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12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大提升，经济发展的形势全面向好，实现了由工业化初期阶段向工业化中期阶段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传统发展方式逐步向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由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转变，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文明的新西部正在加快形成，但仍应清醒地认识到，西部地区欠发达的基本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发展不足仍是主要矛盾，发展中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高，农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不完善；科技支撑能力不强，创新型人才缺乏；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低；能耗水平依然偏高，环境承载能力比较脆弱；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不足，就业压力持续加大，城镇居民收入不高，贫困面还较大等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这些系统性、长期性的问题需要顶层设计与长期努力加以解决。

（一）内生发展能力依然不足，民生改善之路任重道远

由于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远落后东部地区，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因此，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更高，名义工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主要不是通过技术进步和竞争力的改善来获得，而是通过资源开发与价格提高来达成的。从图4可以看出，以2011年的数据为例，西部地区资本形成率高达67.29%，分别比东部和中部高16.89和7.36个百分点，投资驱动的特征十分明显；虽然2011年西部地区最终消费率也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但这并不表明西部地区的消费能力高或更注重消费，而是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的结果。

根据2011年的数据，西部地区各省份的城乡居民收入与东部地区差距依然巨大，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看，见图5，西部地区各省份中收入最高的内蒙古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收入的96%，相当于全国收入最高的上海收入的44%。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看，见图6，西部地区收入最高的内蒙古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收入的94%，相当于全国收入最高的上海收入的58%。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发展落后的基本面貌仍未得到根本改变。

根据中国统计学会组织有关专家对各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注：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科技创新、公众评价六大方面，共42项指标。）的测算结果，2011年四大区域的发展与民生指数，东部地区最高为69.53%；东北地区次之为60.22%；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为58.33%和55.41%。测算结果还表明，从2000年以来，我国四大区域发展与民生指数均稳步提高。2011年与2000年相比，东部地区由46.66%提高到69.53%，中部地区由36.98%提高到58.33%，西部地区由34.61%提高到55.41%，东北地区由40.55%提高到60.22%（见图7）。西部地区的发展与民生指数不仅是最低的，而且增速也仅略高于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各分项指数在2011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经济发展指数、民生改善指数、社会发展指数是各大区中增长最快的，但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生态建设指数与科技创新指数的增速则排名靠后；同时分析各指标的绝对值可发现，西部在所有五个单项指标中均是最低的，其中科技创新类指数的相对差最大，还不到东部地区的1/2。

从2011年各省（区、市）的发展与民生指数数据看，全国31个省份中，排名最靠后的10个省（区、市）中有9个位于西部地区，西部排名最靠前的三个省（区、市）是重庆、陕西、四川，分别处于第10位、13位和14位，见图8。

根据2012年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十一五”期间中国省域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注：该报告从宏观经济竞争力、产业经济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竞争力、财政金融竞争力、知识经济竞争力、发展环境竞争力、政府作用力竞争力、发展水平竞争力和统筹协调竞争力等指标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竞争力进行了排序。），2010年全国各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为：江苏省、广东省、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辽宁省、福建省、湖北省，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为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四川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黑龙江省、湖南省、重庆市、陕西省；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为海南省、山西省、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西部地区有4个省份位于中游区，有8个省份排在下游区，没有省份进入上游区。

（二）发展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环境污染依然严重

经济增长的目的不在于经济本身，而在于改善人的生存状态，这已是人类的共识。这种生存状态的持续改善就是经济增长质量的体现，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中更多的收入由居民支配和居民发展性消费增长，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以保证更大供给，环境持续向好以保证生活安全等。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构建的用以反映居民收入幸福指数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注：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提供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计算公式：“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数值相当于人均GDP的含金量，或是居民收入的幸福指数，人均GDP的含金量的提高表明GDP的增长能够同时带动居民收入的增长。“人均GDP”值，由“当地GDP”除以“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中国经济周刊》旗下智囊机构中国经济研究院通过为期3个月的专家调研、统计、计算，从全国31个省（区、市）公布的最新数据计算得出，2012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GDP含金量排名依次为：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海南、江西、云南、安徽、重庆、贵州、黑龙江、福建、广西、宁夏、山西、湖南、四川、湖北、江苏、甘肃、辽宁、天津、河北、河南、吉林、山东、陕西、青海、新疆、内蒙古、西藏。西部地区有五个省份排名最后。

