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七月，偕水师统领丁公汝昌率各船团回防济师（增援军队）。复偕丁公先赴韩境沿海一带，荡舢板，探查陆兵下岸处。中途潮退，舟胶于滩。公及丁公赤足履沙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丁公笑曰：“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这是《容庵弟子记》中的一段文字。容庵，是袁世凯的号。此书共四卷，是袁世凯的弟子沈祖宪和吴闿生二人撰写的。书中记述了袁世凯事略，但出自门生之手，当然是按袁世凯的口味写的，似可当作他的自吹自擂来读。上面所引的文章能使人想见袁世凯反复向其徒众和家属讲述他年轻时代的情景。
文中的“丁公”，是后来在甲午战争中自刭身亡的水师提督丁汝昌，而单单一个“公”字，指袁世凯。
所记七月，是1882年（清光绪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即壬午年。这年朝鲜发生了“壬午之变”，清政府派兵援助。
清军三千人，由庆军统领吴长庆指挥，丁汝昌负责运送。据吴长庆的书简记载，舰队到达仁川海面是七月七日辰时——这里的日期是阴历，若按阳历，则是8月20日辰时，即上午八时前后。事实上，开始登陆是翌日辰时。
足足花费了一整天，是因为仁川易于登陆的地点已停泊了七艘日本舰只，只好避开，另觅地点。清军舰队在三十多公里之外的南阳府海面抛锚。
袁世凯同丁汝昌驾着舢板找寻登陆地点，正赶上退潮，船不能动了，只好赤脚步行一里多路上岸。清代的一里，不过是五百七十六米。走过这段布满乱石、碎贝壳的海滩，袁世凯的脚被擦伤出血了。丁汝昌见了，笑道：“真难为你这位少爷了！”
丁汝昌的语气，仿佛是袁世凯在与他并肩统率军队。其实，那时候两人的身份差别很大。也许后来当上总督、大总统的袁世凯回顾往事时，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身份总有一种错觉吧。
当时丁汝昌是与派遣军司令吴长庆同级的将领，而袁世凯不过是吴长庆的一名幕僚而已。幕僚也称幕客，是个人私设的秘书，并非由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吏。原来袁世凯科举落榜，属于国家公务员考试不合格者。幕僚也有因主人的保荐而得到中央政府任命的，但那必须有相应的理由。袁世凯在朝鲜非常活跃，得到吴长庆的推举，终于“奉旨，以同知用，并赐花翎”。同知是知府的副手，正五品。所谓花翎，是用孔雀羽毛做的垂在帽子后面的装饰物，特为赏赐给五品以上有功绩的官吏。
这是那年九月的事，可见七月在朝鲜登陆时，袁世凯还是个白丁，不能与从一品的水师提督丁汝昌平起平坐。
“你看看我的脚！”坐在沙滩上，丁汝昌把脚伸到袁世凯面前。
“嚄！”袁世凯大吃一惊：提督的脚底板似乎相当硬，竟然没出一点儿血。
“咱俩走的可都是一样的沙石滩啊！”丁汝昌道。
“您的脚底板真够硬的。”
“比草鞋是结实多了。”
“简直像牛皮一样！”
“这是练出来的，哈哈哈……”丁汝昌放声大笑。
“太可怕了！”袁世凯瞟了一眼提督的脚掌，毫无顾忌地说道。
“纨绔子弟！”丁汝昌心里又念叨了一遍。
丁汝昌忽然羡慕起袁世凯来。这个无官衔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是河南项城名门望族的后代；而丁汝昌出身于安徽庐江的贫农家庭，从淮军的一个士卒，经历千难万险才升为将领。恰似由小伙计熬成大公司经理的人，对华贵之家出身的新职员的成长环境，往往会蓦地生出一种妒忌之感。
他把脚放到沙滩上，端详袁世凯的脸。
“您怎么了？”袁世凯问。
