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大叙事：早期研究及思想

无疑，技术的社会性是技术社会学研究得以存在的基本依据。然而长期以来，除了那些关心技术对宏观社会变迁的影响的研究外，社会学一直集中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议题，机器、人工制品等技术要素通常被当作背景性因素，而没有与人群、组织和制度规范一样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点，在我们所要梳理的技术与组织关系早期研究或者学科化之前的社会学相关研究中也能得到佐证。

有不少学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首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视角，对技术与现代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性分析，并以劳动过程理论视角探讨了生产技术与工厂生产体制之间的一体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技术进步是劳动方式转换的基础，而劳动过程则是加工原材料的生产性转化过程，劳动与技术在其中实现双重转化（王星，2011）。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技术进步虽然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却也异化为阶级控制与斗争的工具，而劳动者也因为生产关系中的不平等结构而处于被剥夺地位。

在马克思之后，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以“进化论”的宏大视野，对工业技术文明推动之下的人类社会进步给予了充分的赞誉，并关注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却又以典型的社会学批判意识，担忧高度技术化的现代文明给自由、平等之人类生活可能带来的诸多困扰，并据此建构现代社会的理想图景或营造方案。显然，这种表述和分析是非常宏大甚至是隐晦的，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奠基人物，也仅仅从现代科技推动人类社会理性化进程、改变社会成员分工及团结状态等角度，将技术与现代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分析隐含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涂尔干，2000；韦伯，1997）。

与此相应，在19世纪末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虽然“技术使社会发生变化”或“社会因素建构技术本身及技术的使用”被假定为社会学考察与分析技术现象的前提，却一直没有被纳入社会学的实质性分析范畴（仓桥重史，2012:61）。一定程度上，在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洪流裹挟之下，社会学研究者多以人类理性能力的激增和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扩展为基点，对人类社会的结构转型进行系统分析，这就使得其往往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视为社会理论分析的重要前提，而非分析对象本身。如此一来，社会学界对技术的理解几乎为技术决定论所垄断，而传统技术社会学研究则集中关注科技进步的趋势、特征及其社会影响，以至于形成“技治主义”和“技术社会”思潮。这一点在雅克·埃吕尔的《技术社会》一书中展露无疑，他在此书中指出，技术作为一种自主性力量，透过其对社会的全面渗透，不但是强大的物质手段，还成为控制现代社会及其成员的一种理性方法，并塑造着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本身（Ellul,1964）。

客观而言，进入20世纪之后，技术发明、扩散以及应用活动都已逐步进入体制化和组织化阶段，社会组织因素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在“技术的社会形成论”出现之前，却少有研究者尝试此视角之下的经验性分析，技术仍然处于“黑箱”状态（王汉林，2010）。而且，由于当时人们普遍把技术仅仅看成是科学的应用，研究者们也主要是在论述科学问题时附带性地谈到技术与社会关系议题，因此，这些研究还不足以使技术的社会研究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

实际上，一直到一系列《组织研究手册》先后公开出版，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技术和组织关系的研究热情才逐渐提升。以经济学为例，20世纪50年代以前，尤其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之后，除凡勃伦等部分学者将技术视为经济增长与进步的动态因素加以分析之外，对技术变迁、技术与组织关系的系统研究并未受到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重视。虽然现代经济学家都承认，技术进步是大量经济现象背后的中心力量，但对于主流经济学而言，技术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未曾开启的“黑箱”。事实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熊彼特等少数学者关于技术创新的探索性研究基础之上，经济学家们才开始系统分析技术变迁与经济增长、组织演进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在演化经济学研究中形成了一个研究热点。

同样，20世纪50年代之前，社会学乃至整个组织研究领域对于技术与组织关系的研究，也主要从宏观变迁角度来看待技术变革对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社会组织历史变迁的影响，并强调现代技术的效率发挥必须借助于理性科层组织形式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斯格特，2002:98）。关于这一点，默顿就曾在其《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指出过。他认为在社会学中，科学技术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受到高度重视，但是不同社会结构对于科学技术的影响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却很少被触及（默顿，2007）。

与此相应，在实证研究层面，社会学家倾向于利用技术进步逻辑来解释社会组织变迁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者把技术当作所要分析的社会系统的外生变量，或者是诱致社会不均衡发展的前置性、动力性因素（奥格本，1989）。例如，马克思、韦伯等人虽然早就对现代工业技术和科层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讨论，但大都将科层组织视为现代技术效率发挥和人类社会理性化进程的基本前提和内在要求。类似地，工业社会学的一些早期研究者则以机械化、流水线生产技术等技术变迁或技术特征为前提，集中分析现代生产技术对于工厂组织方式和工人行为模式及地位的影响（Sayles,1958; Trist &Bamforth,1951）。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在早期对技术与组织关系的研究中，伍德沃德1958年的研究（Woodward,1958）和阿斯顿大学工业研究所的系列研究最具代表性，经验性地探讨了技术对于组织结构和管理类型、特征的重要影响。但通过阅读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发现，汤普森和贝茨两人于1957年合写的《技术、组织和管理》一文是更早论及此议题的组织社会学学术作品。在这篇文章中，两位作者将技术和作业环境（任务环境）列为影响组织结构的两大因素，印证了技术对于组织结构、组织任务等级序列以及管理过程的影响，并从理论层面指出：组织对技术的依赖性越强，就越可能受到技术的约束，在面对变革时，组织结构的可选择空间也就越小（Thompson &Bates,1957）。

随后，汤普森又在他的《行动中的组织：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一书中，提出以技术核心和边界扩展部门的二元分析框架来对组织结构进行讨论，并形成如下基本观点：我们可以在技术层次上清楚地理解组织的封闭系统特征，在制度层次上理解组织的开放系统性质，而管理层次的重要功能则在于勾连相对分离的技术和制度这两端（汤普森，2007:16）。如此一来，基于这样一种系统结构观，组织设计及组织运转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通过调整组织边界或者组织形式，来保护其技术内核（汤普森，2007:170），这实际上还构成了组织权变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技术和组织的关系研究进入一个相对繁荣的发展阶段。伴随着“组织结构”在组织社会学研究中从环境性变量（自变量）向因变量的转变，技术与组织的关系研究才逐步成为组织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专题性领域，并形成了“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这两个研究传统，这也是下文展开分析的重点所在。后人对于“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两个研究传统的区分，尽管有牵强之嫌，但它们之间的争论焦点的确构成了这一阶段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的重要线索，也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这一研究领域概貌。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本书采用更少决定论色彩的“社会建构论”来指称“社会决定论”，同时还强调“技术决定论”的权变论而非决定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