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故里 抹不去的乡愁

——序邢朝国博士《普通人的江湖》

对故乡的怀念，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西周时期实行“井田制”开始，中国人依附土地、依恋土地，逐渐形成了安土重迁、叶落归根的乡土文化。离乡告别故土，或为求取功名，或为经商讨生活，但故乡始终是挥之不去的精神寄托、灵魂皈依。故里情怀、乡愁无眠，一直深藏在中国人的心底。身在异乡，对故乡的思恋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他乡逢七夕，旅馆益羁愁。不见穿针妇，空怀故国楼”（唐·孟浩然《他乡七夕》），正是这种浓浓乡愁的真实写照。在游子的心中，故乡是小溪环绕的村庄，是炊烟袅袅的农舍，是夕阳辉映下的牧童；也有可能是妈妈做的饭菜、小城的静谧、年少时玩伴的嬉戏。作为大半生在外漂泊的我，也曾经在纪念自己大学毕业三十年时，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

仗剑北行寂寞身，低吟长啸任浮沉。少年不落离乡泪，白发方知故旧亲。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不是奔驰的高铁、发达的互联网、便利的电商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而是中国乡村的变化。作为曾经的农业大国，1978年时的全国GDP，农业占28.2%，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6%；农村常住人口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82.1%下降到2016年的42.6%（国家统计局，2017）。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现代化工业大国，这一变化是深刻的，影响是久远的。因为，中国文化源于乡土社会，家庭兴旺、邻里和睦的生活理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安土重迁、乡愁情怀的生活观念，都是构成中国文化的有机成分。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冲击下，乡村不再是那个狗吠鸡鸣、田园牧歌、安逸闲适的乡村，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元素全方位地进入的乡村。坐在故乡漂亮的小楼里，便捷地网购来自各地的商品，你还会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唐·宋之问《渡汉江》）的感慨吗？家乡还是你儿时记忆中的家乡吗？此时，思乡的惆怅会转变成无名的失落。世界在发展，中国在变化，这是历史的潮流，无人可以阻挡。我们不必纠缠于抹不去的乡愁，也不必为回不去的故里而懊丧。但是，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基于乡土社会、农业文明的中国文化，将会面临怎样的冲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邢朝国博士的专著《普通人的江湖》，娴熟地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收集到了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从一个侧面向读者展现中国乡村的变迁。在书中我们会看到，村民个人利益上的一些纠葛是如何升级恶化成互相的怨恨和冲突的。作者通过对普通刑事案件的深入分析，试图探寻三个问题，第一，纠纷起源只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碎小事，但这些纠纷对于当事人双方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第二，为何几次调解都没能解决争端，问题出在何处？第三，为什么会选择暴力？纠纷各方是如何看待、理解暴力的？作者从纠纷过程中看到的是，琐碎纠纷不仅关涉法律上财产的所有权和处置权问题，而且涉及村落生活中的道义和屈辱，它既与私人的幸福生活有关，又与村落公共秩序的规则相连。

我在研究中国诉讼文化时曾经提出一个概念，我认为中国的诉讼文化是“抑讼”的文化，即当人们发生纠纷时，从制度化手段、非制度化手段以及社会舆论三个方面抑制当事人诉诸法律的冲动，尽量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其目的是修复关系裂缝，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变，矛盾与纠纷也不断增多，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解决这些问题，确实是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邢朝国博士的专著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尤其是专著从怨恨情感角度切入，凸显纠纷产生及其演变过程中的情感维度，并将其置于中国社会文化系统中进行考察，拓展了纠纷研究的视野，极具新意和价值。

邢朝国博士曾经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现任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这本专著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删补、修改而成的。他在攻读博士期间，被同学戏称为“神童”，这不仅因为他在博士班里年龄最小，而且因为他聪慧、博学又多才，文笔流畅且涉猎面广博，也是我最有才华的学生中的一位。和他交流是非常顺畅的，他能很快领悟我的学术思路，因此我们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种回忆是愉悦的、难忘的。

在他的专著即将付梓之际，他邀请我作序。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愉快地答应了，这不仅仅因为我们是师生关系，而且也是因为这本著作有很高的学术水准，无须赘言，读者诸君自能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与闪烁的思想火花。

是为序。

郭星华

2018年6月27日于三园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