在蔡河下曲，与一豪家为邻，日闻笙歌，其豪姓李，方二十岁，无昆弟，家妾曳罗绮者数十人。曼卿尝赴邀宴，《笔谈》述其情况云：
曼卿即衫帽往见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者，头巾系勒帛，都不具衣冠，见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礼。引曼卿入一别馆，供帐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盘至曼卿前，盘中红牙牌十余，其一盘是酒，凡十余品，令曼卿择一牌，其一盘肴馔，各令择五品。……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独步而出。[273]
此一懵然愚呆之豪主，奉养如此，可见其时尚华奢之风。[274]
其二，浇薄诈伪。
江少虞《皇朝类苑》中颇述北宋士大夫“诈妄谬误”之种种事迹，如李定以不预进奏院赛神酒会，而腾谤陷人；[275]杨绘家妓为胡师文所狎侮，而身遭殴击；[276]杨孜受娼资助登第，而旋即诡谋杀之；[277]以及饶
之驰辨逞才，史沆之持人长短；[278]其事不一而足，皆见士习之浇薄不淳也。蔡绦《西清诗话》卷下云：
元献（晏殊）初罢政事，守亳社，每叹士风雕落。一日，营妓曰刘苏哥，有约终身而寒盟者。方春物暄妍，驰骏马出郊，登高冢旷望，长恸遂卒。元献谓士大夫受人们眄睐，随燥湿变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为序其事，以诗吊。[279]
又沈括《梦溪笔谈》记有士人招摇一例，亦颇见时风之虚薄。如云：
吴中一士人，曾为转运司别试解头，以此自负，好附托显位。是时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庄敏庞公知湖州。士人游毗陵，挈其徒饮倡家，顾谓一驺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饮，速遣有司持酒肴来。”李二谓李御史也，俄顷，郡厨以饮食至，甚为丰腆。有一蓐医适在其家，见其事，后至御史之家，因语及之，李君极怪，使人捕得驺卒，乃兵马都监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买饮食以绐卒客耳。李乃杖驺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与之别，唁之曰：“仓卒遽行，当何所诣？”士人应之曰：“且往湖州依庞九耳。”闻者莫不大笑。[280]
其尤甚者，乃至攘窃他人文章，以欺世盗名，并献之朝廷以得官者。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七〇《宋子京》云：
欧阳文忠公修自言，初移滑州到任，会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颇爱子文，俾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余，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读而不甚爱，曰‘何为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答。既而文忠为知制诰，人或传某大官极称一丘良孙之文章，文忠使人访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孙盗为己文以贽。而称美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几，文忠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见邸报，丘良孙以献文字，召试拜官，心颇疑之，及得所献，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论也，文忠益叹骇。异时为侍从，因为仁宗道其事，仁宗骇怒，欲夺良孙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当日失于审详，若追夺之，则所失又多也。”仁宗以为然，但发笑者久之。
据上所述，其时文人无行，蔑弃绳检，世风污陋，实甚可惊。盖平民社会之出现，无领导之阶级以明示型范，无中心思想以提挈人生，林林总总，蠢然而动，熙熙攘攘，惟利是竞，浊波混流，正复弥漫。庆历变革之伟大文化运动，盖即志士仁人，不安于污秽凡陋，遂乃致其精诚，趋赴理想，矫时变俗，而崭然开出另一光焕之新境者也。
整理后记：
在跟随先生学习宋史期间的1986年春，有幸获读先生赐示的手书未刊稿《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上）》，依稀记得说是一部尚未完成的旧稿。学生习读时，随手抄录了一份以备学习之资，但偷懒作了许多省略，特别是在注文内容中，只是在省略处作了提示以备后查，或注明起讫，或标明起自，或只标省略号。前询托先生长子杨泽泉世兄查找这部遗稿，但遍寻不得，遗稿或已不复存在。如果真如此，则这份很不完美的抄本竟成孤本，也是一幸。原稿未注明作于何时，从引用当代人的著述来看，均是20世纪上半期的出版物或是那时发表的，时间最晚者为1948年。故而推测这篇宏文的“完成”时间，大致在1948年左右。罗志田教授研究认为，这篇“气象宏阔的大文字”，可能就是先生当年“没有来得及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这是可信的，如此则本文初稿的撰写时间应在1937年左右。
今次整理，作了如下处理：
第一，对少数正文中的省略，酌情予以补录。对注文内容中省略的部分，根据抄录所作的提示予以补上，不再说明。对抄本中只标有省略号而没有起止提示的，根据正文内容文意补录，并加以说明，以承担误补之责。
第二，文中所引古籍，原稿均没有注明版本，现今也难以一一判定所据版本。整理时，除明显的缺漏误字外，均依抄本照录，不作改动。核对史料时，尽量用可信度高的专业出版社的出版物为准，未一一注明。
第三，原稿引用的国内外近现代人的撰著，包括原注页码，仍旧照录。在注文中以“整理者按”名义作了如下补充说明：国内学者的著作注明该著的初版时间或论文的发表时间；国外学者的译著，注明汉译本的出版时间，尽可能注明该著的初刊发表或出版时间。部分引文原标有页码，今无法找到原版一一核对，故而注明引用内容之章节以备查证。
第四，原稿本为繁体，1986年抄录时改为简体，此乃学生之过。又，当时抄录和这次整理中，限于水平，都可能出现有失先生原意的错误，一切均由学生负责，也希望有识者不吝指教。参加整理的，有研究生姜袅、詹美群等同学，王瑞来、王果二先生提供了帮助，谨此致谢。
抄录整理者：刘复生
2014年2月
[1] 自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起，至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为时凡285年。此言三百年者，以文化演变本无截然之界限，述见始末因果，时多涉及，约举共大数耳。
[2] 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世界书局出版）卷三，近古卷第二章，有《平民社会之低落》一节，其近古之时限即本文所谓之近世。陈氏以中唐以下兼并剧烈，民生困苦，遂谓平民地位低落，实属误论。盖地位高低，乃基于阶级制度之判分，宋以下由于特权世袭阶级之取消，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就平民地位言，实为升进而非低落，说详下文。整理者按：陈氏此书，上册由世界书局1935年初版，下册1937年初版。
[3] 莫尔干《古代社会》第二篇第二章有云：“就已经叙述过的人类经验看来……”按莫氏所谓近世社会，乃指希腊罗马以下之社会，以示有别于以氏族为中心之上古社会也。整理者按：引文抄录时所省，今据1935年译本补录如下：“如前所述，人类之经验，在政府上只是发展了两种企图。（这里所说的企图，含有科学的意义。）这两种企图，全是属于社会之明确的有系统的组织：第一种组织，即发生最古之社会组织，其基础建筑在氏族、胞族及部族的上面；第二种组织，即发生最迟之政治组织，其基础建筑在领土及财产的上面。在第一企图之下，便成立了氏族社会，氏族社会里面的政府，经过人民对于氏族及部族的关系，而与人民发生关系。这种关系，纯粹是个人的关系。在第二企图之下，便创立了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里面的政治，经过人民对于领土——市镇、郡与国家——的关系，而与人民发生关系。这种关系，纯粹是领土的关系。这两种企图，就其性质而论，确有根本的差异。前者属于古代社会，后者属于近世社会。”又，《古代社会》最早的中译本为1929年（上）、1930年（下）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1933年再版。1935年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作有少许修改。其后则有1957年和1981年两种译本。著者H.Morgan，前两种译本作“莫尔甘”，后两种译本作“摩尔根”，20世纪30年代在一般论著中也写作“莫尔干”，不详先生所引何种译本。
[4] 《晋书》卷四八《段灼传》。清赵翼《陔馀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条亦云：“九品中正之法行，选举多用世族，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当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谢宏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散骑侍郎。《张缵传》：秘书郎四员为甲族起家之选，他人不得与。徐坚《初学记》亦谓秘书郎与著作郎，江左以来多为贵游起家之选，故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5]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并参同书卷六五《王导传》。
[6] 《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列传·柳冲传》。
