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福利效应

由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罗列出的各种生计结果之间具有不可比性和矛盾性，因而在考察特定对象的生计结果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取舍和补充（DFID，1999）。丈夫外出后，妻子不仅要继续承担养育孩子、照料老人、整理日常家务等责任，还要填补丈夫在农副业生产、社会交往、公共事务参与等活动中的缺席状态（Lokshin & Glinskaya，2009）。角色扩展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决策权，但与传统性别角色的错位，容易导致其与家庭和社会之间发生冲突，从而产生紧张和焦虑的负向情绪。同时，工作量的增加也使其身体健康面临威胁（Menjívar & Agadjanian，2007），并且导致休闲娱乐时间大大减少（郑真真、谢振明，2004）。另外，由于夫妻双方两地分居，留守妇女不仅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并且受丈夫影响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也明显提高（Qin et al.，2009）。不仅如此，丈夫外出后留守妇女因承担生产、抚育、情感慰藉等多重任务，还会对家庭中其他成员的福利诸如亲子关系、子女成绩及与公婆关系产生影响（魏翠妮，2006；Biao，2007）。总体而言，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结果实际上主要表现为家庭福利效应，包括经济福利效应和非经济福利效应两个方面。其中，经济福利效应主要涵盖汇款和自身经济收入；非经济福利效应主要涵盖身体健康、主观幸福感、闲暇和家庭地位等妇女自身福利，以及与子女关系、子女成绩和与老人关系等家庭其他成员福利。

2.4.1 家庭福利效应的两个方面：经济福利效应和非经济福利效应

在经济福利效应方面，尽管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丈夫汇款增加了家庭收入，如Maharjan等（2012）对尼泊尔的调查发现，迁移家庭的平均年收入远高于非迁移家庭，并且汇款收入占迁移家庭总收入的30%以上；Jacka（2012）在对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的研究中也发现留守妇女的家庭年收入高于非留守妇女家庭。然而，汇款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的影响却不尽相同。它既可能帮助留守妇女改善生活状况，增加客观福利，并为其提供安全网络（Maharjan et al.，2012），也可能在提高她们生活质量、增加子女教育及获得卫生服务机会的同时，并没有改善其主观幸福感，与公婆同住的更是如此（Gartaula et al.，2012）。此外，丈夫外出还会降低留守妇女自身的经济收入。与非留守妇女相比，留守妇女的收入来源渠道较少，主要是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叶敬忠、吴惠芳，2008）。