在消费支出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全国各大区城乡居民消费中用于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西部地区均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见表11），虽然西部地区居民发展的愿望较大，但发展的能力尤其是农村的发展能力不足。

资源利用效率方面，近年来基于能源对经济增长约束的加剧，多用GDP万元能耗来衡量这一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提供的数据，我们对全国30个省份（西藏除外）的GDP万元能耗情况进行排序发现，西部地区的地方生产总值万元能耗较高，单位能耗最高的10个省份中有7个属西部地区，西部其他5个省份也位于11～20名之间，西部地区单位能耗最高的是宁夏，为2.279吨标准煤，是北京的近5倍；最低的是广西，为0.8吨标准煤，是北京的1.74倍。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全国有4个省（区、市）单位能耗上升，分别是海南、新疆、青海、宁夏，有3个位于西部地区。

从图9可以看出，环境保护方面（注：本部分2010年以前数据引用李佐军，张佑林：《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的难点与对策》，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20911/101213103871.shtml，2012年9月11日。），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按照“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部”的总体要求，加大对西部地区环境整治的投入，2011年，西部地区完成工业污染治理投资1398699万元，占全国投资量的31.48%，远超其地方生产总值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但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依然严重，“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仍未得到根本控制，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明显偏低，重点流域水污染形势严峻，水土流失没有得到根本治理。2011年西部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烟（粉）尘排放占全国的排放量的比重分别为36.48%、28.22%和30.31%，均远高于其GDP占比。固废污染方面，2000—2010年西部地区与全国一样，固废排放量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但西部地区平均占全国固废排放量的56.4％。2011年，西部地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占全国比重为32.98%，但贮存量和倾倒丢弃量分别占36.64%和78.49%；危险废物产生量占39.78%，而贮存量占96.4%，反映出西部地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偏低。生态环境方面，从2000年到2010年，西部地区草原面积减少约400万公顷。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方面，西部地区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2010年该指数为194，远高于东部地区150的水平，也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水平。从综合环境指数来看，2000—2010年期间西部地区平均环境综合指数为95，与2000年相比，西部地区环境质量有恶化趋势。

总之，从统计数据上看，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依然偏低，生态恶化趋势虽然趋缓，但生态环境仍十分脆弱，部分产业能耗、水耗和污染排放较高，环境保护压力还很大。

（三）经济发展转型压力大，教育与技术支撑能力仍需加强

近年来，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不断壮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持续提高，西部经济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工业经济尤其是资源经济的稳步发展，得益于重大项目投资的有力支撑，据陕西省信息中心对2012年前三季度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长主要支撑点的分析（注：在产业支撑上，他们按三次产业增速和贡献率大小，把各省（市区）划分为第二产业强支撑型（第二产业贡献率超过60%、增速超过10%）、第三产业支撑趋强型（第三产业贡献率高于50%或接近50%、第三产业贡献率大于第二产业贡献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双支撑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贡献率相对均衡）三种类型，从各省类型变化和各产业支撑强弱看各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稳定性之关系。），发现西部地区的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8省（区、市）属于第二产业强支撑型经济，贵州、云南、新疆属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双支撑型经济，西藏属于第三产业支撑趋强型经济。在需求因素上，信息中心按三大需求增速及与生产总值的关系，将各省（市区）划分为投资拉动型经济、出口拉动型经济、投资出口双拉动型经济、弱需求动力型经济四种类型（注：投资拉动型经济为投资率超过50%，投资增速不低于或接近20%、外贸出口依存度在20%以下；出口拉动型经济为外贸出口依存度超过40%，投资率不足50%；投资出口双拉动型经济为外贸出口依存度超过20%，投资率超过50%；弱需求动力型经济为三大需求拉动作用都相对较弱。），发现甘肃、青海、广西、陕西、宁夏、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贵州10省（区、市）属于投资拉动型经济，西藏、重庆两省（区、市）属于投资出口双拉动型经济。并认为东部地区出口的下滑导致出口收益的减少，进而导致投资的下降，实际上引发投资、出口双双对消费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下拉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比中西部地区下滑得厉害的原因。经济发展过于依赖于某一动力、某一产业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减弱，易出现大起大落。事实上，2012年前三季度，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速有9个省份出现下降，有5个省份的降幅超过20%，降幅最大的青海省下降了39.9%。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动力源和有竞争力的接续产业。