“让你看了这么半天的脚底板，怪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您这是说到哪儿去啦……锻炼是件好事嘛！要知道有今天，我也在山野里打赤脚，练一练脚底板了。”
“现在也为时不晚。”
“对……我这就开始练。”
“随你的便。”丁汝昌喃喃说道。
他并不是存心练出脚底板的。生在贫困家庭里，少年时代的丁汝昌从来没穿过鞋。投身军旅也是为了糊口。那年月，当兵的都是吃不上饭的人。
也许比乞丐好些吧！人们常常是抱着这种心情从军的。丁汝昌与众不同的，大概就在于胸怀大志。他有一种志向：不管怎样，当了兵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番事业。
在一群与失业者禀性相同的士卒当中，稍稍正经些，显露头角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平平常常地干两下就会引人注目。
丁汝昌是刘铭传的部下，曾讨伐过捻军。刘铭传是李鸿章创建的“淮军”的将领。
捻军，是在河南、安徽、山东一带造反的起义军，好像与南方的太平天国相呼应似的。所谓“捻”，有拉帮结伙之意，最初产生于农村共同体之中，是行侠仗义的集团，与私贩当时属于专卖的盐有关。若是干非法营生，就变成自卫的武装。发生灾荒时，这种武装集团便揭竿而起。蒙古族出身的将领僧格林沁率骑兵与捻军作战，惨遭大败。
如此强大的起义军，被李鸿章采取分割作战，终于土崩瓦解。朝廷军的骨干是淮军。丁汝昌在讨伐捻军中立了功，从下级军官升为中坚军官，进而跻身于高级将领之列。
“因为那家伙识文断字啊！”昔日的伙伴们半带妒意地说。的确，丁汝昌很好学，不仅在少年时代，从军以后也孜孜不倦地学习。
然而，最幸运的恐怕是他当上清军中为数甚少的水师将领。他的出生地庐江县是水乡泽国，他从小熟悉水，船就好似鞋子。升为高级将领以后，他被调到水师。在陆军中，人才济济，是难以超群出众的，但海军方面竞争者就不多了。
仅仅是幸运吗？
不，我自己努力了！
丁汝昌常常这样自问自答。他以重金雇用通晓外国语的幕僚，翻译有关海军的书籍，努力吸取新知识。关于海军的知识，他被公认为首屈一指。
但出类拔萃也是一种苦恼。对于海军的事情，连一个水平相当的谈论对手也没有。不被人理解是苦恼的。
丁汝昌闭上眼睛，又回想起欧洲之行的种种场面——雾茫茫的伦敦街道、巴黎的凯旋门、柏林的歌剧……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记忆犹新。他是奉李鸿章之命，前往英国购买军舰，并考察法、德两国的海军。
丁汝昌睁开眼睛。
云雾蒙蒙，隐约看见停泊在海上的大清舰队。那里有他搭乘而来的军舰“威远号”，运载兵员的招商局的“镇东号”和“日新号”，还有装运武器弹药的“泰安号”……
“真可谓威风凛凛啊！”袁世凯说。
“差远啦！”丁汝昌应道，仍眺望着船队的暗影。
“噢？如此还……”
“同英国水师相比，我们的舰队简直是玩具！”丁汝昌站起身，环视四周，他要选定登陆地点。
“我做点儿什么呢？”袁世凯问。
“我没打算叫你做什么……只是想让你多知道些海军的情况。”
“多知道些海军的情况？”
“必须让大人物好好了解一下海军。”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你是未来的大人物呀！”
丁汝昌说完笑了，然而，他的侧脸却显得很凄楚。
2
关于使中国和日本都兴师动众的朝鲜“壬午之变”，略说几句。
这个事件被称为“军乱”，的确是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朝鲜李氏王朝已经现出日薄西山的征兆。政界的派系斗争无休无止，官吏压榨农民，腐败到了极点。而派系斗争的幕后，是清廷和日本牵着线。
自明代起，朝鲜奉中国为宗主国，所以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明政府曾派军救援。明、清交替之际，朝鲜从旁观望，权衡双方的力量，先是向清交出人质，誓约服从，及至清兵攻明，要它出兵时，却又拒不从命。对此，清廷当然曾严加责问。