[7] 《魏书》卷三《太宗纪》永兴五年（413年），有遣使巡求豪门强族及先贤世胄之举。又同书卷四《世祖纪》，神
四年九月求贤诏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又同书卷六十《韩麒麟传》附其子《显宗传》云：“高祖曾诏诸官曰：‘自近代以来，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为可，复以为不可，宜相与量之。’”
[8]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文献通考》卷二八《选举考一》。
[9] 《通典》卷一四《选举二》，《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10]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七年春正月，“依周、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门望高者领之，无品秩”。
[11]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按《氏族志》成书，凡一百卷，合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
[12] 《姓氏录》为书，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高宗自为序，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等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见《新唐书·高俭传》及王溥《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13]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及《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
[14] 卢从愿频年充校京外官考使，时称允当。宇文融有恨于从愿，尝密奏其广占良田，玄宗以为不廉，欲因为相屡矣，卒以是止。见《旧唐书》卷一百及《新唐书》卷一二九《卢从愿传》。又《新唐书》卷一〇九《崔义玄传》附《崔琳传》云：“玄宗每命相，皆先书其名，一日书琳等名，覆以金瓯，会太子入，帝谓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谁乎？即中，且赐酒。’太子曰：‘非崔琳、卢从愿乎？’帝曰：‘然。’赐太子酒。时两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数矣，以族大，恐附丽者众，卒不用。”
[15] 唐宋虽引科举，然恩荫入仕，其途仍宽泛。魏玄同于高宗时为吏部侍郎，尝上书言选举之政曰：“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龄之年，已腰银艾，或童丱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见《旧唐书》卷八七《魏玄同传》。
[16] 《唐会要》卷三六《氏族》条，按唐高祖之立国，对于隋末起义群雄，则持敌意，力加诛夷；而颇优容自隋廷来归之臣僚，虽罪迹彰著者亦然；此盖高祖出身西魏周隋以来之关陇贵臣集团，实有甚浓密之阶级或团体意识也。
[17]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谓：“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远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并参同书卷一二《齐制典籖之权太重》及《江左世族无功臣》诸条。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18]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14页。整理者按：陈氏该著初版为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
[19] 武曌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卒于中宗神龙元年，年八十二（624-705）。永徽六年册立为后，时年三十二；显庆五年高宗委以政事，其后渐为所制，时年三十七；弘道元年高宗崩后，大权咸集于曌，时年六十；天授元年，革唐为周，时年六十七。盖曌称制七年，称帝十五年，前后专国达四十六年之久。
[20]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九《武后纳谏知人》条云：“武后之淫恶极矣，然其纳谏知人，亦自有不可及者。初称制，刘仁轨上疏，以吕后为戒，后即使武承嗣敕慰谕之。大食国献狮子，姚
奏不贵异物，后即诏止其来使。九鼎成，欲以黄金涂之，亦为谏而罢。后欲以季冬讲武，有司迁延至孟春，王方庆谏，孟春不可习武，即从之。”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2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53～57页。
[22] 参《旧唐书》卷一六五、《新唐书》卷一六三《柳公绰传》。
[23]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
[24] 《新唐书》卷二〇七《宦者传序》。
[25]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宦官多闽广人》。
[26] 参桑原骘藏《隋唐时代住居中国之西域人考》，及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上册第一章总序（三）《隋唐之民族》。整理者按：桑原氏上文载其《东洋文明史论略》，初版于1934年；蓝氏《隋唐五代史》初版于1946年，重庆，商务印书馆。
[27]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通谱》。
[28]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29]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李辅国传》。
[30]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五《财婚》。
[31] 参张亮采：《中国风俗史》第三编第二章第十一节“婚娶”。整理者按：张氏该著初版于1911年，商务印书馆。
[32] 《隋书》卷三《高祖纪下》，开皇十六年六月，制工商不得仕进。《新唐书》卷三《高宗纪》亦谓：“工商杂类，无预仕伍。”又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唐纪》卷二三，记武后久视元年十月，张易之侍宴禁中，招蜀商人宋霸子等数人在座同侍，韦安石跪奏曰：“商贾贱类，不应预此会。”此皆见工商地位不及农人也。
[33] （注文原缺）参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11～13页。整理者按：黄氏是书初版于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34] 《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都官”条，原注云：“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官，皆谓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农；十五已上者，以其年长，命远京邑，配岭南为城奴。”
[35] 《旧唐书》卷一九上《高丽传》云：“初，攻陷辽东城，其中抗拒王师，应没为奴婢者一万四千人，并遣先集幽州，将分赏将士。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值，以布帛赎之，赦为百姓。”
[36] 《新唐书》卷一一一《薛仁贵传》云：“（仁贵）率兵击突厥元珍于云州。突厥问曰：‘唐将为谁？’曰：‘薛仁贵。’突厥曰：‘吾闻薛将军流象州死矣，安得复生？’仁贵脱兜鍪见之，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稍遁去。仁贵因进击，大破之，斩首万级，获生口三万，牛马称是。”
[37] 王谠《唐语林》卷二云：“郭尚书元振，始为梓州射洪尉，征求无厌，至掠部人，卖为奴婢皆甚众。”《新唐书》卷八三《诸公主列传》，谓安乐公主与长宁安定三家厮台，掠民子女为奴婢。同书卷七《顺宗纪》云：“禁岭南黔中福建，掠买人为奴婢。”又《唐大诏令》卷五《改元天复赦》云：“关畿之内掠夺颇多，遂令黔首之徒被丹书之辱。”
[38] 《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云：“大顺二年四月二十日敕，天下州府及在京诸军，或因收掳百姓男女，宜给内库银绢，委两军收赎，归返父母，其诸州府，委本道观察使取上供钱充赎，不得压良为贱。”
[39] 《新唐书》卷二二〇《新罗传》云：“后（张）保皋归新罗，谒其王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及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与保皋万人守之。自太和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
[40] 宋敏求《唐大诏令》卷一〇九《禁约下·禁岭南货卖男女敕》：“岭外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火耕水耨，昼乏暮饥。迫于征税则货卖男女，奸人乘之倍讨其利，以齿之幼壮，定估之高下，窘急求售，号哭逾时。为吏者谓南方之俗，夙习为常，适然不怪。”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41] 《唐会要》卷八六《奴婢》。
