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献综述与方法论

本研究所涉猎的文献主要分为四个大类：第一类是主流的国际发展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的基础著作。这方面的论述汗牛充栋，难以尽述，但是多数没有在中国获得足够的重视，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的《贫穷的终结》（the Ending of Poverty），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的《最底层的10亿人》）the Bottom Billion），速水佑次郎的《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林毅夫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等等。第二类是有关官方发展援助（ODA）的相关论著，尤以莫约（Dambisa Moyo）的《援助的死亡》（the Dead Aid）最为著名。而已故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署长卡罗尔·兰卡斯特（Carol Lancaster）的《对外援助：外交、发展与国内政治》（Foreign Aid：Diplomacy，Development and Domestic Politics），对于对外援助的决策过程，以及发达国家国内利益集团之间就援助问题而产生的争夺作出了精妙的分析。由于ODA是一种时时刻刻处于变化之中的政策实践，因此，在这方面，国际援助机构和开发援助咨询专家们的政策报告往往比学术著作更为贴近实际，这方面的资料多来自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GAO）、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和华盛顿国际发展中心（CGD）等机构。第三类是西方学者论述中国与非洲关系的相关论著。这几年以来，相关的著作比较多，但是水平参差不齐，多数著作脱离中非合作的基本事实，流于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化批评。少数优秀著作包括：黛博拉·布罗蒂加姆的《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南非学者露西·科金（Lucy Corkin）的《解读非洲代理机构：安哥拉如何使用中国信用额度》（Uncovering African Agency：Angola's Management of China's Credit Lines），美国前驻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大使大卫·辛（David Shinn）的《中国与非洲：一个世纪以来的接触》（China and Africa：A Century of Engagement），以及英国学者萨拉·莱茵（Sarah Raine）的《中国的非洲挑战》（China's African Challenge），等等。第四类是中国学者针对中非发展合作的著作，大约在2006年以后开始逐渐出现，以论文为主。代表性的学者包括林毅夫（北京大学）、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李安山（北京大学）、刘鸿武（浙江师范大学）、贺文萍（社科院西亚非洲所）、唐晓阳（清华大学）、王燕（乔治·华盛顿大学）和李若谷（前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等。代表性的论著有林毅夫和王燕的《超越发展援助》、李小云等的《国际发展援助——非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和唐晓阳的《中非经济外交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启示》等。以下选择几个大类中的代表性著作略作介绍，而在具体涉及各位学者观点的章节则会作具体分析。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的畅销书《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无疑是迄今为止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与非洲发展合作最为权威的著作。通过近30年的对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持续追踪和实地调研，黛博拉·布罗蒂加姆的研究为中国和外界展现了中非发展合作的全景图像。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非坦赞铁路、马里糖厂等项目的调研，到对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厂数十年来的产权结构变迁的考察，再到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调整的解读，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梳理出了中国从为了支持新独立国家人民反帝反殖抗争的对外援助，到为了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而开拓市场的金融支持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变迁。从一个西方主流国际发展学学者的角度出发，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敏锐地发现了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ODA）的统计口径无法和中国对非洲的各项援助与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相匹配，从而对基于这种统计口径而作出的对中国非洲政策的批评进行了最有力的反击，中国的对非援助也得以正名。但是，虽然指出了问题，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却没有进一步给出解决方案，没有提出弥合中国与传统国际发展理论界裂痕的途径，对于传统ODA的理论与实践也没有进行足够深入的反思与批判。

成立于1961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DAC），作为“富国俱乐部”处理援助事宜的国际组织，半个世纪以来，不仅形成了国际发展援助实践的核心机制，同样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绝对重镇。DAC下属的发展研究理事会和发展研究中心汇集了全世界研究发展援助领域的著名学者和活动家，其出版的报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2013年年底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演进：成就、批判与前进之路》（The Evolution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Achievements，Criticism and A Way Forward）一文，使用了大量藏于经合组织档案馆的原始资料，其中相当的部分成文于经合组织成立之初，没有电子化版本，因而殊为难得。该研究报告通过对ODA定义和统计方法这些年来演变的系统性的回顾与分析，明确提出了ODA定义应该改变，也必须有所改变，才有可能继续保持其在国际发展理论与实践中的核心地位的观点。即使不考虑新兴援助国的挑战，国际金融市场上借贷成本的持续性降低趋势和对于非洲/东南亚地区投资的持续性增长趋势也已经从根本上弱化了ODA作为一种对于发展中国家举足轻重的金融资源的地位。通过对这一研究报告的研读，我们还可以发现，ODA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其实就产生于其自身形成的过程之中，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同样如此。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对于中国的批评意见，都可以在ODA历史演化中找到十分类似的争议，比如对于官方出口信贷和官方资金投资的排除与否的争议，对于软贷款优惠性质的争议，对于适合的贴现率问题、联合信贷问题等的争议。这还说明了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发展合作模式，中国的对外援助和开发金融模式仍然在演化当中，并且未来还有一个比较漫长的成熟过程。

