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1988）

我想先说明一下这个报告的目的。报告的标题是“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不是几个问题。我所指的是文明发展与物质文化演进的关系的问题。但着眼点并不仅在于这一问题本身。其原因一是这个问题牵扯太广，成熟的结论尚未达到，所能提出的仅是假说。二是在学术研究中，结论不过是七层宝塔的最高一层，大量的劳动要花在建筑基础和理论架构上。从这个角度来说，结论往往是次要的，水到而渠成，而导致结论的三方面基础工作更有决定作用。这三方面工作是（一）材料学，即对论据的审查；（二）方法论，即由论据到结论的途径；（三）逻辑学，即论证的严密性。在任何现代学科中这三方面的工作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在史学研究中也不例外。这个说法不新，也可能人尽皆知，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却往往被忽视，或难以兼顾，而所作出的结论就总会有重大漏洞。所以，我所谈的物质文化演进与文明发展关系的问题也可以看成是对这三方面基础工作反思的一个具体案例。

现代史学和人类学中占主要地位的物质文化演进理论是三期进化论，即人类早期物质文明的发展表现是一个基本模式，由石器到青铜再发展到铁器，又称为三个时代。这个模式于1836年由丹麦人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1788—1865年）［图13.1］提出，20世纪初人类学家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1892—1957年）［图13.2］又进一步加以发展和完善。这个理论于20世纪传入中国后，马上获得证明，考古资料表明这三种物质文化在中国古代迭次出现，沿循汤姆森和柴尔德提出的进化程序。

但是实际上，这种物质文明递进的观念并不只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成果。打磨石器在前，冶铸金属在后，几乎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所以，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的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和公元1世纪中国的袁康就提出过类似的物质文明进化说。古罗马的说法是从无工具到石器到青铜，然后到铁器。东汉初年袁康《越绝书》中的说法是从石器到玉器到铜器，然后到铁器，可以说与汤姆森和柴尔德的系列相当一致。而卢克莱修是诗人，袁康是小说家，都不是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

现代史学和考古学研究者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物质文化演进的程序，甚至也不是这种程序在各地区、各文化中的平行现象，而是这种程序、这些现象的内涵。而要了解这种内涵，上面所提到的三种基本研究手段，即材料学、方法论和逻辑学，就变得缺一不可。对研究手段和方法的自觉可以说是区分传统史学和现代史学的重要标准之一。

柴尔德在构建物质文化演化论的过程中，在这三种研究手段上都有建树，他分析了史前遗物的种类性质，建立了一套分类系统，然后得到一般性结论。以青铜时代为例，他把人类对青铜材料的使用进而分为三种模式或是三个时期：一是青铜工具发生之前的时期，所见遗物主要是小型装饰品；二是出现青铜手工业和工具的时期；三是使用青铜农具的时期。这一系列发展因此反映了“在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进化中的一串相连续的阶段”（柴尔德语）。

因此，综观物质文化演化论在西方的发展，大约是经过了三大步：第一步是“系列说”，发现了物质文化迭次出现的历史现象；第二步是“功能说”，通过研究具体器物的实用性质，从而提出它们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第三步是“历史唯物论”，即把物质文化进化与社会进化联系起来。

这些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以后，这三步变成了一步，好处是节省了时间，而后遗症则是忽略了构建理论的必要研究过程，特别是现代史学中验证考古材料的具体步骤，被大大地简化了。

首先，我们是否对材料和论据的性质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呢？柴尔德理论的基础是对器物功用的分析。换言之，他提出作为根据的并不是抽象的石器、铜器、铁器，而是具体的石器、铜器、铁器，如凿子、镰刀、锄头等，这些工具在他所研究的地区发现。制造这些工具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生存，因此才有开始使用石、铜、铁而导致生产力进步的推论。1957年以前，中国历史考古学界也有过对于古代铜器功用问题的讨论，但可惜没有继续下去。唐兰（1901—1979年）先生曾作长文，旁征博引，证明中国古代青铜农具之存在。但结论却无法被人全部接受，因为他所提出的若干实证或者并非农具或者晚至东周，即便把所有的证据都算上，也还是薄弱得可怜，与商周非生产性铜器的大量存在根本无法相比。

如果我们摆脱现存的一般性抽象理论，从实际材料出发对中国早期青铜器的性质和功能作一个客观的估计，我想可以大致得到以下的结论：

1．中国青铜器在古代具有世界最高水平，但是冶铜和铸造技术发明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应用主要是制造非生产工具类器物［图13.3］。

2．这些非生产工具类器物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青铜礼乐器，二是兵器车马器。前者主要用于宗教、礼仪活动，后者一部分是仪仗，大部分是实用兵器［图13.4］。

3．青铜手工业工具和农具可能零星存在，但在统计学意义上和非工具类器物差别极大。见于考古发掘的实用农具仍多为石器［图13.5］。

如果我们同意这个对基本材料的分析结果，也就等于否定了柴尔德青铜时代三种模式中的第二种和第三种，特别是第三种模式（即青铜农具时期）。于是在理论上，物质文化演化论的“系列说”和“功能说”之间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缺环，以后的整个理论构架都必须重新加以考虑。