[42] 《新唐书》卷一九四《阳城传》云：“（道）州产侏儒，岁贡诸朝。城哀其生离，无所进。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罢。”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43] 以上俱见《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
[44] 《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云：“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隶司农，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厨饎。”同书卷四八《百官志》云：“官户奴婢有技能者配诸司，妇人入掖庭，以类相偶，行宫监牧及赐王公、公主皆取之。凡孳生鸡彘，以户奴婢课养。”
[45] 《新唐书》卷一一〇《冯盎传》：冯盎大败“罗、窦诸洞獠”后，“赏予不可计，奴婢至万人”。卷九八《马周传》载，马周颇受帝厚遇，曾得赐“奴婢什物”。卷一〇四《张易之、昌宗传》，易之、昌宗兄弟得武后幸，得赐“奴婢”。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46] 《新唐书》卷八八《裴寂传》载裴寂曾“率家僮”破山羌，卷一三三《郭虔巏》载虔巏奏破突厥中“家奴八人有战功”，又见《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整理者按：《新唐书》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47] 势家蓄奴，朝廷虽亦明令限制数目，然未见彻底实行。《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列传》、卷一一〇《李谨行传》、卷一三七《郭子仪传》载：太平公主、李谨行、郭子仪等均有数量巨大之“家童”。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48] 《唐会要》卷八六《奴婢》：“会昌五年四月，中书门下奏，天下诸寺奴婢，江淮人数至多，其间有寺已破废，全无僧众，奴婢既无衣食，皆自营生。或闻洪、潭管内，人数倍一千人以下五百人以上处，计必不少。”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49] 参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第一章第一节（七）“贱民阶级之解放运动”。整理者按：黄氏该著初版于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50] 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二四《斗讼》之四云：“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是惟谋反，谋叛，谋大逆三大事，奴婢始有告主之权；然法律虽如此规定，其在家承平之时，奴即以谋反逆之事告者，官官相护，奴受罪者多。《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附《谟传》：“大理卿马曙有犀铠数十首，惧而瘗之。奴王庆以怨告曙藏甲有异谋，按之无它状，投曙岭外，庆免。议者谓奴诉主，法不听。谟引律固争，卒论庆死。”又《通鉴》。整理者按：《新唐书》注文内容据文意补；《通鉴》注文内容原缺。
[51]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
[52]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载《唐登科记总目》，高祖时岁取进士不过六七人，太宗时岁取最少为四人，如贞观元年，最多为二十四人，如贞观十八年，余则每岁大体数人至十数人耳。
[53]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54] 陈耀文《天中记》卷三八引《秦中记》：“进士杏园初会，谓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则二人被罚。”
[55] 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詠杂记》：“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亦谓：“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
[56] 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散序》云：“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按曲江在长安城东南为游乐之胜地。
[57] 王谠《唐语林》卷四《企羡》类云：“宣宗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赋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第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北梦琐言》卷一亦记此文。
[58] 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新唐书》卷一一二及《旧唐书》卷一〇一《薛登传》。
[5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引。
[60] 王定保：《唐摭言》卷九《恶得及第》。
[61] 《新唐书》卷一七九《舒元舆传》。
[62] 《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谓德裕耻与诸生同乡贡，不喜科试。卷一八上《武宗纪》会昌四年末载其言曰：“德裕曰：臣无名第，不合言进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德裕出赵郡李氏，所言正是代表当世门阀之见解。
[63] 《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绾上疏条奏贡举之弊曰：“国之选士，必藉贤良。盖取孝友纯备，言行敦实，居常育德，动不违仁。体忠信之资，履谦恭之操，藏器则未尝自伐，虚心而所应必诚。夫如是，故能率己从政，化人镇俗者也。自叔叶浇诈，兹道浸微，争尚文辞，互相矜衒。马卿浮薄，竟不周于任用；赵壹虚诞，终取摈于乡闾。自时厥后，其道弥盛，不思实行，皆徇空名，败俗伤教，备载前史，古人比文章于郑、卫，盖有由也。”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64] 《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初，紫宸对，上语及选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帝曰：‘进士及第人已曾为州县官者，方镇奏署即可之，余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65]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考三》。
[66] 宋代入仕之途，朝官子弟多由恩荫，此仍如唐制，惟恩荫远不逮进士及第之荣贵。王称《东都事略》卷三二《李宗谔传》载宗谔耻以父（昉）任为官，独由乡举以进士。其行为适与李德裕之耻以进士为官者相反，足觇世风之变，前后迥异矣。
[6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68]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69] 王称：《东都事略》卷二《本纪二》《太祖皇帝二》。
[70]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
[7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考三》，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二《祖宗圣训·太宗》引《渑水燕谈录》。
[72]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
[73] 抑权势，进孤寒，为宋室所一贯注意，不徒科举，保任亦然。《渑水燕谈录》卷一云：“仁宗朝，院内铨引改京官人李师锡，上览其荐者三十余人，问其族系，乃知丞相王德用甥婿。上曰：‘保任之法，欲以尽天下之才，今但荐势要，使孤寒何以进？’”
[74]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并分见刘昌诗《芦浦年记》卷三、《能改斋漫录》卷一、《老学庵笔记》卷一、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及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75]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引。
[76] 科举制度虽有其方法上之缺点，如科目范围太狭，专门注重文词之类，然施行此制之良好影响亦不少。钱穆《国史大纲》云：“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于一个中央之统治。这个制度的根本精神，还是沿着两汉的察举制推进，并无差别，不过是更活泼、更深广地透进了社会的内层。”整理者按：《国史大纲》初版于1940年，商务印书馆，引文在第二十四章之一《唐代之贡举制》一节中。
