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文字之外的声音[1]
历史，是过去的真实，这是讲述者的信念；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是倾听者的心思。这两种立场，看似矛盾，实为一体，构成了历史的双重性格，由此引出的分歧、困惑与思考，令历史散漫出诱人的气息。人们虽以历史为“无用”之物，又总不忍离弃，甚至舍身投怀，执着坚守。在对历史真实永无止境的追寻及现实与过去之间无穷无尽的对话过程中，口述的历史总是比文字书写的历史更富有活力与魅力，因为历史一旦用文字记录下来，“真实”就凝固了，“对话”的空间也被限定了；而口述的历史，则为“真实”与“对话”打开了一个可以无限扩展的、变幻流动的空间。历史学者对口述历史的眷顾和迷恋，也许就是为这种魅力所吸引。
珠海的历史文化名人，许多都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学界对这些名人的研究，几乎可以说已经到了纤悉无遗的程度，坊间流行的著述也可谓汗牛充栋，而我们还要以这些人物为题材，花气力作一番“口述历史”，首先当然是为历史学者不断寻找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的使命所驱动。这里所说的寻找真相的追求，与是否要质疑既有的历史叙述的真伪无关，而是人们历史观念与历史关怀不断更新的需求。我们相信，所有的历史记忆，总是从记忆者的关怀出发，在记忆者视野范围内，经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挑选形成的。用文字记录的历史，是这些文字的书写者的历史记忆，不但受他们个人的知识、利益、价值、偏好和观念心态等因素所左右，也是书写记录时的特定情景与时代的选择。在非文字书写传播的途径下，由并不借助文字记录历史的人群传承的记忆，不言而喻地可能保存了不同的事实，寻找这些事实，以丰富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感悟，是口述历史最本分的目标。尤其是在当代历史学的关怀下，普通人的历史，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思维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即使是名人的历史，人们越来越多关心的，也是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于是，口述历史自然成为一种寻找新历史事实的路径。
不过，口述历史最有魅力之处，还不只是从口述传统的历史记忆中获知新的历史事实，而是我们可以从这种历史记忆本身以及讲述者的叙述中倾听到的过去与现实之间的对话。人们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本质上都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种对话，既是人类的知识积累机制，也是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由这种对话去寻找并理解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神与社会性格，是当代历史学的旨趣所在。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珠海这片土地曾经孕育了一大批杰出人士，他们在引领和推动近代中国的创造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人虽然可以引以为傲，并以此激励后人，但这些荣耀毕竟已经成为过去。对于今日的珠海，这段曾经的辉煌究竟有什么意义；只是一种炫耀的谈资，还是一直深层次地影响着珠海人的生活及其文化内涵的资源？当地人的历史记忆，无疑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答案的最重要的信息。我们从本地人的记忆可以了解到这些历史名人在本地的存在状态；从本地社会的脉络中把握他们的形象，倾听他们的声音。从这种存在于现世的形象，经今人发挥的声音，由今人对过去的想象，我们触摸到的既是过去，更是现在。口述历史展现的，不只是一种历史的记忆，更是传承这些历史记忆的人和社会。
所谓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不是在单一的“过去”和单一的“现在”之间展开的。所谓“过去”，是交织着种种矛盾与冲突、调和与平衡，并由不同历史时间的“现在”叠合构成的过去；所谓“现在”，亦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人与群体的活动营造的现在。这些人群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的喜好与情趣，不同的思维习惯，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动机，种种的差异，不但影响着他们对过去的记忆，亦规限着他们的表达。每个个体的记忆，都经历了不同的传承过程，由不同历史情景与认知主体的选择加以过滤并重塑。由此形成的口述历史，免不了变幻莫测，扑朔迷离。这对于治史之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困境，但也可以是一个生机。治史者凭着自己的学养、见识与研究技巧，自可从扑朔迷离的事实中理出历史的线索，获得新的知识，如此一来，治史者也就加入这种对话之中了。
治史者的加入，结果一定是令到口述传统的历史向文字传统的历史靠拢，口述历史由此向文字书写历史转变。我们必须承认，治史者建立“口述历史”的努力，其实是把口述历史引离口述传统的一种强暴行为。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成为以旁观者自居的学者加入到现在与过去对话的入口。口述历史的收集者，无论多么小心翼翼自觉努力避免引导讲述者，都不可能真的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倾听者。他们的兴趣、既有的历史认识和取舍，都可以通过他们提出的问题、提问的方式、现场的反应乃至不经意表露出来的态度，影响讲述者对记忆的搜索和表达的选择。接下来，由访谈时的口头表达到访谈者笔下的文字记录，也免不了经历一次直接的过滤，即使用录音设备把谈话完整无遗地录下，整理过程也往往免不了滤去不少信息，何况讲述过程的信息表达，并不只是由言语来传递。操控文字的人加入到现实与过去对话中最关键的一着，也许是把口述历史的记录经过编辑付诸出版的过程。在这个时候，不仅整理者、编辑者和出版者都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加入自己的声音，文字书写的规范，行文的逻辑，出版的标准，都一起涌上来，口述历史最终逃脱不了屈从文字表达规则的宿命。
所以，当我们把收集到的口述资料整理成文字，编辑成帙之后，所谓口述史实质上就变身成为文字记录的历史了。但是，钟情于口述史的学者也不需要为此感到沮丧。我们应该明白，历史这个范畴的本来意义，就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过去，而文字书写的历史，追根究底，也从来都出自口述记忆。所谓口述史既然是文字记录历史的一个源泉，也就因此可以给予文字历史无尽的活力。只要口头的表达不可能取代文字的表达，我们就不应该以为或期待口述史真的会取代文字书写的历史。研究者不断地从口述史中寻找历史的源泉的时候，更多收获到的，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训练自己对文字记录的敏感和理解能力，培养一种更能够亲近历史的历史观。因此，尽管口述史一旦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书写的历史，其魅力便渐见消退，但史家对口述史的热情，是不应该也不会消退的。既然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记忆总是在流动中，每日常新，口述历史的工作，就应该反复持续地进行下去，成为历史认知与历史智慧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相信我们这些在大学从事历史教育的人是幸运的，我们有机会年复一年地同学生一起去做口述史调查，一起去倾听书本之外的声音，寻找文字之外的记忆。通过一代一代学生的口述史训练，我们得以一直追踪着口述传统的脉络，延伸着口述历史的魅力。虽然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把每次口述历史调查收集的资料连同我们的心得用文字记录下来，履行历史学者用文字记录历史的职责，但我们不会放弃对口述历史的执着，因为口述历史不仅令到我们所认识的过去更为生动和丰富，更可以培养我们阅读和理解文字书写历史的智慧。
在这本口述历史的文字记录付梓之际，写下这点感想，既是凭吊那些被文字扼杀的声音，更期望唤出匿藏于文字中的灵魂，让历史引领我们前行！
2010年9月20日草于沙田城门河畔
[1]本文是为《关于近代珠海历史文化名人的乡土口述史料》（珠海出版社，2010）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