清太宗崇德六年（1641年），清军攻打明朝的锦州时，朝鲜派水军五千，供粮食万石，明确地表明了归附清廷的立场。到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清平定了中原，放还朝鲜人质，并将进贡的数额减掉一半儿，其后也时有减免。
魏源的《圣武记》中有记载：
朝鲜虽为外藩，实同内服。自康熙以后，国有大饥，则以海运漕粮赈之，国中讨贼，则颁万金以犒有功之将。
对于外藩，清政府采取不过于干涉主义，这种放任政策，使外藩实质上享有独立。就朝鲜而言，当初毋宁说朝鲜方面更想靠拢清政府，因为遇到灾荒，能得到紧急救济，连功臣的赏赐也给承担了。
可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露了马脚，其软弱无力已是路人皆知。在朝鲜内部，“投靠清朝绝非上策”的主张日益增强。恰恰从这时候起，日本因明治维新而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有了实力，开始向朝鲜扩张。
日本依据1876年的《江华条约》，在釜山和元山设置了特别居留地。在居留地里，日本把持了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享有进口免税的特权。于是，日本商社把大量的外国商品带进朝鲜，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手工业者。同时，日本商社囤积粮食，使米价成倍上涨，剥削平民。此外，日本政府还向朝鲜派出军事教官，企图把朝鲜军队日本化。
日本在朝鲜扶植亲日势力是必然的，亲日派自称“开化党”，多数是不满现状的人。他们把执政集团称作“事大党”，加以反对。而事大党一如既往，大都有依靠中国的思想。
由于日本插手，开化党的势力日见强大，事大党逐渐衰落。到1881年时，形势急转直下。
“壬午之变”就是试图把逆转的局势再逆转回来。发端是朝鲜民众的反日行动。三菱公司职员大渊吉威、大仓建筑公司职员儿玉朝二郎、东本愿寺和尚莲元宪诚三人，在日本人居留地以外的安边府，被激愤的民众袭击，莲元当场死亡，大渊、儿玉身受重伤。
这时，唯恐天下不乱、虎视眈眈的是大院君李罡应。其父是第十六代仁祖的七世孙，从李氏朝鲜的王族来说，这是较远的一支，但成了第二十一代英祖之孙恩信君的继嗣之后，一下子近了起来。第二十五代哲宗一死，依照宗例，李罡应的次子李命福继承了王位，就是李太王。由于年幼，生父大院君摄政，从1864年至1873年，大权在握，为时十年，史称“大院君执政时代”。
大院君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从行政组织到军制、文教，对旧制大动手术，修改户籍法，向两班（士族）征税。他的执政固然有进步的一面，但对外却采取攘夷、锁国主义，严厉镇压基督教。
大院君颇有才干，但过于独断专行，结果政治上漏洞百出，被政敌钻了空子。
他的政敌是李太王之妃闵氏一族。在大院君看来，作为自己的儿子的妃子，是他亲自选定的，竟然忘恩负义。而闵氏一族认为：太王已经二十多岁了，总有个大院君这样的保护人，实在讨厌。外戚掌握实权，在朝鲜是合情合理的。
闵妃与胞兄闵升镐攻击大院君失政，鼓吹国王亲政。1873年，大院君不得不交出了摄政权。
这时大院君才五十三岁，年富力强，却被迫引退，所以此后九年间他一直是切齿扼腕，痛恨至极。名为国王亲政，实质是闵妃及其背后势力掌握了实权。
这时候，发生了反日骚乱。反日情绪最强烈的是军队。日本向朝鲜派了军事教官，企图使朝鲜军队日本化。旧式军队的官兵是最怕整编的。兵饷拖欠了一年之久，六月份好歹用粮食代替，发了一个月的饷金，但那粮食却是发了霉的。官兵们怒不可遏，拥到军资监殴打经办人员，并越级向武卫都统使控告，但毫无结果。