[77] 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唐登科记总目》，卷三二《选举考五》《宋登科记总目》。唐每岁所取进士，人数极不一致，少则数人，最多一次为高宗咸亨四年，所取达七十九人。大抵晚唐以来，每岁所取常以三十人为率，通三岁所取，不过百人，而宋每科进士及第辄以四五百人计，则宋取士之数较唐增大约为五倍。
[78]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七《出身授官条》。
[79]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8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引《容斋随笔》曰：“太宗雍熙二年端拱元年，礼部放进士之后，虑有遗材至于再试再放，雍熙复试凡百七十六人，端拱复试诸科因此得官者至于七百，一时待士，又谓至矣。”
[81]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82]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七《出身授官》条引。
[83] 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卷四二。
[84]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高科得人》条云：“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显。东坡《送章子平序》，以谓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
[85] 苏轼：《东坡集》卷二四《送章子平诗序》。《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所叙，即据轼文。
[86] 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一《梁师成传论》。
[87] 《柳宗元集》卷二六《四门助教所壁记》云：“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经力学者，必于岁之杪，升于礼部，听简试焉。”
[88]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云：“唐制：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整理者按：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8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载开元二十一年敕云：“诸州县学生，习正业之外，仍兼习吉凶礼，公私有礼，事处令示仪式，余皆不得辄使诸百姓，任立私学。”
[90]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宋之国子学，初以应荫子孙隶学受业，后亦渐行开放。开宝八年，国子监上言：“生徒旧数七十人，奉诏分习五经，然系籍者，或久不至；而在京进士诸科，常赴讲席肄业，请以补监生之缺。”诏从之。景德间，许文武升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而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管验之，亦听附学充贡。见同书同卷。
[91] 宋初书院极盛，最著等为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四大书院。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云：“此外，则又有西京嵩阳书院，赐额于至道二年；江宁府茅山书院，赐田于天圣二年。嵩阳、茅山，后来无闻，独四书院之名著。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锡，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盖皆仿四书院云。”
[92]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93] 《唐六典》卷三，《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
[94]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95]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96] 《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
[97] 《通典》卷七《食货志七》。
[98] 《新唐书》卷一四六《李吉甫传》。
[9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六四：会昌五年八月壬午条记：“诏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
[100]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纪三》：显德二年五月，“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
[101] 李攸《宋朝事实》卷七，谓至真宗天禧末，天下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而道士女冠当不在内。《宋史》卷二八四《宋祁传》，祁于仁宗宝元时，上书言僧道冗多，称：“请断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旧；其他悉罢还为民，可得耕夫织妇五十余万人”。至寺院之数，赵令畤《侯鲭录》卷二谓真宗景德时二万五千寺，仁宗嘉祐间则为三万九千寺。
[102] 《新唐书》卷一六二《独孤及传》。
[103] 参《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104] 参《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
[105] 参《旧唐书》卷一五一、《新唐书》卷一七〇《王谔传》。
[106] 参《新唐书》卷一五八《韩弘传》。
[107] 参《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
[108] 赵德麟：《侯鲭录》卷六。
[109] 参［日］加藤繁：《唐宋时代庄园组织及聚落之发达》。整理者按：加藤氏原文发表于1928年《狩野教授还历纪念中国学论丛》，汉译本《唐宋时代庄园组织及其与聚落的关系》刊于1934年《方志月刊》七卷二期，引文或另有出处。
[110] 陆贽：《陆宣公奏议》卷一二。
[111] 元稹：《长庆集》卷三八《同州奏均田状》。
[11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四《后周纪》。
[113] 《宋史》卷四七八《世家·南唐李氏》附《潘佑传》。惟马令《南唐书》卷一九谓佑深抑豪民，有买贫户田者，请即还之。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亦谓，南唐后主“好古重农”，佑“因请复井田之制，深抑兼并，民间旧买之产使即还之，夺田者纷纷于州县”。
[114] 王称：《东都事略》卷二六《赵普传》。
[115] 赵翼：《廿二史杂记》卷二二《五代藩帅劫财之习》。
[116] 参《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
[117] 参《宋史》卷二四九《魏仁浦传》附《咸信传》。
[118] 参《宋史》卷二四九《范质传》附《晞传》。
[119] 参《宋史》卷二五〇《石守信传》附《保吉传》。
[120] 参《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
[121] 《宋史》卷二五五《张永德传》：“永德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
[122]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288页。整理者按：《国史大纲》初版于1940年，商务印书馆，引文在该著第五编第二十四章之二“唐代之租庸调制”一节中。
[123] 杜佑：《通典》卷二《食货二》及卷七《食货七》。
[124]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六《户口杂录》。
[125]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126] 参森谷克已《中国社会经济史》（陈昌蔚译本）第五篇第三章第二节“庄园的所有者”，第五篇第一章第四节“不输租地之增大”。整理者按：森谷氏是书成于1934年，陈昌蔚译本初版为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127]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128]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本朝视汉唐户多丁少之弊》条。
[129]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
[130] 《图书集成》卷五八引。整理者按：该段文字见苏洵《嘉祐集》卷五《田制》。
[131] 参《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