在非经济福利效应方面，个人身心健康研究中，大量研究表明丈夫外出对留守妻子的身体健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Wilkerson等（2009）对墨西哥农村女性的研究显示丈夫外出造成夫妻分离，会显著降低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水平。Hoermann等（2010）在对印度和尼泊尔的研究中也认为工作负担的增加会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尤其是生活在核心家庭的女性，在丈夫缺席时不能依靠其他男性亲属，其精神紧张程度更高，身体压力更大（Gartaula et al.，2012）。另外，Sevoyan和Agadjanian（2010）对亚美尼亚农村已婚女性的调查还发现，过去三年里，报告自己被诊断患有至少一种性病的留守妻子比例是非留守妻子的2.5倍；过去一年里，留守妻子患有的性病症状显著多于非留守妻子。此外，周庆行等（2007）和许传新（2009a）在对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结论。留守妇女中最近一个月经常感到身体有不同程度的疼痛感、胃口不好、胃肠部不舒服、睡眠不好的比例都高于非留守妇女。并且在心理健康状况方面，留守妇女中最近一个月经常毫无理由感到害怕、精神紧张、孤独的比例也分别高于非留守妇女。同时，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患有妇科疾病，其中包括留守妇女，她们通常觉得自己的幸福感并不高。个人闲暇研究中，农村妇女对闲暇的定义十分模糊，认为除农业生产活动外，其他活动均为闲暇活动，包括辅导孩子、照料老人、日常家务等（魏翠妮，2006）。事实上，闲暇时间一般指花费在农业生产活动、非农生产活动及家庭再生产活动之外的剩余时间。按正常规律推算，农村妇女平均每年有2～3个月的农闲时间（叶敬忠、吴惠芳，2008）。但多数研究都证实丈夫外出后，为了填补丈夫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缺位，农村留守妇女会减少闲暇时间，并且休闲娱乐的活动种类也非常单调匮乏。叶敬忠和吴惠芳（2008）对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的调查结果显示，8.5%的留守妇女表示自己没有闲暇时间，而对比丈夫外出务工前后的闲暇时间，58.3%的留守妇女表示在丈夫外出务工前她们有闲暇时间。McEvoy等（2012）的研究也认为，丈夫迁移后，由于汇款太少和劳动力雇佣费用太高，留守妻子为了保证家庭食物安全，必须通过减少每天的休闲时间来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另外，通常情况下，闲暇被分为消遣型娱乐活动和提高型学习创造活动（许传新，2010）。而农村留守妇女的闲暇娱乐方式以消遣型为主，包括看电视、聊天串门走亲戚、打麻将、打纸牌、赶集等（叶敬忠、吴惠芳，2008；许传新，2010）；提高型活动较少，主要是读书看报和参加文体活动（邓倩，2010）。个人家庭地位研究中，关于丈夫外出对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地位的影响大致有三种结论。第一种认为丈夫外出对农村留守妇女地位的改善有积极影响。Hadi（2001）的研究显示，丈夫外出后，留守妻子更加积极地参与家庭事务决策，其决策权力显著大于非留守妻子。同时，如果用女孩入学率来反映妇女家庭地位，迁移家庭女孩的入学率也显著高于非迁移家庭。吴惠芳（2011）的研究也显示，外出务工丈夫非常肯定留守妻子对家庭所做的贡献。丈夫外出后，留守妇女在家庭经济、子女教育及农业生产活动决策方面的地位有很大提高。不仅如此，因家庭角色扩展及丈夫缺位，农村留守妇女变得更加独立自主、意志坚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新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形成。第二种认为丈夫外出对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有消极影响。Menjívar和Agadjanian（2007）在研究亚美尼亚和危地马拉男性迁移对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影响时发现，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妻子尽管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但并没有明显改变她们的地位及性别关系。丈夫迁移前后，其在家庭财政方面的主导地位依然没有明显变化，妻子仅能决策一些日常生活问题，而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上，尤其是非日常性费用支出方面必须与丈夫协商。新的劳动力分工模式进一步强化了男性养家糊口和决策者的角色，使留守妻子的从属地位更加固化。第三种认为，丈夫外出后妻子家庭地位的变化是文化和社会因素所致，丈夫迁移在此过程中可能扮演了间接的促进者角色。de Haas和van Rooij（2010）的研究认为，与非留守妻子相比，留守妻子尽管在家庭的一些主要事情上仍然寻求丈夫的意见，但其在作物种植和购买东西方面拥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同时对包括女儿在内的子女教育也有更大的影响力。但这种改变主要是临时性改变，因为留守妻子在物质和经济上更依赖丈夫。她们害怕被丈夫否定，将责任和决策权的增加视为一种负担。因而，当大多数男性回归家庭后，传统的父权角色也会随之恢复。尽管如此，从间接和长远的角度来看，丈夫迁移会增加女孩的受教育机会，并通过文化的交流与引进，逐渐改善妇女的地位。