从系统性角度分析，西部地区转型压力还体现在：从产品结构上看，各地的高端装备制造与低端资源性初级产品两极性明显；从组织结构上看，巨型国有企业较快发展与中小企业竞争力弱小同时存在；从空间布局上看，工业的快速增长与同质发展同时并存；“从传统产业上看，规模扩张与要素制约同时存在；从新兴产业上看，单兵作战与重复建设同时存在。从投资结构上看，财政投入‘如火如荼’与民间资本‘冷眼相看’并存，隐含增长缺乏后劲、创新缺乏基础的威胁。”（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系列评论》，http：//wenku.baidu.com/view/b83b999851e79b896802264b.html。）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金大量投入、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产业结构单一，初级产品比重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不高，新兴产业发育不足，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使环境恶化、经济效益下降，为此迫切需要从常规的发展模式转为科技驱动为主的发展模式，提高人力资本形成规模与水平，以自主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创新要素和资源向企业聚集，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通过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来提高经济发展能力。

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需要教育先行以提供必要人力资本支持，需要技术进步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质量，但西部地区这两大指标均发展不足。从人力资本储备上看，西部地区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6年（计算方法为：平均受教育年限=0×文盲人口比重+6×小学人口比重+9×初中人口比重+12×高中人口比重+16×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是三大区域中平均受教育年限最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全国水平的仅有内蒙古、新疆和陕西三省（区、市）；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人口占全国同类人口比重分别为23.78%、22.17%、24.97%，均低于其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7.07%，占全国15岁以上文盲人口的比重为35.83%，是全国最高的，青海、西藏、贵州三省份文盲率均在10%以上，见表12。

从科技活动上看，见表13，西部地区的活跃程度全面落后于东、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情况方面，人员全时当量为174868.8人年，占全国的比重为9.02%，不及东部地区1/7，也不及中部地区1/2；经费5502080万元，占全国的9.18%，不及东部地区1/8，为中部地区的51.5%；项目数25552项，占全国的11.01%，分别为东、中部地区的15.53%和60.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及生产情况方面，产值为103358906万元，占全国比重为10.24%，分别为东、中部地区的14.2%和58.1%；销售收入95719251.2万元，占全国比重为9.52%，分别为东、中部地区的13%和55.1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数15395件，占全国比重为7.66%，分别为东、中部地区的9.71%和56.78%。国内三种专利申请授权数为76200件，占全国比重为8.82%，其中发明数为11928件，占11.27%。技术市场成交额482822万元，占全国比重为10.82%，分别为东、中部地区的13.52%和117.86%。从分省的情况看，贵州、云南、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的科技活动情况明显落后。

（四）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程度较低

从表14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城乡关系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城镇化发展水平低、城镇密度低，第三产业相对落后，居住过于分散，不能形成集聚效应；富有竞争力的城市群少，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力不强，县域经济发展不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低，城乡发展差距仍在扩大，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任务繁重。

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约72%，但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约27%，除了关中和成渝地区人口相对集中外，其他地区人口居住高度分散。201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在50万~400万之间的城市数量少，城市城区面积和城镇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均低于人口比重，人的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化率为42.99%，城镇很难发挥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城市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弱，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水平低。

