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二程兄弟是宋代道学的奠基者，程颐（1033—1107年）称程颢（1032—1085年）生孔子千百年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使孔子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孔子之后，一人而已”（《宋史》卷四二七《程颢传》）。这正可说明宋代道学和孔、孟儒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我认为如果用“天人合德，反本创新”八个字，便可表明它们思想脉络的共通点。

孔子整理六经，自谓“述而不作”，实则是“以述为作”。孔子以前传世的文献都是“公言”，没有私人著书之事。（参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公言》）他通过对六经的整理，既总结了我国上古政教文化的要义，同时也表达出他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我国远古社会，即有敬天的信仰习俗，三代以来的统治者都称受命于天，下御万民，商、周两代，莫不如此（《诗经·商颂·玄鸟》及《小雅·生民》）。孔子生于春秋之末，作为一个志切救世的思想家和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关心现实，期求拨乱反治。其道既不行，则揭示民族文化传统精神，寄希望于未来。孔子在继承的方面，赞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把这些被理想化了的圣人，奉为楷模，因为他认为这些治国抚民的人物，能本至公，上同天道。但孔子对于天的传统观念则作了重大的改变，他把作为人格神进行赏罚的天，扬弃了它的宗教迷信部分，而仍保留了崇敬天或天道的宗教精神。并常引申发挥，切合于人事，使人受到启瀹，成为奋勉的动力。例如他常从大自然的直接感受中，发抒出企求使人生向上的道德思想意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从川水的流逝，滔滔无歇，寒来暑往，时节如流，禽飞兽走，物类繁兴的自然景象中，深悟道体，足明天人之不二。《易·乾象》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道取法天道，便成了儒学的根源。据《论语》所记，孔子是罕言“性与天道”（《公冶长》）的，而这个“性”与天道的问题，则成了后来宋代道学家全心探索的重点。从孔子的思想进行分析，他是认为人道（人生界）不能自外于天道（宇宙界），所以人应顺承和效法天则，《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和万物都由此孕育出来，大自然充沛着生命现象，延续、发展、变化，永无止息。儒家提倡的“仁”的学说，实际就是从大自然的生命现象体会出来的。他们认为天人同源，人性不异天性，孟子讲性善，根据在此。他们认为人性表现有不善，或由气质之偏，或由习俗所染，通过人的自觉努力，反之于初，便可契合天性，孟子说：“尧、舜，性之也；汤、武，反之也。”程颐解释：“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学而知之者也。”^[1]人通过学习，乃能达到为善。这就是所谓“复性”，“复性”也就是“反本”。中国学者好言“复古”与西方现代宣扬“进化”，着眼点有所不同。前者认为古代纯朴（实由当时社会生活范围狭小，血缘关系密切所致），后世则多机权变诈（当由物质文明大进，社会活动扩大，且贫富悬殊，争夺益甚所致），虽知识技术，后胜于前，从道德品质看，一般情况则是今不如古。四川学者刘咸炘曾畅发其义，他说：“德性静本于先天，智力动起于后天，夫静故必逆而后得，动故以顺而愈推。德性前胜于后，智力后胜于前。”^[2]他引清初学者唐铸万的话说：“众人顺年，圣人逆年。知与年加，见与年加，闻与年加。知浚沉心，见博复心，闻蓄忘心：三者根心，遂以戕心。”又说：“男子溺于世而离于天，妇人不入于世且近于天；丈夫溺世而远于天，孺子未入于世而近于天。”^[3]这种智胜德衰说，和孟子重赤子之心，其理据是相同的。

儒家学派还认为，人性出于天性，天道虽善，倘人安于故常，无所作为，人生界便不会进步、日臻于完善。因此，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张载释曰：“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弘人’也。”（《正蒙·诚明篇第六》）这是儒家倡导人文主义的原因。开启人文，在于造成适宜人类发展的优良环境条件，使人更能把受自大自然的禀赋，充类至尽地表现出来，这样才会充实完成人格，达到“尽性”的目的。儒家学派认为这个“下学人事，上达天理”（《论语·宪问》朱熹注语）的思想取向，是反本和创新的结合，反本为的去污存清，创新为的加速进步，“止于至善”。朱熹曾有诗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反本就是为了接通“源头活水”，把潜藏在民族血液里的悠久文化意识发掘出来，为创新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动力。

宋代道学，是从北宋中期新儒学兴起中形成的。而道学之名约出现于宋神宗、哲宗相接之际^[4]。就时代背景上看，中国前期封建社会经唐末五代的混乱而崩溃。辽、夏政权与中原的宋王朝相对立，南风不竞。因此宋代道学家的潜在意识中，既有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因素；也不无政治危机感。从学术的渊源说，道学家认为孔、孟儒学的真谛久已汩没不清；而隋唐以下，佛、老之学风靡朝野，支配人心。所以《宋史·道学传·序》一则说：“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再则颂美程、朱复兴孔、孟儒学之功，谓“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被指为“异端邪说”的佛、老，重点尤放在原由印度传人的佛教。佛学理论体系宏深缜密，思辨分析又极精微。道学家为了扶持儒学，对佛学采取了又排斥又吸收的态度，用佛学之长补儒学之短，找出《易传》《洪范》《大学》《中庸》等典籍来，强调中国文化传统亦早有对“性与天道”研究的高度造就。所有道学大师都对宇宙本体问题深感兴趣。例如周敦颐言太极，张载言太和，二程言天理，陆九渊言天心，皆是。他们由外向内，体证心性，从人到天，以探造化之源。他们阐明“一本万殊”之理，使孔、孟提倡的“仁”的学说，得到富有新意的发挥，把它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所谓孔、孟绝学复明，好比一株久已枯萎的老树，经过浇灌，重又开出似锦的繁花，宜乎引人注目！宋代道学家用巨大的力气搞反本寻源的工作，抓住这个重心各申所见，互相质难，纷陈新义，这就打开了中国儒学哲学化的大门，使中国思想学术跃上了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