出生于赞比亚的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莫约于2009年出版的《援助的死亡》则是一部专门探讨援助有效性和效率问题的专著。虽然在方法论上仍然比较传统，欠缺从微观机制角度对于援助问题的分析，但是该书仍利用大量的宏观经济数据展现了ODA 60多年来给非洲造成的各种问题，作者还为国际发展界提供了后者最为欠缺的受援国视角来看待援助问题。莫约指出，西方援助国在过去60年里虽然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了价值一万亿美元的ODA，却没有使得这一地区出现像东亚地区一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反而在非洲各援助国内建立起了对于ODA的制度性依赖，长期制约了各援助国的经济发展。除去ODA在发展问题上的根本性无能以外，作者还指出，贷款性质的ODA对于20世纪80和90年代爆发于拉美和非洲地区的债务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原因的分析方面，莫约首先指出，在传统的ODA实践中，不同援助国的援助机构不但彼此独立，而且独立于受援国政府而工作。这一安排不但造成了不同援助方案和项目彼此间缺乏协调，而且在某些“失败国家”和弱国家，援助机构实际上在受援国政府之外形成了一个平行的民事“政府”系统，提供着从教育到医疗等不同的公共产品，破坏了而不是支持了这些国家的政府为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其次，这些不同的援助机构往往要求援助国政府对于援助资金的使用提供各种各样的报告。对于很多非洲国家而言，提供十几个援助机构所要求的可行性研究、周期性评审、节项评审等各种报告，造成了巨大的行政负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换句话说，原本是用于保证资金使用效率和透明度的报告制度，却反而降低了援助的效率、增加了成本。最后，各个援助机构大多依赖来自各发达援助国的“专家”来制定援助贫穷国家的方案和项目，往往脱离了受援国当地实际，很难保证援助的效果。相反，莫约极为推崇中国与非洲的发展合作方式，尤其赞赏中国国家与企业对非洲基础设施的全面改善，认为这才是非洲发展的基石。

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小云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从事国际发展研究的学者，他在这一领域深入的思考、著述和教学始自20世纪90年代，其代表作有多本“发展学专业教材”，包括《国际发展援助概论》《普通发展学》和各类论文数十篇等。李小云将主流的国际发展研究学科介绍到了中国，包括历史上几次主要发展思潮的源流，发展援助、发展框架和双/多边机构等基本概念，关于发展效果和有效性、可持续性、包容性发展等深入问题的讨论等，为中国的国际发展学科奠定了基石。在此基础上，李小云从个人数十年的经验出发，将中国经验与国际发展相结合，提出了“中国发展经验的平行转移”理论。他认为，新中国在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再到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高速发展时期，对外援助同样经历了三个表象不同的阶段，但是，“虽然援助领域、援助方式和援助渠道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这些都是援助的载体，这些载体所承载的援助的内涵和实质从未变化，即中国对外援助一直是在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和转移中国的发展经验，这主要表现为三个不同的阶段：革命与建设经验分享、改革开放的经验分享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分享”^[1]。近几年以来，李小云投入了全新的国际前沿理论的研究，包括对于贫困的再思考，以及针对“一带一路”建设而提出的“大援助”理论、属于发展伦理研究范畴的“新南南合作”和“新发展主义”等，引发了国内和国际的高度关注。^[2]

中国学者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上同样作出了很多贡献。其中，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王燕教授于2016年出版了《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对中国对外援助和融资进行了详细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引发了全世界发展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作为前世界银行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王燕反思了60年来的国际发展援助ODA的理论与实践，质疑了作为世行成立之本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必须是优惠的（concessional）”这一原则。他们指出，“经合组织和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发展援助定义将大型基础设施贷款和出口买方信贷排除在外，将股权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排除在外，割裂了贸易与援助和投资的关系，从而无法运用受援方和援助方的比较优势，因而效果不佳”^[3]。他们还指出，债务可持续框架的主要局限是没有把债务的不同用途区分开来，是生产、投资，还是消费？其时间期限短，也不足以衡量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此外，林毅夫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引发了战后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次浪潮^[4]，反思了二战结束以来发展经济学在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上的失误，而且把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非洲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