[132] 参《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133] 《宋史》卷二八四《陈尧佐传》：“徙河东路，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税。”熙宁间石炭始至汴京，苏轼作《石炭行》，言以之冶铁作兵器甚精。《宋史·食货志》载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予观《前汉·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
[134] 苏轼《徐州上皇帝书》谓徐州东北七十余里之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并谓：“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代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利国监即有工人至三四千之多，推之全国所吸收之游民当不少。
[135] 参《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
[136] “斑缬”即即今日所谓印花布；初产南方，北销者甚少。王谠《唐语林》卷四记玄宗“（柳）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结。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至宋，各地多能制造，“开宝初，洛阳贤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装花
，众谓之李装花。”见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四。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服用门·瑶斑布》叙斑缬制法颇详，谓瑶人最优为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政和、宣和间，妖言至多，织文及缬帛有‘遍地桃’……议者谓，桃者，逃也。”陶谷《清异录》卷下《陈设门》有“尊重缬帐”：“显徳中，创行尊重缬、淡墨体、花深黄。工部郎陈昌达好缘饰，家贫，货琴剑，作缬帐一具。”整理者按：《老学庵笔记》和《清异录》注文内容据文意补。
[137] 李肇《唐国史补》下，谓唐中叶越人尚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又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后唐庄宗同光三年闰十二月条谓：“湘南民不事桑蚕，（高）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
[138]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五《国用考》。
[139]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客舟》条。
[140]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江海船舰》条。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著译本）第二章“蕃客侨居中国之状况”注30，考述唐宋以下外商乘华船事颇详。整理者按：桑原氏是书成于1923年，陈裕菁汉译本初版为1929年，中华书局。
[141]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藤舟》。
[142] 王应麟《玉海》卷一四七载，宋真宗咸平三年八月戊申，造船务匠项绾等献“转海船式”；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仁宗嘉祐中为外人修船，“桅旧植船木上，不可动，二人为之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轮舟之制”见《新唐书》卷八〇《旧唐书》卷一三一、《册府元龟》卷九〇八；“车船”见《宋史》卷二六五《岳飞传》、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
[143] 周煇《清波杂志》卷五《定器》载越上秘色器为钱氏有国日供奉物，《侯鲭录》卷六引唐陆龟蒙越器，谓始自唐末。
[144] 王士祯《五代诗话》卷一引《五杂俎》云：“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及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整理者按：此语出自《五杂俎》卷十二《物部四》。
[145] 《邵氏闻见前录》卷二：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
[146]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窑器》条引宋叶寘《坦斋笔衡》云：“本朝以定州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周煇《清波杂志》卷五《定器》：“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147] 陆深《春风堂随笔》“哥窑”条；王世贞《宛委余编》卷一五“哥窑”。
[148]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窑器》引叶寘《坦斋笔衡》：“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
[149] 周煇《清波杂志》卷五《定器》：“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谓荧惑躔度临照而然。”
[150] 释志磬：《佛祖统纪》卷四三。
[151] 《宋史》卷四三一《儒林·邢昺传》。
[152] 《历代职官表》卷三四引《山堂考索》。
[153]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
[154] 何薳《春渚纪闻》卷八《买烟印号》：“黄山张处厚、高景修皆起灶作煤，制墨为世业。其用远烟鱼胶所制，佳者不减沈珪、常和，沈珪、汪通辈，或不自入山，亦多即就二人买烟，令渠用胶，止各用印号耳。”墨上之印号，盖即今日之所谓商标，《纪闻》所云颇似近今之只卖商标而不组织工厂之资本家行为也。
[155] 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上：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祐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它笔数枝”。然品高则价昂，价昂难售，则资全呆滞，不易获利，故其后诸葛氏笔遂不复保持旧来标准。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五谓大观间偶及诸葛笔。
[156] 小作坊破产，则社会增多小贩人物。石介《祭孔中丞文》有“两街贩卖儿以数千”之语，北宋之所谓“堪宅者”，南宋之所谓“盘街者”，皆小贩之流。南宋临安之小经纪达百余种，及见营业专业之程度。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载“他处所无者”有见成皮鞋、拄杖、吊钩等。
[157] 黄巾乱起（184年）至安禄山反（755年）凡五百七十一年，在社会经济进展上为一逆转时期，即由交换经济而回于自足经济。其详参全汉昇：《中古自然经济》，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一分，1942年。
[158] 《册府元龟》卷四八七所述略同，谓系天宝八载事。杜佑《通典》卷六《食货六》注文：“准令，布帛皆阔尺八寸、长四丈为匹，布五丈为端，绵六两为屯。”
[159] 全汉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1948年。
[160]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国初至绍熙天下岁收钱数”条云：“国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
[161] 据《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玉海》卷一八五、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国用考二》：治平二年岁入总额为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据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一八《冗兵札子》，治平二年岁入钱数则为六千万。
[162] 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二、《宋会要·食货》、《玉海》卷一八〇，及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二一《诸监炉铸钱》。元丰三年所铸钱数，较熙宁六年少五万余贯，见《玉海》；天宝年间岁铸钱数见杜佑《通典》卷九《食货九》及《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
[163] 桑原骘藏《蒲寿庚考》（31～34页）谓金银铜铁输出之禁，唐代已有，但未生实效。宋代钱币外溢，东自日本，西至回教诸国，散布极广，而南洋一带尤多，久而久之遂成彼地之通货。《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述张方平之言云：“禁铜造币，盗铸者抵罪至死。示不与天下共其利也。……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闻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如此则逐州置炉，每炉增数，是犹畎浍之益，而供尾闾之泄也。”整理者按：张方平言内容据文意补。
