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意义及目标

（一）研究的意义

1．实践意义

当前，中国制造业正处于升级换代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也正逐步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化。顺利实现这一转化过程，不仅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引进、技术发明和技术扩散，同时还需要可以持续开发及应用新技术优势、妥善处理各类技术之间的关系、协调不同主体间利益及权力关系的制度框架和组织架构。也就是说，当今中国的社会巨变和转型，很大程度上是技术、组织和制度的综合变迁，但往往是不均衡的“堕距”型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企业组织必须以现有技术和能力为依托，并与变化中的制度合法性等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相适应，动态调整其技术体系和组织形式（Zheng,2007:19）。

如何利用当前国际技术向中国扩散的历史机遇期，实施技术追赶和技术跨越战略，是亟待加强的研究。但长期以来，因为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加之大量先进设备要从国外进口，国内大量生产制造类企业仍严重依赖于外方的技术支持和不对等的技术合作关系，不能自主创新，而呈现出鲜明的“生产车间”特征。以汽车工业为例，虽然我们早在1958年就已经造出在当时来讲性能出众的上海牌、红旗牌等中高级轿车，并且自主开发了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零部件、总成。然而，由于技术进步过程缺乏市场需求拉动、充分的主体利益激励以及组织结构调整的配合，反而长期固守既有的落后技术基础，因而造成中国汽车生产企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严重落后于欧美、日韩企业的发展，并长期花费大量成本从国外汽车生产企业引进技术甚至是经营管理模式。中国汽车工业技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许多中国汽车生产企业、政府主管部门以及专家学者，倾向于将中国汽车工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归结于社会经济体制僵化和技术硬件条件落后，但这显然与现实并不相符，也无法解释铁路和轨道交通技术、航天技术甚至是装备制造等产业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实际上，企业组织的技术进步不仅仅是宏观历史进程、技术环境和产业政策的产物，同时也受特定制度环境、不同组织主体选择性建构以及既有组织结构的制约。一方面，技术进步只有在制度环境的允许和支持下，并在被相关组织主体识别出社会经济意义的前提下，也就是被赋予重要地位时，才能得以推进。那么，现代企业组织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识别并且妥善处置不同类型技术的层级地位关系，并以核心技术为基础整合自己的组织架构。另一方面，现代企业组织往往由若干部门组成，部门设置及职权既是为了完成有差异性的组织任务，同时也是为了发挥专业分工的技术优势，部门间关系结构对于整个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发挥有着至为关键的影响。那么，从部门间关系、技术层级结构层面展开技术进步研究，就具有直接的现实关怀。

只有深入讨论技术进步与组织结构变迁之间的具体关联机制，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营造出一个积极的技术进步环境，从而更好地发挥先进技术的组织优势和社会经济效益。基于此，本书以汽车生产企业“朝阳轿车”为例，从技术层级结构和部门间关系结构之间的“结构匹配”视角展开研究，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路线和不同技术条件下的组织部门间关系模式调整，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于我国其他工业或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及组织发展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2．理论意义

要展开上述研究设想，无疑需要明确本研究的理论对话指向，这也是本书研究问题提出的基本理论背景。相应地，本书虽然从个案中引发研究问题，并通过深入的个案剖析提炼核心概念、归纳理论观点，但笔者更希望将本书定位为理论引导下的分析性归纳案例研究范畴。也就是说，本书所选择的“朝阳轿车”这一案例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经验性案例分析，既回应“朝阳轿车”技术进步和组织变迁的现实议题，也尝试和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技术进步研究、组织结构变迁研究以及组织社会学制度学派的若干理论展开对话。

显然，对于具有明显“社会进步”取向的社会学而言，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技术在其中的价值和意义。然而长期以来，除了那些关心“技术进步对人类历史进程及社会经济发展宏观影响”的一部分研究外，社会学一直集中关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问题，实际上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技术尤其是物化技术因素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又或者将其作为研究中的限定性条件、控制因素，并不进行有针对性的直接分析。具体就组织社会学研究而言，虽然技术是组织的重要构成因素和组织变迁诱因，但在其研究脉络中，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环境因素尤其是宏观制度环境和社会关系网络因素却成为主要论题，人际关系理论、制度理论、资源依附理论、种群生态学理论、社会网络理论、新制度主义对于技术的讨论都十分有限（邱泽奇，1999）。

同时，虽然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研究指出技术进步与组织变迁之间的紧密关联，并阐述了技术类型、技术特征与组织结构类型的种种对应关系，却过于片面地强调了技术的决定论角色及其效率提升功能，忽略了技术更替与组织变迁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和实践性，也无法预知技术与组织迄今为止的巨大变化。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中探讨双方约束关系的具体作用机制、作用边界，从理论思路上厘清技术进步、技术应用和组织变迁的关联机制，并考虑到当前技术与组织结构的新变化。鉴于这一点，本研究将从中观分析层次，关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技术层级结构”变动与“部门间关系结构”变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而，本研究还将从企业主体利益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角度，与技术和组织关系的相关讨论展开对话。那么，从技术层级结构和部门间关系结构的角度展开本研究的价值何在？

首先，从“技术层级结构”角度展开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揭示“互构”双方约束关系的具体作用边界，对于我们理解技术进步和组织变迁的关联机制有重要帮助。在现代社会，组织必须在内部各种技术的相互配合以及与其他组织的技术合作中生存与发展，其对于各类技术的重要性以及各类技术之间协作关系的安排，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技术层级结构”，既营造了技术进步的基本环境和条件，同时也影响到组织结构和组织间关系的调整。

其次，从“部门间关系结构”层面分析技术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既然部门间关系结构是组织分解技术任务、实现分工协作、达成组织目标的重要手段，那么，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模式就是技术应用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说企业整体层次上的技术选择和应用问题多聚焦在组织和市场两种实现机制的替代关系层面或者技术和整体组织结构的对应关系层面，那么，在企业组织内部，技术与组织关系问题就常常可以通过部门间关系反映出来，而这一点恰恰是目前很多研究未曾涉及的（陈光，2005:67-68）。

实际上，本研究不仅将信息社会、网络时代的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重新拉回到传统的生产制造技术领域，为技术进步、技术应用与组织结构变迁研究增添一个深度剖析的典型案例；而且，本书选择技术层级结构与部门间关系这一中观分析层次，将有助于分析技术进步所具有的具体社会组织意义，并充分挖掘技术进步、技术应用背后的组织机制问题。这对于推进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是本研究的基本理论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