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舜臣是东汉陈寔的后裔；陈寔，就是把窃贼叫作“梁上君子”的那位。祖上从河南颍川南迁福建泉州，再搬到台湾，父辈经商，又移居日本。他出生在神户，那里有陈家墓地，碑上还刻着颍川。虽然生于日本、长于日本，几乎从未遭受过歧视，陈舜臣却抱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不妨碍他成为日本小说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人意识格外把他成就为出类拔萃的日本小说家。或许这足以教那些老大不小才渡来日本，却拼命比日本人更日本人的中国人脸红。
二十来岁时日本战败，台湾光复，陈舜臣又变回中国人。读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跟日本数一数二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同校。太郎学蒙古语，舜臣学印度语。本打算留校做学问，可是，非日本人在国立学校的前途到讲师为止，当不上教授（这个潜规则直到1982年才被打破），只好走别的路。国籍变来变去，到底是什么折腾了自己的命运呢？陈写历史小说《甲午战争》也是要探究这个问题。1990年陈舜臣加入日本国籍。关于台湾，他写道：“也听到有人说还是日本统治时代好些，其实并不是那样的。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统治云云，怎么说也是被外国控制。这种屈辱，朝鲜人也是有同样感觉吧。”
作为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名震日本、韩国和中国，而走上文坛之初，叫响的是推理小说。那是1961年，陈帮父亲经商十多年，用汉文写商业尺牍，但安能久事这种笔砚间乎，于是开始写小说。任何小说都含有推理要素，从日本小说史来看，今后最受欢迎的，非推理小说莫属，这么一想便创作了推理小说《枯草之根》。
陈舜臣上大学时，英语教材是柯南•道尔，几乎耽读了福尔摩斯的全部探案，这应该是他与推理的宿缘。写《枯草之根》那年三十六岁。他当初曾想用笔名，叫“计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放弃学者梦，他曾回台湾谋生三年，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和几位朋友聚议开书店，其中二人不幸被国民党枪杀，有一人溜之大吉，后来当上了“总统”，李登辉是也。陈舜臣笑着回顾：“假如我留在台湾，也会被逮住杀掉，因为不善于逃之夭夭。”
1963年，还只是初出茅庐，听说给他的稿费仅抵所谓中坚作家的三分之一，勃然变色，拒不应约，可见那敦厚可亲的相貌之下有一副傲骨。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仍信奉作家应为认可自己价值的人而写，绝不媚俗，违心让出版商给包装成“摩登女郎”。
陈舜臣以推理小说成名，迄今推理小说界唯有他连获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三大奖，但实际上，不仅其推理小说取材于历史，如《枯草之根》就是以19世纪3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兴衰为背景，而且出道不久就接受讲谈社编辑的建议转向写中国历史小说，1967年出版长篇巨著《鸦片战争》。名为舜臣，写中国的历史也令人望而生“信”。他知道同为历史小说家的井上靖所用史料出自何处，更知道用别的史料来写会更好，但仍亲自调查史迹，搜集资料，从不假手于人。《鸦片战争》大获好评后，陈舜臣接着写了《甲午战争》《太平天国》，再后来写《小说十八史略》等。从时序上来看，好像倒着来，其实写近代以前，也是为考察历史如何走到近代这一步的。
日本小说家写中国故事大都盯住唐代以前，例如三国，恐怕也因为那时候日本还处于原始状态，笔下只好把历史的久远上接到中国。陈舜臣的文学功绩更在于写中国近现代史。
《甲午战争》这部小说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竹添进一郎、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描写战争前夜的中国近代史。陈舜臣认为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不幸历史的原点。书名直译为“大江不流”（出版者因出版需要改名为《甲午战争》），他曾在随笔里写到这书名的由来：“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时局非常焦虑，形容为‘青山沉睡，大江不流’。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并想把它写进作品中。”他说的这句话出自谭嗣同的五言律诗《夜泊》：“月晕山如睡，霜寒江不流。”这表明他要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垂老的晚清怎样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打败，更捕捉那个时代的气氛，写出中国人的闭塞感。
《甲午战争》中的所有人物都史有其人，虽有所加工渲染，但基本上不予褒贬。诚如他自己的感觉，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非常多，以致小说有一点儿被史料拉着跑的感觉。甲午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灾难更深重，陈舜臣侧重描写了中国和朝鲜的内部情况，韩国有两三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好些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读来很有趣。他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经过推理和虚构而成的混血儿吗？也许是乱说，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又说：“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有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既是历史小说，又是推理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恐怕日本小说界无有出其右者。
写历史小说需要正确的史观与丰富的知识。陈舜臣也写历史通俗读物，如《中国通史》，但小说是小说，史实是史实，他一向严加区别，不像某些学者取悦于大众，故意把故事与史实搅在一起，蒙人卖钱。司马辽太郎的史观被称作“司马史观”，他死后此史观更被人宣扬。陈舜臣也自有史观，可惜在日本还没人归纳，可能这件事需要中国的研究者来做，而且更胜任也说不定。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开篇写道：“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这是他给中国人总结的史观，大概也就是他本人的基本史观。
作为同学、同行加挚友，司马辽太郎这样评价他：“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如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温暖。再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为他产生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叫人惊奇。”
陈舜臣很想写王玄策：“历史当然由胜利者来写，而且多是从正统的立场加以选择。例如王玄策三度出使印度，打仗也获胜，却可能因为他身份过低，《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没有立传，而且著述也几乎都失传了。我也有拯救这种人的心情。”后来执弟子礼的小说家田中芳树不负厚望，创作《天竺热风录》为王玄策树碑立传，想来陈舜臣聊可释怀。
青春梦未了，陈舜臣自学波斯文，尝试翻译，当年躲在防空洞里也不释手，2004年终于出版了奥玛•开俨（Omar Khayyam）的《鲁拜集》。郭沫若曾汉译《鲁拜集》，说：“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
小说家陈舜臣也写旧体诗。日本人一般是喜爱杜甫，有一种读“私小说”似的情趣，不大接受李白那种夸张的表现，如“白发三千丈”，但陈舜臣自称是李白派。他吟有七律《古稀有感》，最后一句是“麒麟志在昆仑河”，曾撰文向日本人解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麒麟之志更高远，是在那黄河发源地的昆仑山。我也要像孔子一样“绝笔于获麟”。陈寔的儿子们非常贤德，有“难兄难弟”之誉，更难得的是这种贤德遗传到陈舜臣，文为德表，范为士则。日本文学当中的中国历史小说一类由他确立，踵迹其后的有宫城谷昌光、酒见贤一、冢本青史等。田中芳树称颂陈舜臣是巨大的灯火，写道：“所谓中国题材小说，现在正成了路，这是那些高举灯火走过荒野的先人们的恩惠，而最明亮温馨的灯火健在，令人不禁从心里感谢。”
李长声
于日本高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