[16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是岁”。按：《续资治通鉴长编》下文简称《长编》。
[165]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八：“唐于铜钱外，有飞钱。宋以铁钱与铜钱兼行，又仿飞钱为交子，为关子，始以楮为钱。南宋造会子，有大钞、小钞之别，凡十等。”
[166] 王溥：《唐会要》卷八四《杂税》。
[16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四《征榷考一》。
[168]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169] 龚鼎臣《东原录》云：“士熙道官三司商税案，言天下商税钱，每岁二千二百万贯。”熙道为建中字，其人以学行署称于天圣庆历时，全汉昇据此以推定上项商税收入之时间。李心传《朝野杂录》甲集卷十四《景祐庆历绍兴盐酒税绢数条》则谓：“庆历中商税钱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缗。”
[17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四《征榷考一》。
[171]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按，唐初不榷盐，天宝、至德间，盐价每斗仅十钱；及乾元元年，第五琦初变盐法，尽榷天下盐，其价遂增为一百一十钱。德宗贞元四年，江淮盐每斗为三百一十钱，其后复增六十，则每斗为三百七十钱。《食货志》且谓：“江淮豪贾射利，时或倍之，官收不能过半，则民始怨矣。”
[172] 不著撰人《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五《唐宋岁入》及《群书考索后集》卷五六《榷盐》，均谓国朝盐利大率二千余万缗，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一记元丰元年盐利为二千二百余万缗。
[173]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
[174] 《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175]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征榷》。
[17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四《论国计书》。
[177] 朱彧：《萍洲可谈》，及《全唐文》卷七六七。
[178]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波斯》。
[179] 杜佑：《通典》卷一九一、一九三。又，当大食人大败高仙芝时，被掳唐人曾将亚洲西所未谙之造纸工业输入石国（Samanland），见沙畹：《中国之旅行家》，冯承钧译。整理者按：冯氏译本初版于1926年，商务印书馆。
[180] 《旧唐书》卷一一〇《邓景山传》，《新唐书》卷一四四《田神功传》。
[181] 参《蒲寿庚考》，14～15页；张星烺：《中世泉州状况》（燕京大学《史学年报》1期，1929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05页。按大食人阿布赛德哈散（Abw Said Idassan）所述黄巢杀人数目，系据当时中国政府对外人按征税而计算之者，虽或有渲染，但外人留居广州甚多之基本事实则无可疑。整理者按：所引梁氏文见《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之第一“搜集史料之法”，是书初版于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182] 见日本《史学杂志》45编号秋山谦藏《日唐贸易之发展》一文所引。整理者按：原文作《日唐贸易の发展と大宰府の变迁》（上、下），《史学杂志》45—9、10，1934年。《唐大和尚东征传》为日本僧人开元撰。
[183] 唐于大食等国之来华通商者，初设互市监以掌诸蕃交易；嗣又设提举市舶司于沿海。《旧唐书》卷八《玄宗纪》，开元二年十二月载有“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参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建民译。整理者按：何建民译本初版于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184] 参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载藤田氏《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建民译。
[185] 《宋会要》之《总叙市舶司条例》（见《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五号《宋代提举市舶司资料》，1931年），又参《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整理者按：所引《宋会要》文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186] 《宋代提举市舶司资料》，及《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187]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大食》载舶主蒲希密上表云：“在本国，曾得广州蕃长寄书招谕，令入京贡奉，盛称皇帝圣德，布宽大之泽，诏下广南，宠绥蕃商，阜通远物。”又朱彧书：“蕃人有罪，诣广州鞠实，送蕃坊行遣。”此与近代专管租界情形颇相类似。至蕃坊有治外法权之例，具见《宋史》卷三〇三《张昷之传》、卷三四七《王焕之传》、卷四〇〇《汪大猷传》。
[188] 市舶司之用大食人，颇似近时总税司任用其人之事，最著者为蒲寿庚其人。《宋史》卷四七《瀛国公本纪》云：“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共三十年。”
[189] 东京开封府前身之汴城，乃宣武军节度使之治所，为唐德宗建中二年李勉所开始营筑。
[190] 隋唐之地方制度，县下置乡。至宋元丰时，分县为“乡”“镇”二种，而南宋则增“市”之一种。大抵乡为农村之集，镇则近于小商业都市，市则较为繁荣，为完全之小商业都市。县以下镇市之增设，此又说明商业普遍兴起之一事实。参加藤繁：《唐宋时代庄园组织及聚落之发达》。
[191] 《元丰九域志》卷一《东京开封府延津县》条，有草市镇之名称，其镇即由草市发展而成者。
[192] 《唐会要》卷七一河北道德州有灌家口之草市一所；《元和郡县志》卷二七江南道沔州汉川县有赤壁之草市；宋钱易《南部新书·壬》有信州城西街相连之草市；宋张礼《游城南记》，京兆有东西门外之草市。
[193] 徐坚：《初学记》二四《居处部·宅》。
[194] 《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195] 《唐会要》卷八六，义成军节度韦让前任宫苑使日，故违敕文，于怀贞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大中三年六月准右巡使奏，令即毁拆。
[196] 《玉海》卷一七四《城》。总《玉海》所云新旧城内坊数计之，共为一百二十坊。熙宁中王瓘《北道刊误志》记开封坊名为一百二十。
[197] 题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唐六典》卷二十。
[198] 《全唐文》卷三十，玄宗《禁赁店干利诏》：“南北街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店，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两市按即长安之东西两市。
[199] 高彦休《唐阙史》卷下《王居士神丹》云延寿坊有鬻金银珠玉者；孙肇《北里志·王团儿》云宣阳坊有彩缬铺张氏；《北里志·张住住》云平康坊南曲内有货草锉姜果之小铺席；沈既济《任氏传》云升平坊坊门旁有鬻饼之舍；段安节《乐府杂录》记造卖乐器赵家坊。上引诸书多出唐末，所言当属事实；而以上诸坊盖皆在东市或西市之近郊。参加藤繁：《宋代都市之发达》。整理者按：加藤繁该文载《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1年。
[200] 《唐会要》卷八六《市》，开成五年十二月敕。
[201]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
[202] 瓦子为群众会聚观艺及货鬻之场所，亦称瓦，又或作瓦市、瓦肆、瓦舍等。《梦粱录》卷一九《瓦舍》：“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亦谓：“瓦者野合易散之义也，不知起于何时。”那波利贞谓瓦子乃由草市之演变而来，见日本新光社所出版之《宋元时代》。整理者按：《宋元时代》为白鸟库吉监修的《世界文化史大系》第九卷。该卷为铃木良编，那波利贞执笔部分为《五代纷争与宋朝统一》，东京，新光社，1935年。
[203] 中世时代，宗教盛行，时人活动多在有同今日公园性质之寺院中。故寺院虽是有关精神信仰之组织，他方面亦复深切关系于日常世俗生活也。例证至多，于此不赘。钱易《南部新书》卷戊云：“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宋代开封之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货鬻演技，至为繁闹，见《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百姓交易》。上述之唐代三寺，当亦系开放时演戏，不必日日行之也。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上：“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刘宾客《嘉话录》：“大司徒杜公在维扬也，尝召宾幕闲语：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着一粗布襕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此为市中演戏之例。又有道路上表演技艺者，宋代称此类人曰路歧或歧路，即道路艺人之意也。