“壬午之变”被称作“军乱”或“军变”，就是因为暴乱的主力是军队。一年不发兵饷，好容易领到，却是霉米，所以官兵们忍无可忍了。这是自发的暴动，但伺机以动的大院君岂能放过它。
你们吃不上饭，原因在日本！
闵妃一党与日本勾结，必须铲除！
大院君不失时机地煽动。
暴动的目标指向日本公使馆和闵氏家族。
《江华条约》已缔结五年，而日本公使馆是前一年才开设的，被朝鲜军队和汉城贫民一举烧毁。
公使花房义质从长崎向外相井上馨呈上一份报告：
本月二十三日午后五时，暴徒数百人，突然袭击公使馆，矢石弹丸横飞，馆舍被纵火焚烧。竭力防守七小时，政府援军却始终未到。冲开一角，直奔王宫，而城门紧闭。不得已撤至仁川府。休息间，又遭该府兵卒袭击，巡查二人当场死亡，三人负伤，此外尚有死伤。突围后从济物浦登船。二十六日在南洋（南阳之误）而遇英吉利测量船“弗莱因夫西斯号”，备受款待，伤员亦安抵长崎。据闻，二十三日暴徒同时袭击王宫及闵台镐、闵谦镐两家。鉴于仁川之不测，釜山、元山等处亦不可疏忽。护卫舰“磐城号”现在元山，另一舰已派往釜山，担当护卫，并探听京城事态及国王、政府之安危。近藤书记官、水野大尉等二十四人已到长崎，堀本中尉等八人生死不明。
花房义质
七月三十日午后十二时三十分，于长崎
事后查明，这次事件中被杀的日本人有堀本中尉等十三人，其中有尸可认者十二人。
堀本中尉是日本政府派遣的军官，在下都监（日本式军事训练所）负责训练朝鲜军。
“堀本久居下都监，最为韩人所憎……”
正如《东京日日新闻》所报道的，当地人认为下都监是官兵失业的原因，堀本成了众矢之的。那天，他没在公使馆，正在下都监。民众向他投掷石块，他头扎抹额，拔刀迎战。不意被人绕到身后，用棍棒击伤右手，战刀落地。一人拾起战刀，将他砍死。
大院君进入王宫，清除闵党，夺回政权。外面纷纷传说大院君在王宫内把儿媳闵妃毒死了，于是，政府向全国发布了讣告。后来判明闵妃逃到忠清道清州，平安无事，政府又布告全国，取消服丧令。
3
“膺惩之师”，日本曾多次以这种名义动员军队。明治七年（1874年）向台湾出兵，就声称不是要和清廷交战，而是向杀死漂流到台湾的日本人的土著兴师问罪。公开为对外战争进行动员，“壬午之变”的出兵是第一次。
代理陆军相山县有朋向东京及熊本两地的镇台发出动员令，命令他们在福冈编成混合旅，并指令其他镇台待命。海军命令“日进号”“天城号”“金刚号”三舰火速驶赴朝鲜，“磐城号”已盘驻在朝鲜海面。这支舰队的司令官由东海镇守府司令长官仁礼少将担任。陆军由西部监军部长高岛少将指挥，冈本大佐任参谋长，已经回国的花房公使又与高岛少将一道搭乘工部省的“明治号”重返朝鲜。“明治号”到达仁川是8月12日午前十一时，“金刚号”三天前在这里抛了锚。
8月20日袁世凯随丁汝昌勘察登陆地点时，花房公使已经走进汉城的王宫，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强硬要求：派遣特使赴日本，以国书谢罪；严惩罪犯；抚恤被害者家属，弥补损失；赔偿出兵费；为保护公使馆，日本有权驻兵；扩大开港地方的权益；放宽旅行限制。这就是后来签订的《济物浦条约》。
“日本以什么姿态出兵呢？”丁汝昌朝前走，袁世凯跟在后面问道。
“军人不应该管那类政治问题。”丁汝昌答道。
“是的……”
袁世凯嘴上这么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摇了摇头。丁汝昌没有看见他身后的年轻人的动作。
不了解政治状况，就难以采取果断的、临机应变的军事行动。
军人更应当关心政治，袁世凯心里想。
“你不是军人，当然可以议论政治。”丁汝昌缓步踏着沙滩，温和地说道。他对身后的年轻人有了好感。
“不，岂止要议论，希望你大议特议。我们军队是只管打仗……政治上的事，问我这样的军人，实在答不上来。”
