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是储蓄决定投资，还是投资决定储蓄

储蓄与投资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变量，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经济学流派有着不同的解释，甚至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储蓄决定投资论和投资决定储蓄论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储蓄决定投资论源自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把货币经济看作货币面纱覆盖其上的实物经济，储蓄和投资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储蓄与投资都是利率的函数，在利率机制的作用下，所有储蓄都能转化为投资。因此古典经济学特别强调储蓄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决定性作用。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认为，来自节俭的储蓄是资本积累的唯一可靠来源，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写道：“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勤劳得来的。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不能加大。节俭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他们的劳动，既然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注15古典经济学假定储蓄行为能够引起相应的投资行为，因此有储蓄就有投资，从而就有了生产利润的资本。

古典经济学的储蓄决定论为一些后来的经济学流派或学者所继承。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储蓄比例和人口增长率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一国的人均资本量，而人均资本量又决定人均国民收入。根据这一模型，在人口增长率一定的条件下，要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必须提高储蓄比例。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和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也都强调了储蓄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论，他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要经历五个阶段，其中关键性的是“起飞阶段”，而把国民收入的10%用于储蓄并使其维持二三十年以实现自维持增长作为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注16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甚至认为，“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的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注17在他们看来，投资机会总是存在的，只要有储蓄就能够将之配置到高收益的投资领域。

投资决定储蓄论源自凯恩斯。与储蓄决定论完全不同，投资决定论认为不是储蓄决定投资，而是投资决定储蓄。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说明了储蓄与投资的区别，他把储蓄定义为个人货币收入与其对本期消费所作的货币支出之间的总差额；投资则是社会的资本在一个时期内的净增量，“所谓投资价值不是指总资本价值的增量，而是任何时期内的资本增量的价值。……这一定义下的本期投资的价值将等于这种定义下的利润与储蓄的总和。”^注18凯恩斯认为储蓄是消极行为，投资则不然，它是发起或维持某种生产过程或是保持流动资本等积极行为。凯恩斯认为，储蓄与货币单位有关，投资则与货物的单位有关。“储蓄是各个消费者的活动，其内容是消费者不把全部本期收入用于消费的消极行为”。投资则是企业家的活动，其内容是发起或维持某种生产过程，或是保持流动资本等积极行为。它是用财富的净增量来衡量的(其形式不论是固定资本、营运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一样)。“资本的增减，取决于投资量而不是储蓄量。”^注19凯恩斯认为，储蓄不会使财富总量增加，而只会引起双重的转换。他说：“一方面是消费品从储蓄者转移到消费者整体中去，另一方面则是财富从生产者整体方面转移到储蓄者整体中去，但消费总量和财富总量则保持未变。”因为“储蓄的结果只是在消费者之间以及有权保有财富的人之间引起变动或转换，它被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家的损失抵消了。”^注20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从有效需求的角度动态地考察了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的常态并非是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现实的国民收入并不是充分就业均衡状态下的国民收入，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国民收入是由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因素决定的最大国民收入，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意味着国民收入小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潜在国民收入，在这种条件下，投资不是受制于储蓄的被动性因素，相反，增加投资直接增加有效需求，使得闲置资源得以利用，从而增加国民收入，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相应产生了与投资相适应的储蓄。因此，是投资决定储蓄，而不是储蓄决定投资。凯恩斯指出：“传统分析法知道储蓄定于所得，但忽视一点：即所得定于投资，故投资改变时，所得必定改变，所得改变之程度，乃使储蓄之改变恰等于投资之改变。”^注21