[204]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三三《街鼓》，称出《倦游录》，所记与此略同。
[205] 《宋元时代》178页之《宋代都市之特色》节，述北宋末期开封之酒楼，谓以遇仙酒楼，仁和酒楼等酒楼数十家。《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条下“白矾楼”云：“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可见酒楼壮丽之一斑。
[206]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平陈。
[207] 桑原骘藏有《晋室南渡与南方开发》（大正三年十月《艺文》第五年第十号）一文，据《颜氏家训》《南史》《北史》等，综述南北风尚之殊：“……（另片）”盖此将近三百年之分裂，使中国全部文化在其演进上，无处不显露其南北之差异现象。如言民族，南尚文而柔靡，北尚武而强劲；言风俗，南务华而重礼，北尚朴而多夷；言政治，南尚虚饰，而条令繁缛，北重实行而文法简率；言经学，南简要得其精华，北繁缛得其枝叶；言文学，南精深而体多俪，北粗浅而体散直；言书法，南主帖而体尚园媚，北多碑而尚方劲；言音乐，南（啴）缓而多哀怨，北粗躁而多杀伐；言音韵，南轻洁而分四声平仄，北重浊不分平仄。此其大较也。双方有此差异，于是不免互诋，如《魏书》称刘宋为岛夷，《宋书》则谓元魏为索虏也。整理者按：桑原氏原文发表于1914年（大正三年），收入其著《东洋史说苑》，东京弘文堂书房，1927年。先生在笔记中记录曾译过该文并刊发，但译文未能寻得，“……（另片）”当即其中的内容。
[208] 《颜氏家训》卷七《音辞篇》。
[20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四《征榷考一》：“晋自过江，至于梁陈，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励，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魏书》卷六五《甄琛传》，记琛于世宗时上表云：“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据此即可见南北社会经济及国家财政之差异所在也。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七《财政》。
[210] 玄宗天宝八年前，诸道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次为关内、河东，再次为江南、淮南。故隋唐粮食之取给，其初尚不依赖南方。安史乱后，河北、山东为藩镇所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始专仰长江一带财赋以立国。说见钱穆《国史大纲》下册，495～497页。整理者按：所引：《国史大纲》见是著第七编，第三十八章之一《经济方面·论漕运》。
[211] 据徐益棠《中国南北人口之升降》，载《中国文化汇刊》第七卷。整理者按：华西、金陵二大学编辑《中国文化汇刊》第七卷，1947年。
[212] 《旧唐书》卷九八《裴耀卿传》，卷四九《食货志下》。
[213]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条。又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论变造和籴之法》（《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1935年），足供参考。
[214] 《旧唐书》卷一〇五，《新唐书》卷一三四《韦坚传》。
[21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二载，以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条。司马光《资治通鉴》此条乃采自唐郑处诲《明皇杂录》。
[21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21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二年十二月条。按，天宝总户为九百六十一万六千二百五十四，应课户为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除应课外，余皆不应课户。整理者按：此户数见《文献通考》卷十《户口考一》，是为天宝十三载。
[218] 此据钱穆《国史大纲》下册《自汉迄明南北户口增减简表》，522页。钱氏自谓：“表中数字难尽精确，然取明大体之升降。”并参徐益棠《中国南北人口之升降》。整理者按：所引钱穆文见是书第七编，第三十八章之三《南北政治区域之划分及户口升降》。
[219] 杜佑：《通典》卷七《食货七》。整理者按：原文这段文字旁白有如下说明：“补隋唐州郡三万户以上者。”
[220] 五代共四十四年。南方九国，吴越五主八十四年，南汉五主六十七年，楚六主五十七年，荆南五主五十七年，闽七主五十五年，吴四主四十六年，唐三主三十九年，前蜀二主三十五年，后蜀二主四十一年。
[221] 例如吴徐知诰之好学礼士，轻徭薄赋；楚马殷之蓺茶铸铁，修农惠商；吴越钱镠之大兴水利，创建海运、物阜民殷，迄宋犹为乐土；闽王审知之节俭省刑，选任良吏，与民休息，一境晏然；南汉刘岩不用武人为刺史，以防贪暴；后蜀孟昶之颁《官箴》以饬吏治，刻石经以兴文教等，有为北方政权之所不逮者。
[222] 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考二》。
[223] 参《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
[224]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考二》引《中书备对》。
[225]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其系出异族或汉人曾没入夷狄者，计十二姓二十四人，此尚据史有明文者。近人考证，尚有其他蕃姓氏内，如令狐氏、高氏、阎氏等是。又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
、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
[22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〇八《晋纪三十》太元二十一年冬条下胡氏注。整理者按：此处正文旁白原有如下补充文字：“张九龄阻封牛仙客，玄宗贵之，对曰：‘臣荒徼微贱，仙客中华之士。然陛下擢臣践台阁，掌纶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事见于《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传》。
[227]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六《王冀公》，出《湘山野录》。
[228] 《宋史》卷四三一《儒林·孔维传》，《宋史》卷二九六《杜镐传》。
[229] 《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
[230] 整理者按：原文于此旁白处有如下补充文字：“李清臣《韩太保墓表》：累朝将相多河北人。”
[231] 朱弁《曲洧旧闻》卷二亦记其事，谓邵雍于仁宗末年于洛中闻鸟声，惊曰：“此越鸟也，孰为而来哉！……后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苍生无宁岁，君等志之。”
[232] 参刘咸炘：《推十书》之《右书·史学述林·北宋政变考》。
[233]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一。
[234] 李攸：《宋朝事实》卷一六《兵刑》。
[235] 《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
[236] 《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
[237] 《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云：“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惎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
[238] 《宋史》卷八《真宗纪赞》解释假造天书之用意曰：“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按天书奉祀恐其对内之用意尤多，盖国力不逮契丹，岁赂暴露弱点，为镇定人心，维固统治，遂采行此种愚民政策，且其时社会忌识深于宗教，故崇祀玉皇，尊礼赵玄坛，隐示天命有归，祖宗荫佑。适与唐代帝室之封老子为玄元皇帝，用心如出一辙。
[239] 整理者按：原注作《宋史·王旦传》，疑有误。王旦遗命“削发披缁”事可参见《宋史全文》卷六，天禧元年九月己酉。
[240] 王称《东都事略》卷七七《范镇传》：“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益兵无穷，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又参钱穆《论宋代相权》，载《中国文化研究论刊》第二卷。
[241]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总叙》：“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又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七《职官制考一》。
