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思维规律的提出者维柯

维柯（1668年～1744年），意大利历史学家、法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美学家。维柯既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又是一个卓越的自由思想者。

维柯1668年6月23日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城邦那不勒斯，并且终生生活在那里。父亲是书商，生活很穷困。维柯7岁时，不幸从楼顶摔到楼底，头盖骨折断，影响了一生的身体状况，精神也深受影响。幼年时受过天主教会的小学教育，大部分时间靠努力自学。维柯曾当过私塾教师，上过罗马公学。他的专长是法学。维柯从小就喜欢研究罗马法和拉丁文学。

1686年到1695年，他担任了贵族罗卡侯爵的子女的家庭教师。侯爵家里丰富的藏书使其在学术上有很大进展。维柯在结束家庭教师生活以后，又去旁听了那不勒斯大学课程。1699年任那不勒斯大学的修辞学教授。1735年他得西班牙皇帝查理三世的恩惠，被任为那不勒斯城邦王室的历史编纂。1744年1月23日逝世。

他的主要著作是《新科学》（1725年），全名是《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据说由于自费出版这本书，为了支付印刷费，他连仅有的一只戒指都卖掉了。维柯一生一直处在贫困之中。老年家境不顺，他的一个爱女多病，儿子又是一个放浪之人。正如其自己所说：“噩运会在我死后还继续追捕我。”

维柯是西方认真研究社会科学的第一人，所以把他的研究对象叫作“新科学”。

《新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类如何从野蛮的动物状态逐渐发展成为过着社会生活的文明人。全书分5卷：（1）原则的奠定，（2）诗性的智慧，（3）发现真正的荷马，（4）世界各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5）各民族复兴时人类各种典章制度的复现，附全书结论。维柯的基本出发点是共同人性论。他认为各民族在起源和处境方面尽管各不相同，在社会发展上却都必须表现出某些基本一致性或规律。《新科学》所探求的正是这些规律。维柯是理解了并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人。他不自觉地确立了文化观念。

原则的奠定

维柯接受了古埃及人对于历史三个时期的划分，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最初是神的时代，神和人在地球上杂居在一起。那时，人还是一些凶猛残酷的野兽，不会说话和思考，都凭着本能过活，到处寻找食物和性交伴侣，没有婚姻制度，也没有宗教或任何社会制度。人的体格特别发达，所以叫作“巨人”。

据说有一个时期全世界都发生过大洪水，如希伯来人的《圣经》（《创世记》）和中国人的《书经》（《禹贡》）所说的；在世界洪水消退以后，地球上积蓄的水蒸气有时造成雷鸣电闪，巨人们在深山野林里初次碰上雷电，不胜惊惧，以为天上有像人一样发怒咆哮的神，借雷电来向人发出警告。于是就兴起凭天象去预测吉凶的占卜术，于是有了信仰天神（最初是雷神）和天意或天命的宗教和掌占卜天意的司祭或巫师。这信仰天神的宗教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起源。然后男女感到面对着神公开杂交的羞耻，男的就带女的住到岩洞里或山寨里，逐渐有了婚姻制和婚姻典礼及家庭制。正式婚姻典礼便是人类社会的第二个起源。

在原始时代，人死后和动物一样，并不收尸埋葬，任其抛在地面风吹雨打而腐烂，造成环境的污浊；后来感到对不起死者，于是兴起了埋葬死者的典礼，于是有了灵魂不朽的观念。这便是人类社会的第三个起源。这种神的时代也有朝代。古希腊罗马都有十二天神，维柯认为他们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十二个阶段，例如谷神标志着农业时代，海神标志着航海事业的开始。古代各种神话大半都是围绕着诸天神而流传下来的，形成了后来文艺的土壤。原始人起初和动物一样是哑口的，只有些姿势和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例如用三茎草来表示三年。在发现神而恐惧的时候，人就张开口，起初的字音是谐声的、惊叹的、单音的。这就是“象形的语言”或“神的语言”。

英雄的时代在神的时代后期便已开始。“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雷神”，“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海格立斯，天神的儿子”。海格立斯便是原始民族中英雄主义的起源。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大力士，人类社会一切征服自然的技能都源于他，古希腊在荷马时代便已转到英雄时代。荷马是一个英雄型诗人。