“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人也不明白吗？”
“不明白。”
丁汝昌停下脚步，又朝海上的舰队望去。
“迟了一步啊！”袁世凯说道。
他指的是日本动作迅速，而清军落后了一步，但从他的语气中却听不出惋惜之意。
倘若我说出这句话，语气一定会更加悲愤激昂，可这个年轻人几乎是无动于衷。迟钝，还是沉着？莫非是有教养？丁汝昌暗想。
“就因为中堂不在啊！”说完，丁汝昌回过头来。袁世凯正眯缝着眼睛仰望天空。
“中堂在的话，能更快一些吗？”袁世凯问。
“我想，多少会快些的……”
中堂，是对宰相的雅称。自唐以来，把负责国政的人叫作中堂。清代不是宰相制。军机大臣也有多人。清制最高职位为大学士，而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等处，都设有大学士。因此，中堂这一称呼，只用在代表其时代的核心政治家身上。
丁汝昌所说的中堂，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当年四月，因母亲去世，他卸下所有职务。本应离职二十七个月，但国家多事，只准服丧百日。
“壬午之变”恰恰在这期间发生了，临时代行李鸿章职务的是两广总督张树声。
张树声是安徽合肥人，与李鸿章同乡，也是淮军的最高将领。李鸿章虽在守制，但其实是张树声的幕后人，这是谁都清楚的。不过，表面上他不在朝廷，所以决策迟缓，人们自然要认为是李鸿章没主持朝政所致。
对，我非做一个这样的人不可……哪怕只有五分能力，也要人们相信我有十分能力！袁世凯暗暗想。
丁汝昌把李鸿章奉为“信仰”，而这时的袁世凯还没有什么信仰之类的东西，但他深知信仰是强有力的，是奋斗的智慧。对于什么能使自己成功，什么能使自己失败，袁世凯有极其敏锐的嗅觉，简直称得上是天才。这也许是一种本能吧。不论什么事，他都把它同人生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提起袁世凯，人们马上会想起他是李鸿章的四大门生之一，是其军事遗产的继承人。的确如此，但“壬午之变”时，袁世凯还没有跟李鸿章直接结识，作为吴长庆的幕僚，他只不过是李鸿章的间接下属。
“你多大了？”丁汝昌突然改变了话题。
“二十四。”
“在你这个岁数时，我才是淮军的一个小兵，而中堂已经是进士了。人生真是千差万别啊！”
话题又拉回到中堂身上。
“真是了不起的人物！”袁世凯缩了缩脖子，说道。
进士是科举最高级考试的合格者。清代原则上每三年举行一次这种考试，参加者必须具备“举人”资格。当举人也必须过几个考试关。哪个小镇出了一名举人，就会像过年一样热闹。三年一次，万名举人云集北京，接受考试，能考中进士的不过三百来人。应试没有年龄限制，有的人头发白了，还要进考场。李鸿章的前辈曾国藩中进士是二十八岁，林则徐是二十七岁，后来提倡变法的康有为是三十八岁。当然，康有为在考中进士之前，就已经是相当出名的一流学者了。
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应当说是了不起的。
“你不打算考一考吗？”丁汝昌问。
“一点儿也不想。”袁世凯立即答道，随后高兴得笑出声来。他心里认为没这个必要。
“为什么？”
“我从小就讨厌读书，再厌烦不过了！”
“娇生惯养！”
“啊？”
“想读书而不能的人，这个世上多得很哪！”丁汝昌又补充了一句。心中暗想：我也是其中一个。
“这不正像提督说的吗……人生是千差万别的。”袁世凯满不在乎地说。
4
那个时代大都是一个大家族在一起共同生活。在河南省项城县堪称郡望的袁家，在县北的张营修建了碉堡式宅院，附近的人们称之为“袁寨”。
在重视亲缘同乡关系的时代，家族中出了杰出人物，就会给这个家族带来兴旺。
