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琉球灭国后的美琉关系走向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吞并琉球，并未终止美国与琉球关系的演进。且因为《美琉条约》涉及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多方面权益，琉球国的存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商贸利益上，无不受到美国方面的持续关注。在后来的各时期，美国对于琉球及其相关问题的政策走向，均与《美琉条约》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与相关性。其表现如下。

第一阶段，日本吞并琉球的“琉球处分”前后。日本明治政权于1872年强迫琉球政府改“琉球国”为“琉球县”，并镇压琉球士族的抵抗，于1879年设置“冲绳县”，胁迫琉球王尚泰至东京。琉球王廷与士族抗拒了日本的吞并。1878年抵达东京的琉球三司官毛凤来和马兼才，向驻日各国公使投诉：“自列中国外藩以来，至今五百余年不改。”特别吁请“求大清国钦差大臣及大法兰西国全权公使、大合众国全权公使”帮助琉球维持独立。琉球王国的呼声引起了国际反响。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开始对日交涉。美国公使表示，要报告本国政府请求指示，其后美日之间有了持续的多种方式的交涉。

在日本和美国交涉期间，1872年驻日美国公使致信日本外务卿福岛种臣，叙述“1854年7月11日美利坚合众国与琉球王国缔结的规约”，用语是Kingdom of Lew Chew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对于琉球的称谓是全称Kingdom of Lew Chew。福岛的回函称“关于1854年7月11日贵国与琉球之间决定的规约”，^[7]将琉球国简称为Lew Chew，不附加美方所用的Kingdom（国、王国）一词，意在淡化琉球历史上曾经实际拥有的独立国地位。美日双方在交涉期间对于琉球的用语差别，清晰地表明了双方对于琉球政治地位认识与政策立场的差异。关键是，即便按日本官方整理过的外交文书，也不能抹杀一个事实，即美方对于《美琉条约》的缔结与执行以及对日交涉之中，一直是认同琉球所拥有的“国”（Kingdom）的政治地位。

该时期最为重要的外交活动，还有到访东亚的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参与的调停。李鸿章会见格兰特，指出对于中国来说，琉球“贡之有无，无足计较。惟琉王向来受封中国，今日本无故废灭之，违背公法，是为各国所无之事”。格兰特表示：“琉球自为一国，日本乃欲吞灭以自广，中国所争者土地，不专为朝贡，此甚有理，将来能另立专条才好。”^[8]格兰特还提出三分琉球的方案，即将南部小岛归中国，中部归琉球王国，其北岛屿归日本。在格兰特调停的影响之下，日本方面曾做出有限让步，提出将宫古、石垣群岛让与中国的分割琉球的方案，但没有获得坚持“存球祀”目标的李鸿章的认同。

众所周知，李鸿章主持下的晚清外交史上，曾签订过一系列屈辱外交条约，但在琉球问题上，清廷外交历经多年交涉没能获得成功，却也始终没有签署日方所要求的条约。琉球国多次派使臣向清廷求援，使臣林世功于1880年在北京自杀殉职，林世功的“血谏”加之美国的态度以及格兰特的调停，都促使清廷坚持“存球祀”的对日与对琉外交方针，并试图引渡琉球国王，但未果。

清政府的“存球祀”方针，与格兰特的调停目标多有一致，故而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中美对日与对琉政策的共同性，也促成了两国在对日交涉中多有配合。虽然日本以其持续的暴力，最终打断了中美等国所推动的琉球主权问题交涉，但是这一国际外交断绝的同时，也因其内在的合理性而获得了国际法的支持，具有国际性的保存价值。换言之，“存球祀”外交仍然拥有再议，即在合适条件下开展国际性研究及转圜的可能性。