凯恩斯关于投资决定储蓄的基本观点构成了罗宾逊和卡尔多展开的新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支柱。在他们看来，由通货膨胀和收入再分配引致的储蓄率的变动，只是若干可能把有保证的增长率提高到其自然水平上的机制中的一种。按照罗宾逊的观点，如果企业打算投资以使经济增长有效地达到其自然水平，储蓄自会做调整去适应它，直到遇见通货膨胀边界为止。当经济以稳定的比率增长时，储蓄的份额将做变动以与之相适应。储蓄依赖于利润占收入的份额，储蓄会去适应投资，而利润占收入的份额将随着投资—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当经济体系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利润反过来依赖于实际工资的变化。利润率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实际工资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平衡计划储蓄和计划投资、实际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的机制。罗宾逊在讨论投资与储蓄的关系时，指出：“我们决不能回复到储蓄决定投资的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观点上。凯恩斯教导的核心观点要坚持。是投资量的决策而不是储蓄的决策决定财富的积累率。”^注22在卡尔多的模型中，储蓄也可以随投资水平的需要而调整，其机制也是提高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注23总之，在凯恩斯主义看来，投资能够自行产生与此相适应的储蓄。

古典的储蓄决定投资论和凯恩斯主义的投资决定储蓄论，孰是孰非，在西方经济学中依然没有定论。米尔达尔认为，凯恩斯的投资和储蓄观念是模糊的和矛盾的。其原因在于凯恩斯体系中没有不确定性和预期的地位。在凯恩斯的体系中，没有风险和预期的地位，没有资本增益和资本损失的地位，也没有实际资本价值的预期增加或预期减少的有用表述的地位。他认为，这就是凯恩斯的投资和储蓄观念之所以模糊和矛盾以及他的全部均衡体系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的理由。^注24有的学者认为，这两种理论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如蒙代尔认为，“在充分就业时代，古典模型最接近于现实，说‘储蓄带动投资’大体正确；但在萧条时代，凯恩斯模型最接近现实，说‘投资带动储蓄’大体正确。尽管均衡时，储蓄与投资相等，但必须仔细探讨决定储蓄倾向和投资动机的背后力量。”^注25

的确，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在充分就业和非充分就业情况下有所不同，在充分就业状态下，不存在闲置资源，收入达到潜在国民收入水平，对应于潜在国民收入下的储蓄制约着投资；而在非充分就业状态下，则存在闲置资源，国民收入并没有达到潜在水平，投资具有调动闲置资源的机制性作用，从而影响国民收入进而影响储蓄的形成。但是，无论是储蓄决定投资论还是投资决定储蓄论都没有考虑储蓄与投资决策分离情况下的金融作用，似乎金融过程既不影响储蓄的形成，也不影响投资的形成。储蓄决定投资论实际上假定储蓄能够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具有相同收益的投资领域，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在这一假定下，金融过程和机制的作用不见了。投资决定储蓄论实际上依然保留了这一假定，这一理论认为，投资能够自行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储蓄，而产生的储蓄依然能够转移到高收益的投资领域。这显然与实际不符。在储蓄与投资决策分离的情况下，决定储蓄的因素与决定投资的因素是不同的，有储蓄行为并不必然引起投资行为，储蓄能否转化为投资不仅取决于储蓄和投资行为，而且还取决于是否具有沟通潜在储蓄与投资的渠道和机制，这种沟通渠道和机制一端联结着储蓄，另一端联结着投资，并对储蓄过程和投资过程以及储蓄与投资的配置产生积极的影响，忽视沟通潜在储蓄与投资的金融渠道和机制的影响，是储蓄决定投资论和投资决定储蓄论的共同缺陷。此外，储蓄决定投资论和投资决定储蓄论仅仅强调一方对另一方的决定作用，而否认另一方的反作用或相互作用，难免有失片面。我们的分析表明，在实物经济中，储蓄与投资具有直接的统一性，储蓄就是投资，投资就是储蓄，储蓄与投资是同时决定的。而在货币经济条件下，储蓄与投资不再有这种直接统一性，货币金融因素的介入使它们具有了相对独立性，但这种相对独立性并没有否定二者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能够通过储蓄者和投资者要求的一致性体现出来，投资者希望通过投资获利，储蓄者希望把储蓄投放到保值增值的领域，这种一致性的要求成为促进储蓄资源转移到高收益的领域的动力。但由于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是独立进行的，决定储蓄的因素和决定投资的因素不同，使储蓄与投资具有相对独立作用的机制和空间，从而导致对统一性的背离，尽管如此，它们也不能不受到统一性的制约。从资本积累的整个过程看，储蓄影响投资，但投资通过收入影响储蓄，不能不承认投资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调动闲置资源的机制性作用，但这种机制性作用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不能不受到储蓄的资源及其物质形式的制约。对此我们在下一章联系金融过程作进一步的考察。