同样在债务问题领域，前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先生2007年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的长文《正确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问题》，是有关中国对外援助和开发金融方面的优秀研究作品。李若谷首先回顾了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多次债务危机，指出危机开始于二战以后发达国家“诱使”发展中国家举借大量外债并且宣传“国家不会破产”的观念，而后不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和贸易“剪刀差”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状况，终于在1982—1983年造成了席卷拉美和非洲的债务危机。就国家债务问题，李若谷以中国银行家的身份提出了不同于主流国际发展理论的观点。李若谷反对西方国家针对发展中借款国提出的“债务可持续”这一僵硬的标准，指出债务可持续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可持续性，应当以具体融资项目的可行性和资金回报率为标准执行“动态债务可持续性”标准，避免对借款国的发展能力造成损害。作为中国政府指定的对外援助唯一的金融机构的领导者，李若谷从经验出发，批评传统援助国将非洲视作自己的后院，处处针对中国，防备中国向非洲提供开发金融和援助。对于媒体上中国对非开发金融优惠度太低的批评，李若谷指出：大量中国资金因为使用人民币计价，缺少合适的贴现率参考，而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特别提款权汇率的利率标准大大降低了人民币贷款的优惠程度。他建议以五年期人民币央行贷款利息为贴现率，并且认为这样计算的话，绝大多数的中国对非融资都可以达到优惠程度，计算为对非援助。李若谷先生此文因为没有英文版，没有获得主流国际发展界足够的重视，而其中的很多观点实际上对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对非开发金融和援助的政策具备相当现实的意义。

研究中国与非洲在发展领域内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存在比较多的困难。从理论方面来说，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发展学和国际发展研究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的发展经验和与不发达地区的互动过程而建立起来的，所有的语汇，包括“发展”“援助”“受援国”“援助议程”等都是建立于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难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甚至殖民主义残留的思维限制。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起就开始在非洲进行国际援助，但是并未特别注意信息的收集和管理；由于当时的中国相对封闭，不但相关资料保存得比较粗糙，而且统计口径也往往与国际习惯不同。出于各种原因，中国的对外援助数据只能依赖每三年发布一次的白皮书，而且并不公开按照援助对象国划分的具体数据，因而大量的研究工作只能依赖主要国际组织和研究者自身对于具体个案的资料收集而展开。

本书尝试超越国内学界在中国对外援助问题上通常使用的历史学和国际关系视角，秉持客观的态度，采取了国际发展研究的基本研究范式，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以理论分析为主、事实佐证为辅。在援助效率（efficiency）问题上，本书借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批判了西方发展援助机构由于内部激励结构破碎和信息反馈圈断裂而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在批判的基础上，本书抽取了ODA的核心要件，结合中非发展合作的成功经验而提出了“中国特色官方开发金融”概念，对其进行了科学的技术定义，并提出了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流程。由于中国对非洲的官方援助与合作项目数据不公开，无法获知按照年份和国别分列的相关数据，因此定量研究只能够在规模有限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实现。本书的定量研究主要通过笔者在担任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教授助理期间参与研究的安哥拉特别贷款项目，以及2015年夏季笔者在加纳的实地调研项目来展开，二者的最终结果都显示：中国特色官方开发金融对于安哥拉和加纳两国经济增长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较为深入和全面地展现了作为国际发展学科核心的ODA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进行经验事实的批判之外，还使用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二是通过中国特色官方开发金融，亦即“造血金融”这一新概念，搭建起了东西方国际发展理论的桥梁，去粗取精地抽取主流国际发展理论当中合适的部分，结合中国与非洲发展合作的实践和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为理解中国对外援助、开发金融和中非发展合作提供了适用的理论框架。三是将这一分析框架实际应用于具体案例的分析，并结合中国、美国与非洲三地六年来的实地调研结果，通过对中国与加纳、安哥拉两国的发展合作的表述，展现中国特色官方开发金融，亦即“造血金融”模式的真实面貌，并且揭示这一概念的理论特色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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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李小云。如何看待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国发展简报，2017-02-28。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9272.html.

[2]李小云。大援助体制：新型大国需要新型对外援助。国际援助，2017（1）。

[3]王燕。世界银行与IMF对主流经济学政策处方的五大反思（英文原文为“Five Rethinking i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载于英国《金融时报》）。［2017-12-01］。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830/15625435_0.shtml.

[4]前两次浪潮分别是50—60年代的“结构主义”和70年代开始兴盛、现在仍然是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