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白板

——洛克（1632～1704年）

洛克的哲学，无疑是一种容易了解的平凡哲学，也是一种通俗的哲学。洛克不愿接受过高的公职，他更愿潜心于哲学研究。直到那一年的冬季，他病得相当厉害，才写信给朋友，希望歇一歇：“我不仅囚禁在房子里，而且也囚禁在椅子上，以致没有人像我一样真正过着这样一种很少活动的生活。”

洛克出生的那一年，伽利略发表了关于地心说的评论；洛克5岁的时候，笛卡尔发表了《方法论》。由此，欧洲的知识界开始发生变化，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逐渐被新科学取代，这也是洛克后来的朋友牛顿和波义耳所发展起来的一次激动人心的理智革命。

洛克进的是教会学院，读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这些再神圣不过的经典却令他感到乏味极了。他曾写信给一个同学，说他上大学是浪费时间，简直一无所获。不过，他凭着聪明的头脑取得了优异成绩，并得以毕业留校，教授学生们必修的希腊语课程。

洛克一直非常赞赏父亲对他的培养方式：小时候，父亲对他严加管教；成人后，父亲成为他的亲密朋友。就在这时，极为慈爱的父亲得肺病去世，洛克唯一的哥哥很快也被上天掳走，而母亲早在洛克咿呀学语的时候就离开了他。他默默地承受着这一系列的打击，在父亲小笔遗产的帮助下，全心全意地做他自己热爱的事——科学研究。

洛克仅凭一把手术刀打开了阿什利的胸腔，成功地清除干净了大肿瘤，医好了阿什利久治不愈的怪病。阿什利是“辉格党”的领袖人物，为感激救命之恩，他请求洛克离开牛津到伦敦去做他的秘书兼家庭医生。阿什利十分信任洛克的为人与才能，据他的孙子回忆：“我的祖父对洛克先生极为尊敬。他认为洛克是一位伟大的人，正如他在医学上的经历一样。他认为洛克的医学才能只是他所有才能中最微小的一部分。他鼓励洛克把思想转到其他方面，不要在其家庭和某些特殊朋友之外去行使医术。他敦促洛克去研究宗教和国家的世俗事务，以及与国家大事有关的一切事情。洛克在这些方面都极为成功。因此，我的祖父很快就把他作为一位朋友来对待，这些方面的所有事情都与他商量。”

哲学家小传

洛克的命运从此改变，他以牛津为基地，随着阿什利潮涨潮落。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有多深的关系，据洛克的一位同事说：“他过着一种机巧的和让人难以捉摸的生活……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什么时候走的，或者什么时候回来。”

当阿什利受控被捕、后逃往荷兰隐居去世时，在国王的威逼下，牛津不得不呈请洛克主动辞职，洛克只好也逃往荷兰，以范·登·林登医生的假名藏匿了起来。英国王室曾一度要求荷兰政府引渡洛克回国，国王甚至建议洛克应该进行道歉，但都遭到了拒绝：“由于没有因犯罪而感到内疚，所以不能表示道歉。”

洛克安静地在荷兰进行着他的沉思与探索。有一次，某个俱乐部在讨论人类的理解力，结果越讨论越糊涂，越让人感觉其深奥，洛克毅然决定写一部关于此问题的专著，于是便有了后来“思想编年史上伟大的独立宣言”——《人类理解论》。

当那场被罗素称为“一切革命中最温和而又最成功的”“光荣革命”爆发后，洛克终于结束了流放生涯，可他却给荷兰的朋友写信说：

“我几乎觉得我好像是离开了我自己的国家和亲属，因为那些把我们连在一起的纽带比血脉之亲还要强大，而这些纽带在你们中间随处可见。”

返回英格兰后，洛克的主要著作接连出版，《论宗教宽容》《政府论》《基督教的合理性》以及《人类理解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人类理解论》虽然遭到了保守派、旧理论的猛烈攻击，却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中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像一阵春风吹遍了欧罗巴。

洛克喜欢反比，有些眼睛需要配戴眼镜才能看清物体，但是戴眼镜的人们不能够因此就断言，如果不戴眼镜就没人能看得清楚。

有人声称世界是由一只大象支撑的。那么，是什么支撑着大象呢？此人说是乌龟。于是，洛克讽刺说，如果那人思考了“实体”这个词，他将无须这些动物。

运用同样的笔法，洛克又说：“上帝既然供给人以认知的本领，他便不必再把那些天赋的观念印在他们心中了；正如他给了人以理性、手臂、材料以后，便不必再为人建筑桥梁和房屋一样。”

洛克曾说，人的心灵本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记号，不带任何观念，又岂会生来就有上帝的观念呢？既然空无所有，那就可以随意填绘任何东西了，后天得来的经验便让这块洁白无瑕的汉白玉沾染上许许多多的意识了。

洛克的作品充满理智，冷静无情，理性几乎把一个人提高到与天使相等的地位，而当一个人抛开了理性时，他杂乱的心灵可以使他堕落得比野兽更为残暴。洛克也拥有深厚长久的友谊，并因对孩子富有爱心而常给自己带来麻烦。

大多数人在获得学识的时候，却丢掉了常识——即人类共同复兴的常识。他们变得高傲、贵族式的孤独，认为他们的知识是珍贵的和容易挥发掉的香水，必须小心地珍藏，以免它漏掉或蒸发。但是洛克接纳所有的人进入他开放的思想天地。他邀请一切具有一对健康的鼻孔，能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的人，让大家分享他知识的芬芳，都从中受益。

动乱不居的时代令洛克反感，也令洛克无奈。

英国经过7年内战成为共和国时，洛克才17岁，他的父亲也曾参加国会军队与保皇军作战。11年后，英国恢复成为一个君主制国家。不久，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对天主教国王不满，于是发动了一场标志着绝对专制政权在英国结束的“和平革命”，洛克在其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与此同时，全欧洲陷入了一种宗教的紧张状态之中。“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留下了一个惨遭破坏的德国，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力量，由“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而他似乎还准备入侵新教国家荷兰。面对这一切，洛克却是一个主张宗教宽容的思想家，为理性的基督教模式辩护。

洛克就是这样积极地参与社会变革，也严肃地反思着这些变革的意义。时代的暴力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一方面需要避免极端狂热的激情，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悲观的怀疑主义。他反对独裁、教条和对个人自由思想的压制，表现出一种理智平和的生活态度，最重要的是，他揭示了以道德作为自由的推动力。他还提出，知识应该植根于个体经验而不是教条或权威，政治权力不是基于权威而是基于同意，他的政治哲学被铭刻在了美国宪法之中，而他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了他自己写的碑文：

“约翰·洛克长眠于此。如果你好奇他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答案就是：他是一个满足于谦虚的人，一个致力于寻求真理的训练有素的学者。对此，你们可以从其著作中得知，他的著作比之碑文上令人生疑的颂扬之词，将更为忠实地告诉你们有关他的一切。他的德行，即使有一些，既不足以说明他的声望，也不配做你们的典范。让他的罪恶随他一起埋葬吧！德行的范例，福音书中业已有了；罪恶的范例，仍以没有为好；必死的范例，所在皆是，你们可以从之汲取教益。他生于1632年8月29日，死于1704年10月28日。这块本身亦将蚀灭的石碑即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