重新考虑的内容大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某种特定物质文化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特殊意义，二是如果这种物质文化没有对生产手段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则何种因素造成了文明发生发展所必需的财富累积。这两个问题进而牵连到中国史前和早期文明社会构造的基本课题。

重构史前和早期文明社会的主要依据是考古资料，包括一些通过考古发掘获得的文字记载。考古资料的运用方法与历史文献相当不同，简单地说，考古材料是古代人类活动的遗存，而不是对人类活动的描述。要把考古材料用于历史研究，就必须有一个从“见物”到“见人”的转译过程，张光直（1931—2001年）［图13.6］先生曾把这个过程称为“中间层次”上的重构，其目的是发现分散材料之间的联系，进而把这些联系组织成某个人类集团中社会、政治、亲族、宗教的构架或一般行为模式。之所以称为“中间层次”，是因为这种重构工作处于对具体分散资料的考订和构造一般性抽象理论之间，是前者的综合和后者的基础。

我无法详细介绍目前这种重构工作的过程和全貌，但其中一个成果与对物质文化演化论研究有直接的关系。即通过对新的考古资料的综合，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公元前4000年到前2000年这一阶段在中国文明发生过程中有一种特殊意义。一些现象反复在各地区出现，为资料所证实，因而可以看成是在这一时期内普遍发生的人类行为的一般模式。这些现象包括：财富的累积和大量奢侈品的出现，社会层次化和贫富的两极分化，专业手工业的产生，宗教、仪式和仪仗的普及，城堡、战争、人殉的出现，以及相似图形或徽志在广大地区的发现说明跨地域社会集团存在的可能性。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说，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早期文明社会的特点。但是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仍无可置疑为石器。

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国青铜时代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就被引伸到更早的史前阶段。换而言之，在“中间层次”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从公元前4000年到前1000年左右的中国社会在物质文化结构上一脉相承，而这种承继性集中表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一种与青铜器可以相比较的器物，这就是玉器。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小型玉饰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到了公元前4000年以后，玉器在社会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了，大量玉器发现于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的墓葬。其形制也渐渐脱离工具的原型而变成纯粹的礼仪用具，如琮、璧和大而薄的斧钺［图13.7］。到此阶段，玉器和以后青铜礼器的相似之处就越来越明显了。二者都是当时的贵材料，二者的制造都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工艺技术，需要专业手工业者的长期劳动。大家知道，玉器的硬度极高，根据民俗学调查，在石器时代切割一块数寸见长的玉版需要一个月不间断的劳动。而制造铜器从探矿、选石，到运输、熔铸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可以说，玉礼器和铜礼器都体现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力的凝聚。

实际上古人也记载了玉器和铜器的相承关系，《越绝书》中所提到相继而出的四种物质文化中的第二种为玉，第三种为铜。比较起欧洲的三期说，这个四期演化系统实际上更符合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情况。把石和玉分为两类，对我们现代人说来可能奇怪，但在古代却是很自然的现象。正如铜和铁同为金属，也被看成两种材料。

以上观察对我们的一个启发是：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物质材料的发现和使用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与工具相反，中国古代玉器和青铜、礼器的意义不在于提高生产效率，而在于吸收生产力。而正是由于这两种材料在当时能够最大程度地吸收生产力，它们变成了“贵材料”。掌握玉器和铜器等于掌握技术手段和大量可供耗费的劳动力。最后的结果是繁琐装饰的玉器和铜器变成了特权的物质性象征（material symbols）。它们不是文明出现的手段，而是文明出现的结果。

因此，在早期中国文明的发生过程中，物质文化的演进并不一定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起直接的推动作用，我们因此也不能简单地将某种新材料的出现作为文明发生和社会分期的标志。石、玉、铜、铁四种物质文化与文明发生的关系相异。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1000年间的这一时期，新材料的社会意义在于对生产的消耗而产生的象征主义。

这个假说自然就联系到前面所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青铜和玉器的作用在于大量吸收和消耗劳动力，而原始石器仍为主要生产工具，那么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大量社会财富的积累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的解决尚需要时间和更多的材料。目前可以给出的回答是：从世界不同地区文明的发生过程来看，常常是多种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固然是一个基本因素，但在一定历史时期，非生产性的财富积累也可能起到主要作用，一种最主要的非生产性积累财富的手段就是战争。换言之，财富的积累并不一定是财富总值的增加，而可以表现为财富的转移和人为集中。一个采取这种方式作为主要财富来源的社会集团的文化常常表现出以下特征：

1．连续不断的对外战争。

2．对兵器、战车的特殊重视。

3．对劳动力的浪费，如大量的杀殉。

4．对发展本身生产手段的忽视。

5．器物类型和装饰反映出多种来源。

6．在某一短时期内突然的财富膨胀。

7．对掠夺劳动力的依赖，常常反映为对外战争的失败和奴隶暴动直接引起的该集团覆灭。

有启发的一点是，商代社会反映了所有这些特点。

这个报告提出了很多不成熟的想法，其目的如开头所语，在于引起史学界同道对理论和方法论的考虑。龚自珍说：“但开风气不为师。”我希望以这句话与诸位学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