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

生计策略是指人们为满足生存需要，通过对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资产进行选择和组合后开展的相关活动，它通常反映为人们在不同时期用来满足不同需求的综合性动态选择。Lockwood（1997）认为个人或家庭在对经济活动和包括生育在内的非经济活动进行决策时，通常是对不可预测环境的应激反应，而不是对既定策略的追求（Rakodi，1999）。在正处于转型期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气候环境等的剧烈变化往往会引发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不断转换。作为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环节，目前已有大量关于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农牧民、失地农民、生态移民等，如郝文渊等（2014）分析了生计资本存量变化时，农牧民生计策略的调整过程；周易、付少平（2012）将失地农民的生计策略分为以创业为主和未以创业为主，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生计资本因素；李聪等（2013）分析了移民搬迁对农户参与农林种植、家畜养殖、非农自营、外出务工等生计活动的影响。与之不同，在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研究中，直接对生计策略进行系统研究的很少，大多仅是涉及某一生计策略活动。同时，多数研究均侧重比较丈夫外出前后农村留守妇女生计策略的变化，很少用实证数据分析外部环境和内部禀赋对其生计策略的影响。

2.3.1 主要的生计策略：农业生产、非农经营和再生产

在农村已婚家庭，丈夫为了保证家庭的生活标准、启动或扩大家庭经营，通常以外出打工或经商为主要生计策略（Binzel & Assaad，2011）。新迁移经济学将迁移视为家庭风险分担行为，认为丈夫外出后提供的汇款作为潜在资源在资本投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市场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Lucas & Stark，1985），能够促进家庭成员当前福利的最大化（Binzel & Assaad，2011）。因而在传统的父权制家庭结构和性别角色认知的文化背景下，丈夫外出，农村妇女留守通常被视为理性的抉择，是促进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生计策略（段塔丽，2010）。因为丈夫外出务工既能为家庭带来经济利益，同时农村妇女留守也能为老人和孩子提供照料，并参与农业生产和社区活动，使家庭的各项功能正常运转。选择留守之后，农村留守妇女作为家庭主力，其生计策略通常包括农业生产活动、非农生产经营、再生产活动等不同选择。

在农业生产活动方面，尽管经济回报率较低（Jacka，2012），但作为家庭收入和食物来源，农村留守妇女依然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当然在劳动力和时间配置上可能有所不同。一些研究表明，丈夫外出务工后，农村留守妇女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和牲畜，会选择劳动力替代的方式提高对作物种植、牲畜养殖等的参与度，同时增加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时间配置（Binzel & Assaad，2011）。另一些研究则认为丈夫外出前，农村家庭中的农业生产活动已经主要由妻子负责承担。丈夫外出后，对于那些明显由男性承担的工作，留守妇女更倾向于雇用工人，因而对于生活在核心家庭的留守妇女，农业工作量并没有显著增加（de Haas & van Rooij，2010）。因而丈夫外出务工后，农村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及时间配置与先前相比没有明显变化（de Haas & van Rooij，2010）。然而，也有研究持不同观点，认为农村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和时间配置变化与否是依据一定条件的，常常受汇款和丈夫回家频率的影响。如果汇款不足，或丈夫在农忙时节缺席，农村留守妇女就必须通过增加自身的工作量来弥补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缺失（Paris et al.，2005）。

在非农生产经营方面，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行为及时间配置的影响在不同研究中结论也不同。一些研究表明，丈夫外出会增加女性对市场的参与及时间配置。如Durand和Massey（2004）在对墨西哥的研究中发现，丈夫外出会提高留守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Gebru（2010）在对埃塞俄比亚的研究中发现，丈夫外出后，超过2/3的留守妇女即使接到了汇款，依然倾向于寻找非农劳动力工作。张原（2011）对中国的研究也表明，由于农业劳动效率较为低下，经济收益较少，因而农村留守妇女更愿意投入较多的时间参与工资性工作。与此相反，也有研究发现因家庭劳动力的相互替代，丈夫外出后，农村妇女会降低对工资性工作的参与（Binzel & Assaad，2011；Lokshin & Glinskaya，2009）。或者，丈夫外出对留守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行为没有影响，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在就业方面并无差异（Agadjanian et al.，2007）。同时，还有一些研究则表明，丈夫外出对农村留守妇女劳动力市场参与度的影响受一定条件限制，Lokshin和Glinskaya（2009）对尼泊尔的研究认为，依据家庭生产功能的属性，丈夫外出可能会提高，也可能会降低留守妇女的生产力，因而对她们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有着模糊不清的影响，该影响主要取决于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汇款的收入效应以及家庭生产中丈夫和妻子在时间投入上的替代性可以解释丈夫外出务工对拥有土地数量较少或无土地的留守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强烈影响，而在拥有土地数量较多的家庭，丈夫外出务工则对留守妇女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影响很小。此外，丈夫外出的汇款收入也会促使农村留守妇女投资已经存在的或者开始新的家庭经营活动，虽然从事家庭经营所得的收入较少，但依然能够提高她们对家庭经济的直接贡献（段塔丽，2010）。