袁家出了“大官”，那就是袁世凯祖父之弟袁甲三。他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了进士。曾国藩是三年后的道光十八年中的进士，所以袁甲三是他的前辈。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比曾国藩晚三期。在清代，同期考中的进士称为“同年”，相互之间如亲戚一样，交往密切。查考进士及第的年份似乎很无聊，其实，明白了这个问题，对许多事情就易于理解了。
进士出身，在军务上威名远扬，这一点，袁甲三与后辈曾国藩、李鸿章相同。袁甲三是漕运总督，但这是名义上的官职，实际上他正指挥军队与捻军作战。
因为出了个总督，项城县张营的袁寨当然是一片兴旺景象。袁甲三出征时，也要从家族中挑几个可靠的青年当幕僚，被选中的有袁世凯的叔父袁保庆。
中国的大家族中，同一辈分的人，包括堂兄弟，名字里一般都有一个相同的字。比如，袁世凯的上一辈都有个“保”字，他的父亲就叫袁保中。
袁世凯排行第三。叔父袁保庆膝下无儿，这也许是他跟随袁甲三频频出征的缘故吧。子女满堂的袁保中把袁世凯过继给他。
虽然当了养子，起初仍住在同一个袁寨里。袁世凯八岁时，养父袁保庆调任山东道员，于是被带往山东。道员也称道台，正四品。
不久，袁甲三的密友马新贻当了两江总督，他认为同样当道员，还是江苏好一些，于是为袁保庆安排了职位，先是扬州，继而是南京。袁世凯自然也跟随迁移。大概在南京易于谋生，袁保庆调任南京后，袁保中也举家迁来。
袁世凯是个称王称霸的人。养父母觉得他不是亲生儿子，有所容忍，而亲父母因为已经把他过继给了弟弟，尽管住在一起，也不便多加干涉。袁世凯虽然还是个孩子，却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情况。
袁世凯受到两边父母的溺爱。他们为他请了私塾教师。然而，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经常逃学。
家庭教师中有一个姓曲的人，擅长拳法、马术和其他武艺。袁世凯对读书写字只是应付而已，却专心致志地跟曲先生学武艺。他十二三岁时就能骑烈马，为此而自鸣得意。
同治十三年（1874年）袁保庆死在南京任上。此时袁世凯十六岁，已经在江南度过五个春秋。这期间，马新贻、曾国藩、何璟、张树声先后就任两江总督。马新贻在任上被暗杀，曾国藩也在任上病死，匆匆接任的何璟因父丧离职，于是江苏巡抚张树声代行两江总督。这是仅仅五年间的事，在袁世凯幼稚的双眼里会留下怎样的印象呢？
养父袁保庆的葬礼，由他的好友刘铭传和吴长庆主持，办得极其隆重，他们对故友的遗属也做了安排，袁世凯又回到项城县。
袁世凯作为高官显宦的公子住在南京时，当过总督的人中，曾国藩是李鸿章的前辈，马新贻、何璟与李鸿章是同年进士，张树声和李鸿章是同乡。刘铭传和吴长庆都是李鸿章创建的淮军的将领，袁世凯虽然同这些人没有直接关系，但似乎已经注定他是属于李鸿章派系，大概明智者早就给他们这样分群归类了。
养父死后，袁世凯在家乡无所事事。堂叔袁保恒看了训斥道：“年纪轻轻，一天到晚游游逛逛，成何体统？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喽，住在乡间，优哉游哉，还是把你这小子送到北京去吧！”
袁保恒的弟弟袁保龄，是直隶候补道，即道员候补。袁保龄不论哪方面，与其说是官吏，毋宁说是学者。教育族中子弟，他是再适合不过的了。而且，因为赴京应考的书生很多，袁保恒指望竞争意识能激起袁世凯的向学心。
第二年，生父袁保中去世。
这时，最为严厉的袁保恒从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酒泉守将升任吏部右侍郎，调到北京。
那段日子可真难熬啊！每逢想起这一时期的往事，袁世凯总是皱起眉头。袁保恒本来就是冷若冰霜的人，再加上怀有一种族长意识，总是对族中子弟毫无顾忌地施加体罚。