荷马所歌颂的是两种英雄，一种是《伊利昂纪》中的阿喀琉斯，代表希腊英雄时代所奉为理想的勇士，另一种是《奥德修纪》中的奥德修斯，代表希腊英雄时代晚期所奉为理想的谋士。当时全民族都是诗人，荷马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荷马史诗》并不是某一个诗人或某一时代的产品，而是全体希腊人在长时期中的集体创作。英雄时代的语言也叫作英雄的语言。由于抽象思维不发达，词汇中很少有抽象表示概念的字，绝大部分是以物拟人，有具体形象属于隐语的字。表达方式也不是说而是唱。例如他们不说“我发怒”而是唱“我的热血在沸腾”，不说“地干旱”，而是唱“地渴了”。政体是由贵族（即英雄）统治，他们的意志和暴力就是法律。这时社会已分成家长或宗法主和平民两个阶级。平民起初处在“被保护者”或家奴的地位，不能分享占卜、正式婚姻和政治的权利。他们因此日益不满，起来斗争，终于战胜贵族而享有主权，平民的民主政体便代替了贵族的专制政体。维柯用罗马史和罗马法典的具体事例来证明贵族与平民的斗争总是以平民的胜利而结束，于是就进入了人的时代和文明社会。

形象思维

在《新科学》中，由于维柯把语言、神话、古史和社会典章制度、政治和经济，都看成“诗的智慧”的产品，所以全书各卷都涉及文艺和美学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维柯对于人类心理功能由形象思维逐渐发展到抽象思维，即由诗的时代发展到哲学的时代的看法，他把原始民族叫作“人类的儿童”，他说：“人最初只有感受而无知觉，接着用一种受惊不安的心灵去知觉，最后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

“哲学把心灵从感官拖出来，而诗的功能却把整个心灵沉浸在感官里；哲学飞升到普遍性，而诗却必须深深地沉没到个别具体事物里去。”原始民族只会形象思维而不会抽象思维，所以原始文化，包括宗教、神话、历史乃至各种典章文物和语言文字无一不是形象思维的产品，因而都带有诗的性质。

关于形象思维，维柯发现了两条基本规律，头一条就是以己度物的隐喻：“由于人心的不明确性，每逢它落到无知里，人就把他自己看成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这就是凭自己的切身经验来衡量自己所不知的外物。例如，不知磁石吸铁而说磁石爱铁，就是凭人与人相吸引、相亲近是由于爱这种切身经验得来的。

维柯就用这个原则来说明语言的起源：“在一切语言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事物的表现方式都是从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人的感觉和情欲方面借来的隐喻，例如用‘首’指‘顶’或‘初’，用‘眼’指放阳光进来的‘窗孔’，用‘心’指‘中央’之类。天或海‘微笑’，风‘吹’，波浪‘轻声细语’，受重压的物体‘呻吟’。在这些例子里人把自己变成整个世界了。”不难看出，这是后来德国美学家们的“移情说”的萌芽，和中国诗论中的“比”“兴”也可互相印证。在谈到形象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时，维柯特别列举中国文字为象形文字的突出的例证，因为埃及的象形文字已成了历史遗迹，只有中国的象形文字至今还在运用。

形象思维的第二条规律便是用具体人物形象来代表同类人物特性的类概念，亦即典型人物性格。“原始人仿佛是些人类的儿童，由于还不会形成关于事物的通过理解的类概念，就有一种自然的需要，要创造出诗的人物性格，这就是形成想象性的类概念或普遍性，把它作为一种范型或理想的肖像，以后遇到和它相似的一切个别人物，就把它们统摄到这个想象的类概念里去。”维柯举的例子有儿童把一切年长的男人都叫“爸”，一切年长的女人都叫“妈”。埃及人把发明家都叫赫尔墨斯，希腊把一切勇士都叫阿喀琉斯，把一切谋士都叫奥德修斯（这正如中国人把一切巧匠都叫作鲁班，一切神医都叫作华佗，把一切富于智谋的人都叫作诸葛孔明一样）。

维柯本人也是一个诗人，《新科学》是探讨人类社会文化起源和发展的一种大胆的尝试。维柯不但开创了社会科学，也开创了和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近代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乃至文艺心理学。

克罗齐的《美学，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就是继承维柯思想而加以发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