在再生产活动方面，农村留守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主要包括洗衣、做饭、打扫房间以及照顾孩子和老人等（毛桂芸，2010），其投入时间多少与丈夫是否外出务工没有显著相关性。但也有研究认为，丈夫外出减少了需要照顾的人数，加上近年来技术的进步（如燃气灶、自来水的使用），生育率的降低，家庭收入的增加以及市场购买能力的增强等原因，家务劳动量相对减少（de Haas & van Rooij，2010）。尽管如此，农村留守妇女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性却会随着丈夫收入的增加而相应提高（张原，2011）。另外，在不同的研究中，丈夫外出对留守妻子生育行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Agadjanian等（2011）在对莫桑比克的研究中发现，丈夫外出会暂时降低留守妻子的生育率，但丈夫回家后，生育率又会上升，即不管已经有几个孩子，大部分留守妻子倾向于多生一个。Jacka（2012）和许传新（2010）对中国的研究则认为，因为子女养育能够保障家庭未来老有所依，且在与人发生冲突时子女能够给予有效的支持，因而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在生育孩子的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别，大部分农村妇女都会选择生育2个或3个孩子，并且与第一个孩子的性别没有关系。同时，受中国传统文化“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照料孩子和老人已经固化为妻子的义务。通常情况下，年纪较小的农村妇女一般只需要照顾1个孩子，而年龄较大的农村妇女则需要照顾2个孩子（向诚娜，2012）。大多数留守妇女属于青（中）年，家庭中老人均健在，并且在家族观念日益淡化的背景下，尽管家庭核心化已成为一种趋势（de Haas & van Rooij，2010），但仍有少数留守妇女和父母居住在一起，其中有20%～30%的留守妇女需要照顾1～2个老人（向诚娜，2012）。与丈夫外出前相比，留守妇女照顾老人的比例有所上升（叶敬忠、吴惠芳，2008）。此外，丈夫外出还对家庭中女孩的教育有积极影响（Hadi，2001）。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下，希望女儿接受教育已成为社会的新规范，丈夫外出能够为女儿的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尽管该支持仍然受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丈夫属于国际迁移的，其家庭经济条件一般较好，女儿接受教育的愿望比较容易实现。而相对地，国内迁移及非迁移家庭因经济条件有限，在资金缺乏时，普遍选择让儿子继续读书，女儿回家帮忙（de Haas & van Rooij，2010）。

2.3.2 生计策略多样化

已有研究除关注农业生产活动、非农生产经营、再生产活动等不同策略自身外，还涉及了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多样化。

大量男性劳动力的外出，也使农村留守妇女成为当地非农就业的主要劳动力。她们通常在参与农作物种植的同时，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打工或做些小生意（高岩，2009）。如Johnson（1992）对坦桑尼亚的研究认为，劳动力和作物的日益商品化趋势影响了性别分工和家庭生产。男性在工资性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女性为获取维持家庭运转的食物和收入而加大对生存性作物和经济性作物的投入，同时也兼业参与酿造啤酒、食品加工及小商业等非农活动。Menjívar和Agadjanian（2007）在对阿美尼亚的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尽管农村留守妇女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农业和汇款，但仍然会通过商业零售、打零工的方式来赚取额外收入。Desai和Banerji（2008）、Binzel和Assaad（2011）通过对比分析迁移家庭和非迁移家庭的农村妇女的收入来源，发现农村留守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非工资性工作及生存性工作的概率均显著高于农村非留守妇女。

叶敬忠、吴惠芳（2008）对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的研究发现，外出务工收入、农（林）作物种植收入及牲畜养殖收入是大部分留守妇女的收入来源，也有部分留守妇女还选择参与做买卖、跑运输或其他生计策略活动。其中，对于农作物种植，熊光伦等（2014）对中国西北东乡族、回族留守妇女的调查研究还发现，丈夫外出会导致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生产经营力下降。为达到降低家庭风险和生产难度的目的，其在农业生产时会选择粗放式经营，表现为多样种植玉米、小麦、马铃薯等作物品种，而对于那些新品种和价格波动较为剧烈的经济作物则不会大量种植。另外，高岩（2009）在调查中发现，至少有一半的留守妇女生活在非核心家庭，老人照料和子女的抚养与教育已成为留守妇女的日常活动。此外，张原（2011）在研究中也发现，丈夫外出使留守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和市场性工作的概率显著增加，但时间配置明显减少。另外丈夫外出对留守妇女从事工资性工作和家务劳动的行为虽没有明显的影响，但从事的时间有所变化。其中工资性工作的时间变长，家务劳动的时间随着丈夫收入的增加而有所减少。

