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田野

本章一开始描述的案例是笔者在皖中江庵镇的田野调查中获得的。江庵镇位于皖江北岸，是长江中下游平原上的一个中等规模的镇，下辖12个村民委员会和1个社区居委会，总面积11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将近7万亩。江庵镇离县城15公里，坐客车往东1个小时可以到达芜湖市，往西北方向3个小时可以到达安徽省省会合肥市。2005年，该镇有7万人口，其中非农业人口约4000人。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下，当地雨水充沛，光照充足，适宜农业生产。江庵镇的农作物以水稻、小麦、棉花、油菜为主，并且盛产各种果蔬，是一个典型的鱼米之乡。另外，该镇依靠江堤天然草场，大力发展家禽养殖，开发优越的长江水道以及境内发达的水系发展淡水养殖。2003年，该镇引入了一家大型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与15个自然村签订了2000亩的种销合同，与市场接轨的订单农业生产模式发展迅速。当地的农产品目前已远销韩国、日本。

1990年，该镇建了一条20公里的通往县城的砂石路，结束了当地不通汽车的历史。1995年，江庵镇修建了第一条柏油路，之后村级公路得到快速建设，尤其在21世纪伊始，该镇不仅在工业区修建了现代化的大道，而且“村村通”工程将水泥路几乎铺到了各个村庄，这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交通状况。2000年，全镇实现村村通电话，到2005年的时候，已有固定电话5000门。2001年，镇上建立了广播站和多座卫星接收塔，开通有线电视1800户，2002年已实现村村通广播。在农闲季节，镇上文化站的工作人员会到各个行政村巡回放映露天电影，组织民间戏剧团到各村演出。

2005年，江庵镇的工农业总产值为3.3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占到了46.6%。2005年，该镇财政收入740万元，人均纯收入2300元，低于周边乡镇的发展水平。2006年之后，该镇工业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引入了40多家企业。2010年1～9月份，该镇工农业总产值高达8.9亿元，财政收入达到了3700万元。^[103]

2009年寒假，我拿着介绍信，来到了江庵镇派出所。由于正值春节过后不久，派出所的工作并没有完全恢复，只有一个50多岁的工作人员在值班，两层的办公楼空空荡荡。值班的工作人员拿过我的介绍信，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在确认了我的身份和来访意图之后，他面露难色地告诉我，所里的领导今天没有上班，他不熟悉情况，让我明天再来。无奈之下，我只好赶往派出所附近的司法所，希望能够有所收获。司法所在街道边上，紧挨着镇政府。与镇政府的十几层大楼比起来，司法所可以说非常简陋，没有院子，只有两间屋子，是当地常见的平房，只是外墙刷了一层黄色涂料，使其与周围建筑区分开来。令人沮丧的是，司法所的大门是紧闭的，所幸的是，门上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明了司法所工作人员的上班时间以及联系方式。我试着拨打了纸上的电话，与司法书的书记取得了联系。在我说明了情况之后，他很爽快地答应与我第二天下午见面。

在吃了两次“闭门羹”之后，我漫无目的地沿着街道走，遇到一位小卖部的老板娘。她正在店门前一边照看生意，一边织毛衣。根据自己以往调查的经验，小卖部、杂货铺往往是地方信息的传输枢纽，而且相对容易进入。我有意识地上前套近乎，在购买了一些物品之后，老板娘打开了话匣子。我询问了当地人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治安情况，但当我请她讲述一些她经历过的或者听说过的暴力事件时，老板娘一下子变得警觉起来，只是简单地支吾了几句，这让我不由地担心起调查的难度。

第二天一早，我便再次赶到了派出所，几番周折之后，与一位指导员建立了联系。他大致向我介绍了当地民间纠纷以及暴力事件的状况，但当我提出阅读相关档案的要求时，他以保密、不便公开为由婉拒了。由于派出所掌握了当地暴力事件最详细、最全面的信息，查看档案的请求被拒，我只好换一种方式来获取信息，即让工作人员提供一些暴力案件当事人双方的姓名、家庭住址、联系方式以及村干部的基本信息，我自己直接去村子中调查暴力事件。所幸的是，这种方式是派出所工作人员能接受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也就获得了该镇近几年的一些暴力事件信息，然后“按图索骥”。当然，这些信息不仅受到派出所工作人员的记忆状况的限制，而且很可能是经过他们筛选过的。对此，我做的一项弥补工作是到村子里之后，向村干部以及能接触到的村民询问本村以及附近村子里的暴力事件，希望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来扩大调查对象。

当天下午，按照约定，我来到了司法所，与司法所的书记见面。有鉴于上午的教训，我邀请了镇上的一位远房亲戚陪同我一同前往。这位亲戚从事建筑行业，与派出所以及司法所工作人员相识，因此下午的资料收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不仅收集到了司法所以及各个村的村民调解委员会运作情况的材料，而且复印了该镇近两年登记在册的民间纠纷信息。在这位亲戚的帮助下，我也得以到派出所阅读部分暴力案件的档案材料。

基于派出所和司法所提供的信息，我开始了走村串户的实地调查，这也是整个调研过程中最为艰难的部分。调查期间，我住在了镇中心附近的村民家。由于不识路，大部分村庄是由房东陪我一同前往的。在熟人社会开展暴力事件调查，其难度超出了我最初的预料。对于这样的社会来说，陌生人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事件”，不仅受到关注，而且成为人们议论的“公共”话题。在访谈中，普通村民因为担心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常常不愿多谈，即使勉强接受了访谈，往往也小心翼翼，甚至把屋子的大门关起来，以免被别人听到谈话内容。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多次。另外，纠纷双方往往是亲戚、邻居或者住得很近的同村村民，这使我的调查常常处于一种“双面间谍”的尴尬境况——在对一方进行访谈之后，迅即转移到对方家进行接下来的访谈。当然，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的访谈让当事人想起了以往难堪、痛苦的经历，他们在讲述过程中变得激动、难过、愤怒。不止一次，我担心自己的介入，会使纠纷双方再起冲突。寒假期间的调查最终在磕磕碰碰中完成。我一共走访了5个村，集中调查了8起暴力事件。

2010年夏天，我再次来到江庵镇，根据之前派出所和司法所提供的信息以及前期调查的状况，对部分暴力事件当事人进行了再访，并且走访了7个村，调查了十几起暴力事件。由于有之前调查的经验，这次调查进展得相对比较顺利。江庵镇作为笔者的一个固定田野调查点，笔者后续又多次对其进行了回访，回访过程中了解的一些新近发生的暴力事件也被放入本书中。相关暴力事件的情况说明参见附录一。当然，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除了对暴力事件给予了特别关注之外，我还对村落社会中一些常见的争吵、纠葛做了了解，这些材料在本研究中也有所使用。

就访谈的这些暴力事件来看，其具体事由非常复杂，涉及房屋建设、财产分配、物品归属、土地边界、偷盗、赌博等，冲突双方包括了邻里、亲戚、长辈与晚辈、兄弟、妯娌以及夫妻等初级关系。

通常，个体的行为选择既会受到社会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的限制，又会受到社会文化与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冲突的理解以及对冲突解决方式的选择也不例外。联系到本书的研究议题，我们对这些暴力事件的研究至少会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这些暴力纠纷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意涵。第二，这些暴力纠纷发生的机制是什么。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本研究扎根具体的村落社会，考察暴力纠纷产生的社会场域和文化脉络，并将其置于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恩怨爱恨、初级关系中的“仁义礼信”以及村落的利益纷争下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