从结构角度看，储蓄结构反映不同所有者能够支配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源的比例关系，它制约着投资结构。在传统体制下，政府掌握了主要的储蓄资源，政府因此能够直接将之用于投资，个人或家庭的有限储蓄可以通过政府控制的银行体系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因此成为投资主体，与政府为主的储蓄结构相适应，投资主体结构以政府投资为主。由于政府的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是同时进行的，政府可以直接决定投资的部门结构和产业结构。而随着储蓄结构的调整，以政府为主的储蓄结构转变为储蓄主体多样化而以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为主的储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并不能直接决定投资的部门结构和产业结构，投资的部门结构和产业结构会由于储蓄主体多元化进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而发生很大变化。这首先是因为其他投资主体如企业和个人有着不同于政府偏好的投资领域，一般来说，企业和个人偏好于投资盈利性产业和部门，主要考虑投资项目自身的成本和收益，而很少考虑项目以外的影响或外在经济效应；政府则可以从社会角度考虑投资项目的成本和收益，就是不仅考虑项目自身的成本和收益，而且考虑外在成本和收益，因此政府投资通常偏好于具有外在经济效应的领域和部门。

其次是因为在储蓄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一个有效率的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体系对于组织和动员储蓄，促进投资结构的合理化是必不可少的。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体系具有聚集、分配资金的功能，能够借助于金融资产的创造和利率等杠杆的作用，把资金剩余单位的资金或储蓄者的储蓄转移到资金不足单位，实现资金的配置和再配置，从而能够积极影响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形成。如果没有有效的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体系，就难以有效地沟通储蓄和投资渠道，储蓄资源就难以合理流动和配置，投资的部门结构和投资的规模结构都难以合理化。造成我国投资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第三是因为不同储蓄者支配储蓄的方式不一样，进而对投资结构形成的影响不一样。对于政府储蓄来说，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或非市场手段来进行储蓄资源的分配，也可以通过金融渠道把政府掌握的储蓄导入投资领域。通过行政方式或非市场方式把储蓄用于投资，可以不受投资领域的限制，如果能够产生足够大的外在经济效应，投资项目本身盈利与否也无关紧要。然而，在储蓄主体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政府不能直接支配企业和家庭的储蓄，不能直接决定企业和家庭储蓄的投向。对于家庭储蓄来说，不同家庭对储蓄形式的选择是不同的，他们可以把剩余的资金存入银行，也可以购买债券和股票，他们选择哪种形式，取决于他们对不同资产的风险、收益和流动性的偏好。只有社会能够创造出在风险、收益和流动性方面符合他们需要的资产，他们才会把储蓄提供给使用者。家庭储蓄资金的使用者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必须相应地将其投资收益的一部分提供给储蓄的提供者，政府和企业不能无偿使用个人或家庭部门的储蓄资金。因此，个人或家庭储蓄资金要通过市场交易提供给使用者，储蓄资金交易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同样，企业储蓄无论是直接用于投资，还是进行证券投资，都要受市场价格机制的影响。在直接投资的情况下，资金市场价格代表着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在证券投资的情况下，资金市场价格代表着其投资的收益率。因而，在储蓄结构逐步转向以家庭储蓄、企业储蓄为主的条件下，储蓄资金的分配和使用都要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通过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把储蓄和投资联系起来，使储蓄能够按照投资者的要求集中并提供给投资者，使微观储蓄者能够把自己不能有效利用的储蓄转移到能够获得一定收益的领域，投资者能够超越自身资金有限性的限制而有效地利用投资机会，从而使投资结构建立在项目收益率预期基础上。由于这些方面的差异，要实现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必须建立起合理的储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