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何以述今事[1]
东江又要把一扎读史札记结集出版了。大约三四年前，他赐读《历史如此年轻》，展卷之间，如酌甘醪，浑身畅恰，不免击掌称妙。不意后来竟以作序为命，吾醉其文之醇郁，不自量力，慨然应允。未几读到他的书稿，心中暗暗称苦，自悔轻诺。缘东江览书之博，读史之通，阅世之敏，非吾能望其项背；其文练达平实，婉约藏锋，更可赏不可及。是故久久躇踌宕延，不敢落笔。近日获悉即将付梓，只待拙文，惶愧之下，更生失信误友之惧，唯有再览书稿，写下一点心得，望东江不以识短言拙见责。
我们在大学教历史，每年都会迎来自愿或不自愿地进入历史系的学生，与新生见面，总要面对一个永恒的问题——读历史有什么用？最简便的回答常常是引用培根那句话：“读史使人明智。”这个说法，对学生来说，是否令他们信服，我从来也没有弄清楚，不过重复了千万次之后，对我们以史学为业的人来说，早成了一种信仰，很少认真去思考历史如何使人明智。
对于专业的史学研究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人类的智慧，是由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形成的。治史之人的使命，是把以不同的形式通过不同的媒介记录下来的历史记忆挖掘出来，加以整理和记录，构建一套关于过去的系统化事实，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解释和理解这些经验事实的思考，由此养成知人论世的能力，大概就达到明智的目的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与提升人类对自身社会的认识能力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无须深论。
但是，对于大多数非以治史为专业的人来说，读史，常常不是要去构建历史及其解释体系，而只是去阅读过去发生的旧事，很多时候只是从片段的，甚至是碎屑的历史阅读中寻找智慧。在这个意义上，读史如何使人明智，也许就可作一点辩说了。
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中，最早读到这一类征引史事评说时事的文字，是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被批判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虽然里面的杂文同东江的“读史札记”不同，但其中很多篇也是从史事引出话题，申衍见解的。借助古人处事与言说发挥意见，显然有助于增加文章论说的智慧和魅力，不过，初尝读书之味的我，在当时那位理论权威引导下，深信这是一种“最刻毒的借古讽今”，不免弃而鄙之。但不久，日诵“老三篇”，愚公移山“以古喻今”之训，却令我初识历史亦可是智慧之源。“借古讽今”谓之“刻毒”，“以古喻今”谓之“明智”，除了有政治立场之大是非之异外，是否还有学术伦理和道理之别呢？我一直困惑着！入了史学之门，吃了历史这碗饭之后，少年时的困惑，开始曾令我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读书治学之别径，结果却在教学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走到了相反的路径——“以今喻古”。于是时而萌出一点思考，究竟这个“喻”字，隐含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把古与今连接起来呢？
治史之人，用不同的历史资料互证，揭出或重建史实时，总是讲求史料本身必须有内在联系，或者时间相接，或者空间相连，或者因果相关，或者人缘相交。若将时空分隔，互不相干的史料拼砌起来，往往构成的是一幅虚妄的历史图像。然而，我们在识古知今，辩证思绎时，又总是要借助本来并无直接关联的故事，相互发凡，搜讨意义，阐发邃理。因此，古今相喻，虽然不是研究中考证史实的本体，却可以是研究中阐释文本的方法，是获得对史事的理解和诠释能力不可缺少的途径。陈寅恪先生以考古典今典笺释诗词证史的方法，之所以为学界所推崇，其理亦同。寅恪先生对此有极精辟之论，他在《读〈哀江南赋〉》一文中曰：“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2]陈先生此论，道出了“喻”之真谛，至于古今情事何以合流，同异万物何以俱冥，此中之理，自可交给哲学家去回答。有一句源出《圣经》的西方谚语说“太阳底下无新事”，种种看起来新鲜的事情，其实过去都曾经以不同形式重复发生过。因此，面对缤纷世事，读史之人总可以处变不惊，见怪不怪，弃皮毛而入经络，去浅薄而转深邃。人们可以由捡拾旧事引出新见识，借评说历史明喻今世事，其间存在一种超越时空之理，此理所依，恐怕主要在人性天理之永恒。东江学人类学出身，又沉迷读史，对人性自然有深刻的了解，打通古今的本事也自然高人一筹了。
说到由人性相同而打通古今，本集中《避寒》篇便是一例。文章由今日路旁冻毙避寒人之惨剧，联想到古代权贵避寒故事种种，最后讲述朱珪的故事，以其拒受裘曰修赠貂裘时所说的“彼与某，皆人也”一语引出的议论收笔。朱珪是嘉庆皇帝曾赐挽诗表其“一世不贪钱”之人，在人间当属稀有物种。由此，我在这一句话读出的，不是“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原则，而是反照出权位在身之人利己害人之本性，人类历史上种种不平，岂是一句“社会不公”或“时代局限”所能掩饰。又《错认颜标》一篇，讲的是考试徇私故事，虽然考试徇私作弊，今日已是人神共愤，但古人徇私背后，却有不同心思。现今的作弊，这些心思恐怕已经不存，而科技手段，又绝了种种心思的路数，此中得失，恐非道德一尺可量。其实，东江这些札记，与其说是“以古喻今”，不若说大多是“以古晓今”。他多从今事落笔，再翻出古人故事，娓娓道来，并非要证明今事古已有之，而是从旧事中悟出理解今事的道理。几年前坊间为“方言”优劣存废众说纷纭，东江撰《土话》一篇，检出若干史实，即阐明了方言土话之地位与命运，胜过许多辩说。
我的一个同事，大学时读新闻传播学，也曾作过报人，后入史学之门。常听她说，新闻和历史是相通的，今日之历史，即旧日之新闻，而新闻一旦为人所闻，即已成为历史。虽然如此，现实生活中，报纸毕竟是“newspaper”，历史毕竟是“故纸”，不免常有井水河水之叹。不过，我的这位同事由学新闻而转入史门，多一点“入乎其内”之本事，故笔下说史总有生气；东江由读史籍而作报人，则多一点“出乎其外”的眼界，故纸上论世总有高致。东江的岗位角色，是“释今”，但他读书所好，是“考古”，由今事溯古典，用古典解今事，写了这么多读史札记，翻出旧事如许，引出话题无数。这一集用《了无痕》为题，盖仿释氏演空妙之微言，阐慈悲之奥义，读着他一篇一篇札记，我们又怎会真的相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呢！东江毕竟是个报人，只要报人一直在言说，终归是“人似秋鸿来有信”的。
2015年4月5日凌晨草于康乐园
[1]本文是为田东江《了无痕——报人读史札记五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写的序。
[2]参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