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元伦理学勃兴的背景

相较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新兴的元伦理学显然很“另类”，甚至充满反叛的气息。但是，这一独特的理论思潮的兴起也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时代的和理论的背景，切合了一定的现实需要和“哲学情绪”。在这里，我们不妨删繁就简，进行一些提纲挈领的梳理和分析。

1.西方元伦理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或“时代精神的精华”。伦理学也不例外，是一定历史时代、社会条件和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一定主体的“思想中的时代”。这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4]“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就如同一个人不可能拎着自己的头发“超越”地球一样，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他所生活的时代，拒绝受到该时代的熏染，拒绝打上该时代的烙印。因此，历史、时间或时代背景，是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无法回避的理论要素，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理论框架。

从思想史的时间维度而论，元伦理学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怀疑和批判。当其时，资本主义依照“资本的逻辑”滚滚向前，其前所未有的、不断向全世界渗透的生产能力在制造空前的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打破了宁静安详、自给自足、带有人际温情的田园牧歌式的自然文明，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带来了人际关系的深层次调整，带来了人内心的失落和失衡。资本这种奴役人的异己力量的市场运作，整个社会对于金钱、财富的疯狂追逐，使人沦为资本和机器的附庸，导致金钱对人的不断异化，导致机器对人的无情挤压，导致“人对人是狼”的紧张竞争关系，导致人的生存意义的悄然迷失。整个社会陷入了深层次的混乱和无序之中，广大民众则面临严峻的生存和生活困难，不少人陷入了广泛、持久的精神危机。对于资本的贪婪及其强制“赠送”给人类的一切，如环境破坏、残酷剥夺、社会不公、暴力犯罪、人的异化等，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义愤填膺地予以揭露和批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资本对人的新型剥夺和异化超过了一切历史时代，“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7]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逻辑”在整个社会横行霸道，广泛影响了大众的生存境遇。社会财富迅速而规模空前地向少数垄断资本家集中，社会分化和对立日益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基于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追求超额利润的垄断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陷入一轮又一轮经济危机，广大雇佣工人则因为周期性的经济萧条、产业结构调整而经常处于失业、贫困状态，甚至处于动荡不安、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还以邻为壑，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嫁危机，在全球各地攫取利益和争夺势力范围，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先进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尖锐化，令整个世界经常处于恶性竞争和血淋淋的战争的边缘。资产阶级统治者在维持资本主义秩序的道德要求与广大民众的生存处境、真实需求之间，特别是与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需要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难以弥合的“裂隙”、矛盾和冲突，导致了整个社会对既有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怀疑和否定。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资本主义道德背离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要，不过是虚伪、空洞、自欺欺人的说教，是广大民众的“精神鸦片”。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繁荣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中，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文化样式和现实的生产力，日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和深刻的塑造力，对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实践形式和社会组织结构，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休闲方式和娱乐方式，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模式和心理倾向性等，都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各种科学主义、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广泛蔓延，不可一世。可同时，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又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它在引人注目地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同样深刻地“报复”了人类自己。在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负面效应显露出来，产生了一系列科技异化现象，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紧张、能源枯竭、人成为机器的奴隶、失业增加、贫富分化、人的内心失衡、人文精神失落等。科学技术的这种“双刃剑”效应，导致人们对“神圣”“崇高”的科学与理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彻底的反思、追问和批判中，反科学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次第兴起，甚至在与多元化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的结合中，日渐强势地扩张其地盘……

在一系列时代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挑战面前，西方传统价值观、传统道德理念面临着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普遍怀疑和批判，道德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价值多元论等也日益流行起来。在此情形下，学者们怀疑和批判的视野比较开阔，维度也十分广泛，成果更是丰富多样，异彩纷呈。但从元伦理学视角来看，大致说来，它主要是沿着两个看似相反的方向进行的：一是在科学主义的导引下，继续极力强化科学、理性、逻辑的地位和作用，试图用更先进、更强大的科学技术手段解决一切新问题和新挑战，甚至将科学作为唯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试图将诸如哲学、伦理学等人文科学也完全“科学化”“理性化”“逻辑化”；二是反对、贬抑传统的科学观、理性观，倡导非理性的情绪、情感、意志、直觉等的作用，从而颠覆了传统的保守的道德观、伦理观，导致了道德虚无主义、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等的兴起。这其中以德国哲学家尼采（F.W.Nietzsche，1844-1900）彻底反传统、“上帝死了”^[8]、“重估一切价值”最为有名，直接导致或加剧了道德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盛行。当然，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两种路径，那么又会发现“两极相通”，即这两种怀疑和批判又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它们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催生了元伦理学思潮的兴起，并成为元伦理学发展的思想动因和学术资源，其中有些哲学家更是成为元伦理学研究的直接发动者和参与者。

2.“语言的转向”与分析哲学运动

大致而论，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两次范式转换：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代表的古代哲学与科学浑然一体，主要探讨“世界是什么”，追寻世界的本原与始基，处于所谓本体论阶段；伽利略、牛顿经典力学划时代的成功导致了人们对于科学的顶礼膜拜，科学被认为也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于是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在反思过程中，自笛卡儿（R.R.Descartes，1596-1650）始，后经洛克（J.Locke，1632-1704）、休谟、康德（I.Kant，1724-1804）等人，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转向“如何认识世界”，即发生了“认识论转向”，进入了所谓认识论阶段；从弗雷格（G.Frege，1848-1925）、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开始，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专注于语言的逻辑分析，进入了所谓语言哲学阶段。在语言哲学阶段，语言问题上升为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甚至有人将全部哲学问题都归结为逻辑-语言问题，如维特根斯坦就宣称，“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

