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太祖之死与太宗即位的情形

关于宋太祖之死及其帝位之传授，在北宋已是异说纷纭；但首先用谨严的态度来研讨此事的，实在要算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月条下记：

初有神降于周至县民张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玉帝之辅也。”守真每斋戒所请，神必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独守真能晓之，所言祸福多验。守真遂为道士。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斧柱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癸丑，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元先坐于府门。德元者荥泽人，善为医。继恩诘之，德元曰：“我宿于信陵坊，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恩异之，乃告以故。扣门以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宫。继恩使止于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元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谔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以上两段文字，李焘皆注明史料的来源：第一段前节述道士张守真降神事，系根据《国史·符瑞志》^[1]，并稍采杨亿《谈苑》以益之。后节乃取吴僧文莹所为《湘山野录》而加以删润者；《野录》原文所述有颇涉神怪者，李焘疑其得之传闻，故不审，又或多处为好事者之饰说，实未必然。故采其以为可信外，余皆斥而不录。第二段根据司马光《涑水记闻》，惟光误以王继恩为王继隆，程德元为贾德元，李焘《长编》即依照《国史》改定。

这里所传的事迹，最启人疑者，莫如《湘山野录》的所谓“烛影斧声”一节了。《野录》谓“是夕太宗留宿禁内”，显与《涑水记闻》所载相抵触，故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为免除两者间的矛盾，便全采《记闻》，而删去《野录》“烛影斧声”之说。关于这“烛影斧声”的离奇传说，我们即使信为一种事实，仍苦无法了解它的确定意义。至于今日，如果我们一定要想追究出一个着落，不特不可能，就可能也难免非愚则诬。故我们对此事之本身，尽可置之不论。然而任何人做了一件事，尤其是重大的事，在有意无意间，总不免显露出一些痕迹，发生一些影响。我们如就它相关联的这些地方，细心地加以探索，仍然可以间接地证知其事的一部分意义，决不会全然掩饰过去。我们看了上面《长编》的记载，其中两点颇使我们相信宋太宗得国之非正，而太祖之死恐怕也大有蹊跷。

第一，张守真假托神言，所谓“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等语，显然是故播妖言^[2]，乃太宗攫夺帝位阴谋之一端。程德元深夜在府门前等候消息，伪称有人在信陵坊外当关疾呼，更使我们想起“篝火狐鸣”的故事。守真设醮降神，时在壬子（十月十九日）；德元守候府门，乃癸丑（十月二十日）之晨，时间衔接，仅一昼夜，足见早有布置。李焘《长编考异》引载《国史·方技传》云：“马韶平棘人，习天文三式之学。开宝中，太宗以晋王尹京邑，时朝廷严申私习天文之禁，韶素与太宗吏程德元善，德元每戒韶不令及门。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元。德元恐甚，且诘其所以来。韶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德元惶骇，因止韶于一室中，遽人白太宗。太宗命德元以人防守之。将闻于太祖，及诘旦，太宗入谒，果受遗践阼，数日韶以赦免。”此事虽与上文所传，细节上稍有不同，但太宗于“受遗践阼”以前，马韶亦以称说天命，可见太宗此日之为帝，决非出于偶然了。这个疑案里的几个主要人物，张守真是道士，马韶是习天文的术士，程德元是医生，王继恩是宦官。他们的身份由历史上看来，往往都是极易与阴谋事变相联系的，尤其是在民智低劣的社会里，助乱之谋，往往出于医卜星相一流人物的身上。开宝九年十一月庚午，太宗即位仅十数日，《长编》载：“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数术者传送阙下，敢藏匿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3]便是曾经利用阴谋的人防备阴谋的深心！《长编》又载：“庚辰诏修凤翔府终南山北帝宫，即张守真所筑以祀神者也。”^[4]一般明知天文数术者，予以拘禁；而张守真的北帝宫则诏加修造。这不是张道士被御用称说符命后的一种报酬吗？

第二，宋皇后使王继恩往召德芳，而继恩却到开封府署去寻晋王。在此种情形之下，一点也看不出太祖正式授位太宗的证据。反之，却可知道继恩的逆命之举，自然是贪图恩宠，恐怕也是太宗平日收买笼络的成绩^[5]。并且我们由宋皇后“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的话观之，则太宗在非常局势下而成事，彰彰甚明，是不用说的。

除上举两点而外，太宗之急于改元，也是令人觉得很可疑的。太祖崩于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其时已近年终，依我国历史上改元的惯例，本朝君主崩殂，继位者在该年仍守前君年号。太宗竟不顾成例，于开宝九年十二月甲辰改称太平兴国元年，充分显示出他的一种迫不及待的神情^[6]。太宗态度何以至此呢？我以为其急于改元的动机。必然是信纳道士的说法。“太平兴国”年号的取义，由字面看来便脱不了道教的思想：后汉顺帝时，有太平道的出现，《太平清领书》就是真正的第一部道经^[7]；北魏太武帝好道，有“太平真君”的年号，太宗取此“太平兴国”为年号当然有一种乘运邀福的意味了。在即位一年后，太宗就从张守真之请，诏封太平宫为翊圣将军^[8]，据此，我们知道太平宫神就是太宗的保护神。太宗的袭位，本是在迷信色彩笼罩下进行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