在非经济福利效应中家庭其他成员福利状况方面，与子女关系研究中，Menjívar和Agadjanian（2007）的研究表明丈夫迁移后，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可能有更好的物质生活。丈夫对孩子的关注促使留守妇女在抚养孩子上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汇款收入。并且当丈夫向家里汇款或寄送礼物、定期打电话时，留守妇女还经常向子女灌输父亲养家糊口的形象，从而有效调节了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范兴华（2011）发现母亲留守的子女（尤其是男孩）的整体情绪适应状况不佳，具体表现为其总体幸福感得分和积极情感得分均显著低于父母亲双方都不曾外出的子女，而消极情感得分、抑郁得分和孤独感得分均显著高于父母亲双方都不曾外出的子女，从而间接说明留守妇女家庭中亲子关系存在问题。子女成绩研究中，当学习上碰到困难时，仅有16.5%的留守儿童会先想到向母亲求助，相较之下，有将近一半的留守儿童会先想到向父亲求助。同时，留守儿童中学业成绩评定为差的比例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其中54.9%的留守儿童认为父亲在家会对他们的学业有很大帮助（陈小萍，2009）。与老人关系研究中，刘晓（2010）调查发现在有公婆的农村留守妇女中，大部分认为自己与公婆相处得很好或较好，仅有小部分认为自己与公婆相处得不好。叶敬忠、吴惠芳（2008）对此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结果显示丈夫外出期间，已与公婆分家的留守妇女和未与公婆分家的留守妇女在与公婆的关系方面差异明显。已与公婆分家的留守妇女与公婆关系非常融洽和比较融洽的比例均高于未与公婆分家的留守妇女比例。与此相对应，未与公婆同住的留守妇女对与公婆关系的评价低于与公婆同住的留守妇女。

2.4.2 生计策略对家庭福利的影响

在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方面，丈夫外出和妻子留守的家庭策略有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丈夫长期外出的家庭，其家庭平均收入普遍高于短期外出和没有外出的家庭，这是因为长期外出的丈夫有更高的工资、更加固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训练（Paris et al.，2005）。张原（2011）的研究也显示，1991年到2006年，留守妇女家庭的年总收入平均增长率高于非留守妇女家庭。其中，留守妇女自身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尽管低于非留守妇女，但前者的农业收入增长率和工资性收入增长率均高于后者。

在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自身福利的影响研究方面，对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中，Roy和Nangia（2005）以及刘晓（2010）认为丈夫外出后，农村留守妇女的身体健康水平明显下降。一般疾病发病率显著高于非留守妇女的主要原因是其选择留守的同时，还必须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及非农经营活动，造成劳动负担过重，心理压力过大。Wilkerson等（2009）的研究也表明妻子留守会直接导致其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对闲暇的影响研究中，魏翠妮（2006）的调查显示，留守妇女从事的生产活动类型决定着闲暇时间的长短。家庭土地面积较少、没有参与非农经营的家庭主妇型留守妇女的闲暇时间最多；家庭土地数量为3～10亩、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及多种生产经营的留守妇女的闲暇时间次之；家庭土地数量在10亩以上、生计策略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留守妇女的闲暇时间最少。就闲暇质量而言，家庭中是否有子女正在接受教育，会影响留守妇女闲暇活动时辅导孩子功课的参与率。家务劳动繁多使得留守妇女的休闲时间呈碎片化特征，较大地影响了其闲暇生活的质量。对家庭地位的影响研究中，农村留守妇女由于在种植和养殖生产活动中承担了主要的角色，因而在种植和养殖决策过程中拥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叶敬忠、吴惠芳，2008）。并且丈夫外出后，留守妻子参与工资性工作的累积时间对其自主权也有显著影响，累积工作时间越长，其自主权越大。同时生育率高低与自主权的大小没有关系（Yabiku et al.，2010）。

在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其他成员福利的影响研究方面，对与子女的关系及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研究中，杨菊华、段成荣（2008）发现父亲外出、母亲留守会增加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其在学率普遍高于与父亲一起留守的儿童、流动儿童及其他儿童。刘晓（2010）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妇女在农忙或家务繁忙时，常常会疏于照料孩子，甚至有时不得不要求他们帮忙做一些家务，从而挤占其学习和玩耍时间，对亲子关系和孩子的学习成绩产生不利影响。对与老人关系的影响研究中，丈夫外出后，尽管对与公婆关系的变化评价不一，但与公婆关系在整体上没有显著变化成为多数农村留守妇女的共识（魏翠妮，2006；刘晓，2010）。此外，吴惠芳（2010）还认为部分留守妇女在丈夫外出务工后，与公婆在劳动方面的相互帮扶一定程度地增进了婆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