分析哲学家们在促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当然，分析哲学的产生也有其必然性，也有其理论根源。先前的哲学（包括伦理学），无论是本体论哲学还是认识论哲学，都具有浓厚的科学主义情结，哲学家们总是以科学家自居，宣称自己信奉科学精神，运用的是科学和理性方法，提供的是一整套解释世界的客观的科学真理。这种哲学传统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特别是到著名的“体系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所处的时期，已经达到了“人人景仰”的“顶峰”或“终极点”。麦金太尔说：“把黑格尔看作是伦理学史的终极点，在某些方面总是不会引起异议的：这部分是因为黑格尔把自己看成是哲学史的终结；更重要的是，到黑格尔所处的时代，所有基本论点都已确立。黑格尔以后，这些基本论点以新的装束和新的变化形式再现，但它们的再现不过是证明了根本性的革新是不可能的。”^[9]

然而，如果一种理论走到了“全盛”时期，那么，往往也就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因为，这些混杂着宗教信仰、世俗偏见、个人经验、空泛想象以及大胆猜测的哲学思辨，从（自然）科学的观点看，或者与（自然）科学相类比，既无法加以实证检验，也无法证明其客观性。在传统哲学日益受到外部世界质疑的同时，哲学界内部实际上也不平静，一直在滋生着一股暗流，一股对于那种构造宏大的体系以反映道德现实的“体系哲学”的反叛情绪和攻击行动。

美国当代哲学家怀特（M.White，1917- ）指出：“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10]黑格尔哲学那庞大的思想体系、无所不包的“总结性”内容、空泛而思辨的论述风格，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不满与反感。语言分析哲学正是反黑格尔哲学“淡而无味、名不符实的总结”^[11]的产物，当然也是反对一切传统的伪知识化哲学或教化哲学（包括道德说教）的产物。

反叛性的“破”往往与建设性的“立”相依相伴，相辅相成。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早期，在反传统哲学，特别是反黑格尔哲学运动中，一批有着深厚的科学素养，并且胸怀宏图大略的哲学家相继登上了哲学舞台，如弗雷格、摩尔^[12]、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等分析哲学家。他们将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结合起来，将经验主义传统与逻辑的传统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新颖的哲学主张，如可证实性原则和意义标准，即把经验的可证实性作为判断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的标准。在分析哲学运动强势崛起的过程中，摩尔、罗素等人对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的反叛尤其引人注目，同时，他们新颖的着力语言分析的理论建构尤其具有革命性、开创性意义，受到广大跟随者的热烈追捧，更有不少后来者刻意模仿和“接着”创造。怀特写道：“二十世纪反黑格尔主义的最强有力的表现或许可以在G.E.摩尔和伯特兰·罗素的早期著作里找到，他们激烈地摒弃黑格尔的学说、方法和文风。起初他们作为后来被叫作‘实在论’运动的首脑，而后作为分析哲学各分支的元老，支配了二十世纪大部分的英美哲学。”^[13]

这批别具特色和风格的哲学家大多拥有一种新颖的语言哲学观。他们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转换成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认为对语言的把握与对世界的把握是一致的，从而主要致力于语言意义的分析，甚至将其视为哲学研究的唯一任务与目标。例如，维特根斯坦明确声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14]语言分析哲学家们希望通过逻辑与语言分析，从哲学中清除那些不结果实的研究方法，消除概念含混、判断模糊、有歧义、推理不严密等严重缺陷，单独地、确定地、一劳永逸地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哲学问题，从而消除那些无谓的争论或者意见分歧。他们从现代科学引入方法论，从现代逻辑输入精确性，把语言问题当作突破口，力图运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的方法，使全部哲学逻辑化、科学化和分析化，由此达到哲学思想的明晰、确定、可靠。

无论如何，上述哲学家彻底反传统的态度，对形而上学和规范伦理学等的拒斥态度，以及前所未有地肯定、膜拜逻辑和科学，专注、着力语言分析的方法，确实开创了一代学术新风，令人耳目一新。有人甚至将之称为哲学领域“哥白尼式的革命”。例如，M.怀特曾经这样评价逻辑实证主义的工作：“逻辑实证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对待以前的哲学的历史之否定的、战斗的、批判的、甚至轻视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它对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传统学科的敌视，以及对待逻辑和科学之肯定的、崇拜的态度。这两种态度合在一起引向这样的观点，即：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15]

这一学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使得语言分析哲学风靡一时，后来成为英美甚至整个英语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研究方式，并在欧洲大陆、亚洲，甚至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这场由弗雷格、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石里克等一大批著名哲学家发动的科学主义革命的影响甚至溢出了哲学的范围，也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伦理学领域，令伦理学研究的目的、主题、内容、方法、风格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研究什么，如何进行研究，如何对其结论进行检验，这些在过去几乎不言自明的问题，现在却成了一个伦理学家首先必须反思和定位的问题。从此，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为己任的元伦理学，作为分析哲学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高调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新的学术旨趣、理论使命、研究方式、表述风格，必然导致伦理学出现新的气象，产生一批新的工作成果，甚至令伦理学的结构和面貌焕然一新。在这场哲学、伦理学革命中，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如摩尔、普里查德（H.A.Prichard，1871-1947）、罗斯（W.D.Ross，1877-1971）、尤因（A.C.Ewing，1899-？）、罗素、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卡尔纳普（R.Carnap，1891-1970）、艾耶尔、史蒂文森、图尔敏（S.E.Toulmin，1922- ）、赫尔、约翰·L.麦凯（J.L.Mackie，1917-1981）等，借助于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成果和方法，醉心于对道德语言进行分析，对伦理学研究方法进行探索，从而开创了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将西方伦理学（特别是英美伦理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即元伦理学取代规范伦理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