2.3.3 脆弱性、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

可持续生计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试图了解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从而强化积极因素（即增加选择和灵活性的因素），减少限制或负面影响，帮助农户建立可持续的生计策略。因而，外部环境（如脆弱性）及家庭内部差异（如生计资本）成为农村留守妇女生计策略影响因素的研究重点。

脆弱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方面，在外部冲击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中，近年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波动等经济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留守妇女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冲击。叶敬忠、吴惠芳（2008）调查发现因生产资料价格高而粮食销售价格低的原因，多数留守妇女减少了水稻种植面积。同时由于饲料价格的上涨，再加上“O、Q、H型流感”的扩散蔓延，猪肉、禽肉、禽蛋的价格频繁波动，致使许多留守妇女减少或放弃了生猪或其他家禽养殖，增加了对劳动力需求量少且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性作物或工资性工作的投入。另外，Dolan（2002）对乌干达的研究还发现，受土地日益贫瘠、作物和家畜疾病增加、气候变化的影响，男户主和女户主家庭开始参与几种不同形式的收入创造活动，依靠多种非农收入来源，如家庭经营、工资性工作及汇款等来构建家庭生计组合。社会主要发展趋势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中，Ellis（1998）认为由于农村留守妇女缺乏农业革新和投资动力，因而在城市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农业女性化趋势对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消极作用，她们更愿意通过减少对农业生产的时间投入来增加工资性工作的时间投入（张原，2011）；Mtshali（2002）对南非的研究发现，在一个限制妻子流动的贫穷、父权制社会中，土地资源匮乏促使丈夫外出，从而减少了留守妻子参与非农活动时受到的限制，增加了同时参与多种生计策略的机会；Orr（2001）对马拉维的研究分析表明，在市场自由化的背景下，尽管多数留守妇女家庭中来自微型企业的收入份额基本不变，但也有部分女户主家庭的微型企业收入份额急剧增加，该结论似乎意味着女户主家庭更渴望利用市场自由化提供的机会进行多样化的生计策略投资组合。各种周期性因素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中，近年来，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和下降在较长时间内呈现出以若干时间为周期的规律（于少东，2012），而农村留守妇女对价格的关注会使她们依据市场的需求重构生计组合（杨照，2011）。比如当粮食涨价时，减小养殖规模，而当粮食降价时，则会选择扩大养殖、参与其他生计活动来弥补损失（叶敬忠、吴惠芳，2008）。同时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也促使留守妇女利用农闲时间从事一些诸如采摘西红柿或棉花、集市上摆摊等非农经济活动（李新然、方子节，1999；Menjívar & Agadjanian，2007）。

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方面，人力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中，女性的体能限制、受教育程度低下是促使农村留守妇女选择留守的内在原因之一（朱海忠，2008）。留守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事农业劳动的概率越小，时间配置越少，相对地，从事工资性工作的可能性则加大（张原，2011）。李英华（2008）调查发现虽然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村留守妇女很少，但大多数留守妇女都认为技术培训可以促使她们参加与培训内容相关的生产活动，增加经济收入。此外，技术培训和非农经历越多，家庭规模越大，生计策略的多样化程度就越高（王洒洒等，2014）。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中，毛桂芸（2010）认为出于利益的考虑，农村留守妇女更愿意通过参与互助式的合作生产组织来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而且因为流动性相对较低的原因，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依然保持着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吴惠芳、饶静（2010）调查发现农忙时期，许多留守妇女会请公婆帮忙，并且即使公婆在农业生产上不能提供直接帮助，也能帮其分担家务，使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同时也为选择多样化的生计策略提供了可能。自然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中，土地决定着农业收入和迁移的机会成本，是影响农村劳动力从乡村转移到城镇的重要因素（Wang，2013）。因而在丈夫外出后，绝大多数留守妇女即使面临农业生产困难，也仍会尽力耕种自家拥有的全部土地。只是在耕作方式上更加偏向粗放经营（毛桂芸，2010），同时也可能偏向于种植劳动力需求量少而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性作物，如蔬菜、柑橘、甘蔗等（叶敬忠、吴惠芳，2008）。物质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中，农村留守妇女家庭中拥有的生产性工具、交通工具、耐用品种类对多样化的生计策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房屋价值越低，她们选择参与多样化生计策略的意愿越强（王洒洒等，2014）。金融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中，Amuedo-Dorantes和Pozo（2006）以及Mendola和Carletto（2009）在分析汇款对留守妇女工作时间分配的影响时发现，汇款会显著减少她们从事非正式部门和无偿性工作的时间。而Binzel和Assaad（2011）的研究表明汇款对留守妇女从事非工资性工作的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当汇款收入不能弥补丈夫外出造成的劳动力缺乏时。另外，家庭储蓄对多样化生计策略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家庭储蓄越多，农村留守妇女同时参与的生计策略种类越多（王洒洒等，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