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人能弘道”：谈中国学人应否有“治天下学”的抱负
——2012新春寄语

今秋将在古都金陵举办的国际符号学大会，是在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首次表达中国学人积极参与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建设的决心和能力。这就是，我们要向西方同行表明：

——我们不是只有兴趣通过国学和汉学向西方主流学术输送中国传统文史资料学和兜售古玩器物；

——我们不是只关心科技工商事业，置精神文化事业于不顾；也不是只关心向西方提供通俗文化娱乐商品；

——我们也不是要投入全面崇拜西方人文理论的运动，以协助现有西方理论单方面地主宰中国未来人文理论方向；

——我们也不是满足于把海外民族主义商业化学术肤浅简单地全面输入大陆（尽管一些大陆的崇洋媚外者出于机会主义和私利急于如此加以推动），以作为大陆新人文科学的“替代性”基础（中国内地的人文科学事业必然比台湾中研院学术系统的规模和方向大过、高过、广过数十倍）；

——同样的，大陆新时期开展的符号学研究也并不是要把当前西方符号学理论主流当作中国符号学甚至中国人文科学研究的标准和方向。

以上的各条“否定”，就是要展现新世纪中国学人的远大人文科学抱负和独立治学精神；就是要百年来首次在此国际人文科学理论交流场合向西方主流理论家们宣示：中国人文科学学人怀有要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和西方主流学术理论“共商（学术）国是”的愿望和决心。是的，到目前为止还只是愿望和决心。因为，一方面我们毕竟耽误得太久；另一方面，我们传统文明进入现代期以来毕竟还只有百年历史。

对于中国学人而言，我们则有三大任务：首先，必须有自知之明和自察之勇，即真实了解自己的正反面条件；其次，必须有超越条件限制、勇往直前的梦想和决心；最后，必须本着“独善兼济”故训，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人文学术理论的提升决然乃集体性事业，因此应“克己复礼”，即努力在商业化大潮中避免沾染商业化习气，或一心借学术以邀名利。

为什么要推广“符号学”，到底什么是符号学？狭义符号学概念，我们已经熟知。但是我们在南京大会上采取的是广义符号学观点。如果只是狭义符号学，我们不至于如此“上心”。如果今日在西方“符号学运动”已渐趋“式微”，我们把它移植于大陆学界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学科名词是可以随着环境和时代的改变而调整其内涵的。当我们说符号学是今日人类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的“火车头”时，我们当然是从符号学的最广义来使用此名称的。简言之，我们早已大大扩大了西方现行符号学的用法，或者根据改变了的学术文化环境而更明确地重新调节了西方“符号学”这一学科标志的用法，将其视作“世界人文科学理论扩大革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总称。此一扩大解释，既是人文科学学术方向性的大调整，也是内涵具有高度灵活性、尝试性的思想方式之泛称。与西方符号学和人文科学主流的观点相比，如我此前不断指出的，我们在两个方面批评并要求改进当前世界人文科学的状况：一是必须促进学科间的互动，另一是必须促进文明与文化间的互动。今日以西方为主的人文科学格局在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够的。现代西方人文科学一方面进展显著，另一方面也是缺点显著。现在我们非西方人文学术介入后，一方面要通过跨学科学术参与以强化前者，另一方面要通过跨文化学术参与以强化后者。因此，应该认识到，当前西方人文科学也正面临着大改革的前夕。