第二阶段，二战期间盟军的决策及其处置日本军国主义领土问题时期。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翌年1月1日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奠定了处置包括琉球在内的日本问题的国际法政治基础。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中美会谈事项共18条，第8条为“香港·琉球事项”。据记载会议期间“罗斯福再三询问，中国是否欲得琉球，蒋主席答称愿将琉球先由中美占领，再按国际托管办法，交由中美共同管理”。其后“罗斯福自德黑兰会议散后，归至华府，则在太平洋战事会议上宣称，琉球应归中国，已得史太林完全同意”。^[9]但是，蒋之对琉球政策认识基点在于：“琉球乃一主权国，其地位与朝鲜相等。”^[10]显然，蒋支持琉球取得与朝鲜相同的独立国地位，中国方面最终未能接受美国提案。

《开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11]琉球归属问题，本来是开罗会议的议题之一，虽然没有被写入宣言，但显然是属于宣言所规定的“剥夺其殖民地”的处置范围。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1945年7月26日盟军方面发表了《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2]1945年8月15日日皇裕仁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接受盟军公告无条件投降。其后由澳、加、中、法、印、荷、新、菲、苏、英、美等11国组建了远东委员会及盟军管制日本委员会。1947年6月19日，远东委员会制定《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的决议》，决定“保证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威胁”，强调“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可能决定之附近岛屿”。^[13]再一次明确了剥夺日本殖民地并重新划定其领土的基本原则，琉球被再次划入了需要国际再议的范围之内。

需要强调的是，二战时期形成的处置战后日本领土范围的原则，应该是战后处理琉球主权归属的最基本的国际法原则。近些年，日本右翼为了和中国争夺钓鱼岛，压制琉球主权问题讨论，并在战后领土问题上提出所谓日本的“故有领土”论，以对抗二战结束时盟国方面确定的“盟军决定”论。显然这是同二战后的国际法原则相冲突的、非法的，也是完全缺乏历史依据的。

第三阶段，占领日本及美国托管琉球的“美治”时期。战后盟军进占日本，在美国主导之下，1951年9月4日旧金山《对日和约》决定将琉球交由美国托管。在美国占领及20年的托管时期，管制琉球的政府称“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即United States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简称USCAR；政府最高首长称“琉球列岛高等弁务官”，即The High Commissioner of the Ryukyu Islands。两职官名中均采用传统“琉球”二字，其读音亦为传统读法Ryukyu。^[14]还先后建立琉球大学，创办《琉球新报》。

美国在托管时期推进的“脱日本化”以及回归“琉球化”诸多措施，配合其铲除军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政治需求，取得了相当的成效。美国在托管时期为琉球“正名”，与19世纪《美琉条约》签订及实施时期使用琉球概念，具有相同的政治认同意义。

第四阶段，归还行政权时期。战后美国对于琉球主权归属的总体认识，曾有美军方面的“军部理论”，还有曾任国务院政策企划部部长的乔治·凯南的“凯南理论”，明确要求排除日本影响，树立美国在当地完全的统治权（事实上的主权）。按麦克阿瑟所说，“冲绳人不是日本人，可以通过美军基地得到收入过愉快的生活”，凯南则强调“冲绳并非日本所固有之一部”。^[15]如同罗斯福在战时提出的将琉球交予中国等主张一样，美军要求从地缘政治方面消除和限制日本在琉球的存在与作用。

但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东南亚战场上迭遭挫折，美国急需假手日本等国发挥多边力量以对抗苏联、中国。而日本方面通过战后的“军需景气”，增加了对美外交筹码。1965年11月，日本总理大臣佐藤荣作访美，与美国总统约翰逊讨论冲绳归还问题。美军政策最终转向致使尼克松“返还理论”占据了上风。1972年5月15日美日双方“归还”协定生效，日本废除“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等管制名称，再度设置冲绳县，任命县知事，获得了对于整个琉球群岛的实际控制权。

美日《归还冲绳协议》不过是美日之间的双边行为，不能最终解决其主权归属问题。由于美军的实际存在，在琉球问题上美国迄今仍然能够起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