[242] 王称《东都事略》卷六二《王德用传》云：“宝元二年，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初，翰林学士苏绅尝疏‘德用宅枕乾冈，貌类艺祖者’，既而御史中丞孔道辅又以绅之言劾奏之。”
[243] 《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青在枢密，“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不报。”宋人言狄青事不少，或谓青之死出于朝廷之阴谋。
[244] 王称《东都事略》卷三六《赵昌言传》。又见《涑水记闻》卷二：“李顺作乱于蜀，诏以参知政事赵昌言监护诸将讨之。至凤州，是时寇准知州事，密上言：‘赵昌言素有重名，又无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乃诏昌言行所至即止。又载：“李顺反，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元帅。昌言为人辩智，于上前指画破贼之策，上悦之，恩遇甚厚。既行，时有峨眉山僧茂贞以术得幸，谓上曰：‘昌言折頞，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遽遣使者追止其行。”整理者按：注文文字据正文文意补。
[245] 王称《东都事略》卷六三《吴育传》：“山东盗起，仁宗遣中使察视，还言：‘盗不足虑也，兖州杜衍、郓州富弼，山东人甚尊爱之，臣以为忧。’仁宗欲徙二人者。育曰：‘盗诚无足畏，小人乘间以撼大臣，此可虑也。’议遂寝。”整理者按：注文文字据正文文意补。
[246] 宋初文武大政，故使分离，互不为谋。太宗命曹彬取纨幽州，宰相李昉等不知；招置义军札配军分，赵普等亦不知。其伐辽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六召而中书不预闻。真宗时田锡上书谓：“枢密院公事，宰相不得预闻，中书政事，枢密使不得预议，以致兵谋未精，国计未善，此政化郁湮之大者。”仁宗庆历间，富弼知谏院，西事方兴，力论边事系国家安危，不当专委枢密。神宗时，元丰正名，百司庶官，各还本职，而枢密兵政独不归兵部。整理者按：田锡上书事可参见《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二月，引文有节略。
[247] 唐两省谏官，皆为中书门下之属官。入宋台谏地位独立，乃专以绳外朝，而非以谏内廷。明道中执政除其亲旧二人为正言司谏，帝谓曰：“祖宗法制，台谏官须出自宸选，今不可坏弛祖宗法度；若台谏官由大臣自除，则大臣过失无敢言者。”执政惶恐言死罪，悸汗浃背。庆历四年并有“今台谏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之诏。苏轼谓：“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整理者按：明道中执政除其亲旧事见《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二月丁未；庆历四年诏见《长编》卷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戊午；苏轼语见《东坡奏议》卷一《上神宗皇帝书》，熙宁二年四月。
[248] 王称《东都事略》卷七七《范镇传》：“文彦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时两制不得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间见。”整理者按：注文文字据正文文意补。
[249] 宋用文臣知州，复设通判以贰之。《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命刑部郎中贾玭等充。建隆四年，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时大郡置二员，余置一员，州不及万户不置，武臣知州，小郡亦特置焉。其广南小州，有试秩通判兼知州者。职掌倅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
[250]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七三《伺察》：“李公素学士为京西漕运时，李君俞以大理评事知河南府福昌县。一日，得漕牒，令体量簿尉，洎邑界巡检者，既而召三人者，从容饮食，谓曰：‘监司牒，令某奉诇同僚之失，某固知诸君无事，窃恐复遣他人来，幸各防慎也。’三人相顾而笑，乃怀中各出一牒，乃是令簿尉察知县、巡检廉县官也，俱笑而退。”整理者按：注文文字据正文文意补。
[251] 宋初招诸藩镇入京师，各赐以第；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为权知州军事，以后成为定制。诸府州军监及县，皆用中朝官外补，由吏部考课，分别等差。此种高度之中央集权制，乃为前代之所未尝见。
[252] 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卷四八《问进士策》。亦见吕祖谦：《宋文鉴》卷一二四。
[253]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六六《以长官为笑》所记相同，谓出《东轩笔录》。《皇朝类苑》下云：“及范文正公仲淹，乞令天下选人用三员保任，方得为县令，当时推行其言，自是县令得人，民政稍举矣。”
[254] 洪迈：《容斋随笔》卷四《张浮休书》。
[255] 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卷二八《大理寺丞狄君墓志铭》。
[256] 王称：《东都事略》卷二六《赵普传》，并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等。
[257] 王称：《东都事略》卷二七《曹彬传》。
[258]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259] 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蔡襄《蔡忠惠公集》卷一八《强兵》亦同。
[26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引。
[261] 参陈安仁：《中国近世文化史》第一章第四节《宋代之农业》，43～46页。整理者按：陈氏此著由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
[262] 《宋史》卷四四二《文苑·苏舜钦传》。
[26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二》引。
[264] 吕祖谦：《宋文鉴》卷一二四，刘敞《策问》二首之一。
[265] 张元、吴昊皆华州人（或记元为许州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天圣间累举进士不第，乃愤走西夏，教元昊叛宋。洪迈《容斋三笔》一一，陈鹄《耆旧续闻》卷六，王定国《闻见近录》俱记其事。
[266] 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五。《宋史》卷一二《仁宗本纪》，“亲试举人免黜落”，始于嘉祐二年。
[26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
[268] 《新五代史》卷五四《杂传序论》。
[269] 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卷四八《问进士策》四首之一。
[270]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四引《帝学》。
[271] 整理者按：宋翔凤所论见《乐府余论·慢词始于耆卿》，吴曾所记见《能改斋漫录》卷一六《柳三变词》。
[272] 参见冯琦：《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九《蔡京擅国》。
[273]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四二引《笔谈》。
[274]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六○引《倦游杂录》。整理者按：正文此处原缺，但《皇朝类苑》该卷引《倦游杂录》者，唯《杭人好饰门窗什器》条合文意，补引如后：“熙宁八年，淮浙大旱，米价翔踴，人多殍饿。杭人素轻夸，好美洁，家有百千，必以太半饰门窗，具什器。荒歉既甚，鬻之亦不能售，多斧之为薪，列卖于市，往往是金漆薪。”
[275]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七〇《李定》谓，庆历中苏舜钦提举进奏院，至秋赛神，例卖折封纸以充酒馔之费。当时预会者皆名士，李定未被纳，遂腾谤于都下。御史刘元瑜加以弹奏，事下穷治，舜钦以监主自盗论罪，削籍为民。按，预会名士如江休复、吕溱、刘巽、宋敏求、王益柔、何中立等十余人并坐贬黜，《宋史》卷三二九有《李定传》。
[276]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七〇《杨绘》；《宋史》卷三二二《杨绘传》。
[277]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七〇《杨孜》。
[278] 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七一《饶》，卷七〇《史沆》。
[279] 赵令畤《侯鲭录》卷七《曹苏哥风味天真》谓“颍妓曹苏哥”，纪事略同。宛敏灏《二晏及其词》第八章《二晏年谱》，都定为仁宗景祐元年，晏殊知亳州时事。整理者按：宛氏该书初版于1935年，商务印书馆。
[280]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