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实证主义为主的多种研究方法并行的发展阶段

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社会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争论主要反映在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差别上。一方面，坚持实证主义的人认为只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才是发现真理的方式。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行为都有其客观的规律，从事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找出并总结这些客观存在的规律，对人的社会行为给予科学的解释。人的社会行为主要是由社会因素所决定的。因而，社会学对人的社会行为的研究必须针对那些影响人的行为的社会因素，以找出人的社会行为的模式与规律。而实证研究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理论上假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应该用实证的方法来验证，不能验证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另一方面，实证主义者认为知识的目的在于对经验的描述，而科学的研究必须集中在那些能够观察到并能量定的事物上。目前在美国，从事管理、犯罪学研究、政策与项目评估、市场调查、发展规划的人员十分喜欢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Neuman,2000）。

人文主义者认为人与自然界的物质有本质差别。人有思想，会学习，有自知，有动机，会推理，但是物质没有这些特点。因此，对人的研究必须集中在人本身而不是人以外的因素上；对人的了解必须集中在人的感情和道德而不是功利性的考虑方面。因此，对人的行为进行调查所使用的方法应该是理解性的或翻译性的，而不是定量的，或者说应该采用定性的分析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大多为哲学、艺术史、宗教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所采用。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学者大多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及其行为背后的具体含义。

批判的科学主义是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以外的一个较小的流派，自70年代以来有所发展，包括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阶级分析（class analysis）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批判的科学主义源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同矛盾冲突理论、女权主义的观点和激进的心理疗法关系密切。批判的科学主义学者既反对实证主义寻找客观科学规律的定量分析，也反对人文主义的主观推理。近年来，现实主义的学者也加入了批判的科学主义的阵营（Neuman,2000）。

翻译派的学者认为实证主义没有面对真实的人群，忽视人的感受与思想，忽视社会环境，是反人文的。批判的科学主义学者完全赞同翻译派对实证主义的这种批评，并认为实证主义把现实社会看作是静态的，而不是发展进步中的一个特定阶段，这是在固守现状。另一方面，翻译派的学者认为人的思想比客观的社会环境更重要。因此，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具体的、微观的和短期的事物上。批判的科学主义者认为翻译派的这种观点忽视了长期的和更广泛的社会环境，过分强调人的主观现实，是被动的，也是不道德的。批判的科学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是一个批判的调查过程，必须透过表面现象去揭示物质世界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人们改变现状，争取更好的未来。批判的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通常被那些为争取社区利益的团体、政治组织和社会活动者所采用。具体而言，他们很喜欢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发现社会的变化和社会的深层结构。然而，这样的论文很少能在一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Neuman,2000）。这就大大降低了批判的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美国社会和学术界的影响力。

目前在美国的社会学界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实证主义。比较普及的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实试验性调查、参与性实地调查、非参与性实地调查、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历史比较分析以及对某一政策或项目的定性或定量的评估。在这些研究方法中问卷调查最为普及。至于对资料或数据的分析，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有些社会学者既采用定量的分析方法，也采用定性的分析方法。过去通常适于定性分析的文献资料，现在也可以通过量化的方法把资料转换为数据，再进行定量的统计分析。

虽然美国社会学一开始就注重实地调查，但统计分析的方式在20世纪初期并不普及。然而，80年代以来，复杂的结构模式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而被社会学者广泛使用。社会学者不仅能够对社会问题定量地进行横向的定点分析，也可以对社会的长期发展和人群行为的长期变化进行纵向的分析。目前，无论是从美国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还是从社会学者的研究以及论文发表的现状来看，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美国社会学界的主导地位都十分明显。虽然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断受到批评，但是，目前还没有更好的研究方法可以取代它在美国社会学界的主导地位。

实证主义的主导地位也表现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系的科研上。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对社会学贡献比较大，或者说在美国的主要社会学刊物上发表论文较多的大学包括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洛杉矶分校（Smelser,1999）。实证主义在这些学校里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也主导着这些学校对研究生的教育与培养。

当然，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盛行的情况下，有些社会学研究也有走火入魔的现象。例如，有的社会学者喜欢用极为复杂的数学模式来分析一些简单的社会现象。有的博士论文研究的问题并不复杂，但使用的研究方法却连很多教授都看不懂，更别说社会上的一般读者了。这种弃简就繁的研究方式实在不值得提倡。与此同时，由于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往往只研究社会的某一小部分，很多社会学者研究的题目因此越来越窄，分析问题的方法也越来越复杂。他们对某一个小题目的了解越来越深入透彻，但对整个社会的了解却十分有限。这种高度分散而深入的研究方式使社会学者往往见树不见林，对整体社会缺乏了解，不利于宏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