娇生惯养的袁世凯开始受到严格的监督和管束。他并不怕体罚，怕的是读书。每天伏案读书，真不如让叔父打一顿好受些。
袁世凯次年回乡应乡试，名落孙山。乡试合格，才能成为有资格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他失败了，生母和养母两人乘机劝他与于家姑娘结婚。
十八岁的袁世凯偕新婚妻子返回北京。适逢河南一带大旱，袁保恒被派往赈灾，于是袁世凯又随行回乡。
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袁保恒死在河南开封。
这个毫不留情的监督者一死，二十岁的袁世凯顿时觉得如释重负。
后来，袁世凯经常这样说：“我好歹能读书，能写不太难看的字，多亏了叔父……”不过，当时他对袁保恒的死，一定抱有一种解放感。他把手边所有的书都烧掉了。
再也用不着读书了！
袁世凯对朋友们说：“丈夫志四海，安能郁郁于笔砚之间，虚度岁月？”
“丈夫志四海”，是三国时期的诗人曹植的诗句。
袁世凯丝毫不喜欢读书，对诗却有几分兴趣。背诵四书五经，他厌烦得不得了，而喜爱的诗总是主动地背诵。
叔父去世那年，袁世凯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长子克定。
两年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他向督办山东海防的庆军统领吴长庆求情谋事。吴长庆听说袁世凯要来，不禁有些犹豫，说：“那是袁家的不肖子孙啊！”过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似的说：“也好，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袁家的事情，吴长庆听到过种种传闻。袁世凯厌弃读书，行为放荡，是人所共知的。
吴长庆本人也不那么爱学习。他不是进士出身，而是参加淮军以后一步步升上来的。他跟随李鸿章出入沙场，看到读书人在战争中毫无用处，非常厌恶。
挚友的遗孤袁世凯从小喜爱骑马舞剑，吴长庆也略有耳闻。也许这样的人反倒有出息吧。
淮军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李鸿章的私人军队。吴长庆指挥的军队叫“庆军”，刘铭传的军队叫“铭军”，张树声的叫“树军”，都冠以个人名号。由此可见，清末军队已经私有化，代价是养兵费用必须由首领自己掏腰包。
“好！就让袁家劣子当幕僚吧！”吴长庆这么决定了。
果然，袁世凯是个值得重用的人物。吴长庆受命去朝鲜，把他编进随员之中。
“中堂在的话，至少能比现在提前两天或三天！”崇拜李鸿章的丁汝昌又提起他。
“还是看看登陆地点吧！哪里好？”年轻的现实主义者袁世凯把老练的空想主义者丁汝昌叫回到现实中。
“啊，但愿海面风平浪静……”说着，丁汝昌苦笑了。他一下子还无法返回到现实中来。
把日本决定出兵朝鲜的消息最早通知给清政府的，实际是德国公使。当时，德国认为日本的背后有英国支持，所以它让清政府也出兵。
为开赴朝鲜而集结在山东半岛的烟台的大清舰队，因装载煤炭迟延了一天。阴历七月五日起航，遇上风暴，折了回来，又耽搁了一天。
实际上，日本方面在军舰“天城号”将要开出横滨时，发现海员中有疑为伤寒的病患者，于是进行舰内消毒，也拖延了一天。
“事已至此，再谈什么中堂守制、狂风暴雨也无济于事嘛！”袁世凯说道。
“是啊……”
丁汝昌注视着袁世凯的眼睛，袁世凯把眼睛滴溜溜地转动了几下，露出讨人喜欢的神情。
丁汝昌认识袁家的几个人，曾经同袁甲三、袁保庆一起跟捻军作战，与袁保恒也有一面之识。他觉得自己见过的袁家人当中，袁世凯最出色。他不知胆怯为何物，充满青年人的勃勃朝气。他的神情，既像是自然的无忧无虑，又像是一种矫揉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