今日世界上的符号学活动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古典时期的“有关记号〔符号〕研究”的范围，更不宜援引字源学来“论证”“符号学”的所谓“真义”何在。Semiotics是可以灵活、扩大地指涉相关对象范围的。顺便指出，我们今日特别在外语界普遍将sign一词译作“符号”，以取代早先语言学界及日本学界译为“记号”的习惯，实因为了符合“符号学即关于符号的研究”的简单化定义。如果了解了自结构主义以来，“符号学”乃泛指一切有关语义学、通讯学、文本学、意识形态机制学等极其众多的意义和表达方式研究类型后，就会看到，符号学已不限于“有关符号的研究”了。是的，此一至今在西方被沿用的符号学定义，乃根据美国皮尔士、莫理斯以及认知科学等领域的惯习所拟定。这正因为这些领域和6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符号学运动”的“符号学研究”范围非常不同。而正是法国符号学研究涉及了人文科学各个学科，改变了各科理论的构造，特别是哲学学科的构造。相比之下，美国的符号学运动主要局限于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和广义科学哲学传统，对于众多其他人文科学的理论部分则关联甚少。请研究此派的中国学人注意，这不是一个“选边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学者了不了解人文科学全局的问题。如果学者只想到“为本业”争取话语权而不关心人文科学全局的实况，就会首先窄化了自己的学术眼光（实际上中国的此派辩护者只有一个根据：这和我看到的英文资料不一样，而“西方专家肯定比你正确”！）。让我在此再次郑重指出一个此派学人不愿意正视的学术问题：此一“泛科学派”（他们最坚持符号学是一独立学科的观点）方向的符号学研究，对于我们的跨文化符号学研究来说，很少能够积极参与。他们往往只不过用一套新的科学名词来重新描述大家已知的对象而已。学界一个最重要的消极倾向是：不积极于扩大、深化自身的知识学习，而是满足于以任何个人现有的知识积累作为在学界“争强斗胜”（其背后动机是职业性利得）的工具。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这些从所处现实中可能获得的知识非常不充分时又该如何自处呢？遗憾，学人很少这样思考问题，很少关注自身现有知识程度与自身接受新知新学的能力之间有何因果性联系。出于功利主义，人们只是倾向于对己“扬长避短”。这一非仁学的态度学选择，就决定着学者在知识上进取的可局限性。不过，同样出于功利主义，人们可能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真知真学如何，只关心如何在具体环境中获得社会的“承认”。对此，则存在有用之不尽应世策略可供选择。此一倾向，在较小的程度上，当然也存在于西方。

我们对英美派的泛科学主义符号学的批评，不必被看作是在偏爱大陆派或法国派符号学观点。结构主义大方向的正确性和他们的具体成果的有限性也要明确区分，我们不能把任何有学术成就的人都加以神圣化包装。所谓后结构主义时期的符号学思想为什么反而不如前期呢？不是个人水平问题，而是人类人文科学本身的自然发展遇到了阻碍。今日商业制度化大潮对此起到了间接影响。其直接结果是跨学科的科学化方向，在科技学术继续全面发展之际，受到了全面阻隔；其直接结果是，学者又重新返回“哲学中心论”的反跨学科方向。我在刚向列日大学符号学中心寄交的论文中（此文后经编辑部态度改变而改投他刊，本文仍然保留此文句以反映过程实际）开篇指出：现代符号学运动的革命性成果首先表现在其摆脱了任何哲学中心论传统，而朝向人文科学跨学科的方向。时至今日，符号学理论的发展瓶颈，仍然又表现在这个方面：符号学家又开始乞灵于某种哲学理论了。为什么？因为挂靠哲学理论容易操作，而跨学科理论则要求多学科的知识准备和更具创造性的努力。同时，这样的符号学理论也就更加难以引介到跨文化领域。许多我接触过的这类理论家，简直就不知道他的所谓“符号学理论”不过是一种简单化的准哲学理论，既无助于人文科学革新要求，也无助于跨文化理论的需要。那么，他们就这么“没见识”吗？在此我们发现了仁学判准的现代意义。功利需要胜过真理追求需要，也就是职业性需要代替了学术本身的科学发展需要。结果，任何制度性学术安排都可以满足于职业化的学术方式，符号学也完全如此。在国外，符号学事业正因此而陷入逐渐颓败的境地。例如，艾柯的以语言哲学作为符号学理论基础的观点，不仅导致其符号学理论追求的结束，而且也反映了当代西方符号学理论的一般困境：认识论混乱。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大力提倡符号学和举办国际符号学活动？首先，我们要为符号学正名：符号学不是什么对符号现象的形式化研究，而是关系到人文科学全面改进的方法论总体。其次，我们最终关心的是世界及中国的人文科学整体的提升。没有这样的学术理论上的大用，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来搞符号学理论呢？哲学理论比符号学理论精细深刻多了。但我们追求的不是什么学术机构和理论话语的精细性，而是其说明、解释、预见社会、文化、历史、政治、艺术、宗教等现象因果关系以及价值评判的准确性、可靠性、适用性。为什么？因为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比，文史哲宗艺的研究的科学性及其可应用性，几千年来，实在乏善可陈！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向自然科学看齐。我在上述论文中说：为什么自然科学应该如此科学化，人文科学就非得反科学化呢？我是指作为现代西方“诡辩派”代表的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的颠覆理性言论说的。他们都是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发展的大敌。我们的符号学理论研究正是要抵制这些泛滥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的。我们正是要通过认真对待（西方学界则不认真对待）此类对人文科学科学化革新的精神阻力来思考和规划中国未来的新人文科学事业的。请注意中华仁学伦理学传统在实践论方面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口号：“人能弘道”。一切首先取决于人的伦理意志力本身，而为了拥有此自强不息的能量，学者首应诚实对己，并规划“学为己”的治学大计，以面对全球、面对人类、面对历史、面对世界人文学术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