吴振明根据2009年和2010年的数据对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协调状态进行测度（注：吴振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协调状态测度研究——以中国西部地区为例》，《统计与信息论坛》，2012年第7期。），发现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还处在不协调阶段，协调发展水平与综合发展水平分布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错位。2009年，西部地区“三化”协调度的平均值为0.01，总体协调水平较低。从空间分布来看，甘肃、贵州、青海、西藏等地区协调度相对较高，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些地区处于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四川、内蒙古、广西、云南、重庆等地区协调度相对较低，但这些地区是西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处于高水平不协调发展阶段。协调发展水平与综合发展水平不一致的现象反映了西部地区不同区域处在“三化”同步发展的不同阶段。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协调度低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协调度，反映出西部地区“三化”协调的“短板”因素是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发展，其原因在于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因此，进一步完善西部地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协调发展机制是实现西部地区“三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城镇对农村淋下效应（城镇对农村的影响）有限与农业发展能力不足是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原因，此外，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低也是重要原因，蔡立雄（注：蔡立雄：《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在比较了西部地区城乡市场化水平与其他地区差距后发现，西部地区城市的市场化水平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小于乡村市场化的差距，由此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其他地区差距小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2002—2004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分析表明，乡村市场化水平的高低与乡村居民收入间呈正相关关系。2012年，全国城乡间收入比为3.1：1，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区、市）的收入比高于全国水平，仅有新疆、四川、内蒙古3省（区、市）的收入比略低于全国水平，见图10。

（五）税负较高，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

更高的税负增加了政府财力，提高了政府调节与支撑经济的能力，却削弱民间资本的投资能力与创富热情，网易财经统计了2011年中国内地31省（区、市）的税负，计算方法是“各地税收收入+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占当地GDP的比重，各地区2011年税收收入和GDP数据都来自统计年鉴，社会保险缴费收入项目包括：各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险基金收入、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工伤保险基金收入、失业保险基金收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生育保险基金收入等六项。我们根据这一计算方法和网易财经提供的各省份税负率，计算得出东、中、西部地区和全国的税费总额分别为39986.84亿元、13071.67亿元、13085.78亿元和66144.3亿元，税负率分别为13.62%、10.24%、13.06%和12.68%，西部地区的税负率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远高于中部地区，接近于东部地区。从分省数据看，全国税负水平最高的前十个省（区、市）中，西部地区占了6个，分别是新疆16.87%、宁夏15.53%、重庆15.14%、云南15.00%、四川14.63%、贵州14.29%，见图11。这对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来说，税负偏重，其中固然有西部地区资源性产品税负较高的因素，但较高的税负显然不利于鼓励企业发展。在地区税负高企的同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税负也是不平等的，大量研究均表明，民营企业的税负高于国有企业，国企和民企具有某种竞争关系，税负的不均衡，就会直接导致民企竞争力下降；同时国有企业的低税负客观上鼓励国有企业进行扩张，产生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虽然出现了较大发展，增强了地方经济的活力，但西部民营企业一方面发展较晚，竞争力弱于先行省份；另一方面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重型化使得国有企业比重较高，而较高的税负负担又使其发展面临较大困难。从表15可以看出，2011年西部地区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西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仅为15.94%，是各大区中最低的；总资产利润率为14.1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与总产值比值为0.83%，则是各大区中最高的；私营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私营工业企业资产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私营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占全国比重这三项指标值分别为12.22%、13.64%和13.33%，均是全国各大区中最低的。说明西部地区私营工业企业不仅发展不足，而且发展的环境劣于其他地区。

（六）部分地区城市建设出现房地产过度投资现象

近年来，西部地区为快速实现追赶的目标，着力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而工业化受技术与市场约束较大，所以部分地区错误估计了居民收入增长和商业活动繁荣对商品房的需求，掀起城镇建设尤其是房地产建设热潮，这种发展一方面出现非集约性“摊大饼”式的扩张，导致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过分求大求靓，供给规格与需求不相匹配；快速扩张还导致市场供给出现过剩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见表16和表17，2012年东部地区商品房投资比上年增长13.9%，其中住宅投资增长9.6%；销售面积比上年增长5.7%；销售额增长12.9%。中部地区商品房投资比上年增长18.3%，其中住宅投资增长12.2%；销售面积增长2%；销售额增长8.5%。西部地区商品房投资比上年增长20.4%，其中住宅投资增长15.5%；销售面积下降5.3%；销售额增长3.7%。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增速全国最高，但销售方面却是表现最不如意的。

