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探究艺术起源的历程中，学者们所踏出的每一小步都把他们更深地带入历史深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寻找又总是无法精准地定位中国艺术的绝对起点。不久之前，夏、商、周三代还被认作是中华文明的开始；但今天我们可以将这一文明以及高度发达的艺术传统溯源到至少公元前5000年以前的远古时期，那时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以及一些主要江河流域出现了一个泛东亚地区的玉器文化。

公元前第一千年的中国人仍然记得这一逝去的文化。题为《禹贡》的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产生在这一时期，将古代中国划分为九个地域，每一区域都有不同的地标、产品、居民及其“宝物”。生活在今日辽宁到南方的江苏和浙江南部广大东部沿海区域中的人们被称为“夷”，他们是驾船漂洋的“海之子”。他们的“宝”包括美丽的玉石；他们和鸟类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因此有时被称为“鸟夷”或“阳鸟”。后来，他们被来自黄河中游的强大的华夏族所征服，被贬斥为“东夷”，亦即“东方的野蛮人”。他们往昔的辉煌历史被遗忘或蓄意抹去。华夏族炮制了大量史籍以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这些史籍把华夏传统定为正统的中华文明，并把包括火、农业、文字和艺术等在内的发明都归功于本族。这种文化宣传成为之后三千年来中国历史的正统版本。我的高中历史课本所教授的仍然是这种历史。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现在可以自信地说，我们重新发现了历史上的“夷”。考古发现证明，在文化和艺术的许多方面，东夷实际上比同时代的内陆更为发达。夷人发展出先进的建筑技术，亦精于复杂的陶器制作和玉雕工艺。社会高度阶层化，因此也就出现了高级艺术生产的强大赞助者。此外，一个使用复杂符号系统的宗教体系也已出现。把所有这些因素融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是玉雕，从公元前4000年到前2000年，一代代夷人对此乐而不疲，他们喜爱的一个装饰母题是鸟。考古发现正是由此证实了《禹贡》中的诸多记录。

这个泛东亚玉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渤海湾北部发现的红山文化。红山玉器常作鸟或鸮的形状，另一种玉器被称作“猪龙”［图15.1］。渤海湾的南部毗邻山东半岛，这是东夷活动的另一个中心。这里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和其后的山东龙山文化都生产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玉雕。某些龙山玉器显示出一个特色鲜明的母题，那是一只有着尖利的喙和外展双翅的鹰鸷［图15.2］。在古老的传说中，史前时代的山东存在过一个伟大的“鸟的王国”，其官员都以鸟类命名，国王则是一只鹰。在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玉器上，一只鹰以其强劲的爪子抓着斩下的人头，或许是战俘的首级，抑或是人类献给鸟神的祭品。

山东南部的淮河流域是多种夷人文化的集结点。一些现存的带有太阳、祭坛和鸟的刻纹的玉石雕刻就有可能来源于这个地区。再向南就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那里，中国考古学家们不仅发掘出成千上万的精致的玉器，还发现了巨大的丧葬和祭祀遗址，揭示出一套高度发达的礼仪系统。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石家河文化同样辉煌灿烂。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里发现的玉器中有着类似红山“猪龙”和山东“鹰鸷”的形式，因此证实了泛东亚玉器文化中的一个共享符号系统和艺术传统。

这一泛东亚玉器文化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与接下来出现的中国青铜时代艺术的关系。这里我将讨论中国美术史中的第二个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以器物为主导的“礼器美术”最后让位于以大型建筑为主导的“纪念碑的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