2012年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过剩有经济形势变化和政策调整方面的原因，但关键是决策失误造成的，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就是典型代表。鄂尔多斯地下储煤量占全中国1/6，200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产煤过2亿吨的城市（当年产煤2.6亿吨），鄂尔多斯也由内蒙古的贫困地区迅速转变为人均GDP居全国首位的“最富城市”。2010年鄂尔多斯财政收入达到538.2亿元，比呼和浩特和包头两市的总和还多；2011年地方财政总收入接近800亿元，达到796.5亿元。据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联合高和投资发布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称，鄂尔多斯资产过亿的富豪人数不下7000人，每217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亿万富翁；每1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千万富翁。在这种背景下，鄂尔多斯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增长。2010年该市仅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就高达280.5亿元，比上年增长27.8%；房地产开工面积达1009.4万平方米，接近北京市开工面积的2/3。2011年鄂尔多斯房地产计划新开工面积达1300万平方米，施工总量达2300万平方米，完成投资450亿元，计划销售商品住宅面积达1200万平方米。如此巨额的房地产投资与开发，如果没有外来人口的支撑，单单依靠本地人口是无法消化的。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煤炭需求明显下滑，加之低廉进口煤的冲击，煤炭价格大幅度下降，令内蒙古、山西等产煤大省的煤矿经营日益艰难，鄂尔多斯对于外来人口吸引力急剧下降，房地产市场也异常冷清。据统计，2012年1—4月，该市销售商品房149.8万平方米，下降20.8%；销售金额91.4亿元，下降5.8%。（注：主要分析数据来自于新浪财经网的相关文章。）房地产过度投资已成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

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迫切需要通过城镇化提高经济集约程度和竞争力，预计将来较长的时间内，西部地区房地产业仍将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警惕由于政府赶超意图和企业非理性扩张而过快推进的城镇化，使房地产的供应超过地方经济和人口的需求。

（七）减灾防灾压力大，“三股势力”的威胁依然存在

最近几年，西部地区气候变化异常，自然灾害频繁，南方暴雪，汶川地震，云南干旱，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映秀泥石流，盈江地震等等，早在2006年，一项关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权威研究显示，“西部农业生产条件总体上非常恶劣，面临严峻的环境压力，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调查结果显示，48%的西部农村地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遭受过一次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最为常见的灾害是洪水和旱灾。过去五年间，近10%的家庭曾有过农业用地损失，其中48.4%的损失是因自然灾害所致。”（注：《西部农村近半数社区1年至少遭受1次严重自然灾害》，http：//www.sina.com.cn2006年09月27日。）

民政部发布的年度自然灾害情况表明，2010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4.3亿人次受灾，因灾死亡和失踪7844人，紧急转移安置1858.4万人次；农作物受灾面积3742.6万公顷，其中绝收面积486.3万公顷；倒塌房屋273.3万间，损坏房屋670.1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5339.9亿元。中西部贫困地区受灾严重，其中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10省（自治区）受灾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绝收面积、倒塌房屋、损坏房屋、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总数6成左右，因灾死亡和失踪人口占近9成。有558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受灾，占重点县总数的94.3%；2011年西部地区农作物受灾面积为1382.4万公顷，其中绝收178.5万公顷，分别占全国的42.57%和61.71%；受灾人口17446.3万人次，死亡人口622人，分别占全国受灾人口的40.30%和死亡人口的61.34%；直接经济损失1409.4亿元，占全国的45.52%。全国共发生16次地震灾害，发生在西部地区的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新疆占了13次；人员伤亡385人，全部在西部；直接经济损失4349623万元，西部地区损失4109997万元，占94.49%。

2012年西北地区洪涝、滑坡和泥石流灾害损失偏重，其损坏房屋数量、直接经济损失为2000年以来第四高值；西南地区年初遭遇重旱，云南、四川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少，连续第三年遭受多季连旱，灾害叠加效应凸显，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西南地区汛期遭受多轮暴雨袭击，多次遭受5级以上地震，其死亡失踪人口、倒损房屋数量均占全国总损失数的4成左右。

近年来，西部地区无论是受灾频率、受灾面、还是受灾的严重程度，均是全国最重的，而且灾害多发生在贫困地区，灾贫叠加效应显著。西部已成为最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下力气整治无序的矿产资源开发，将着力提高抵抗灾害的能力放于区域发展规划的重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