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为禁、忌、慎的泛称，指应当避免的事物。

禁、忌、慎三者，既有通义，又有各自的特殊含义，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禁，有禁止等含义，程度最重，可以理解为“不允许”;忌，有畏惧、忌讳等含义，程度次于禁，可理解为“有所顾忌”;慎，有谨慎、慎重等含义，程度最轻，可理解为“不宜太过”。

用药禁忌，包括病证用药禁忌、配伍禁忌、妊娠用药禁忌、服药食忌等内容。

病证用药禁忌的内容涉及范围极广，与药物性能功效密切相关。凡药不对证，药物功效不为病情所需，有可能导致病情加重、恶化者，原则上都属禁忌范围。这部分内容将在各论中具体介绍。各论各章节概述部分将介绍与该类药物有关的病证用药禁忌。如表虚自汗、阴虚盗汗者忌用发汗药，以免加重出汗;里寒证忌用寒凉伤阳的清热药;阴虚内热者还须慎用苦寒药，以免苦寒化燥伤阴;脾虚便溏者忌用泻下药，以免损伤脾胃;阴亏津少者忌用利湿、燥湿药，以免耗伤津液;肾虚遗尿、遗精不宜使用利尿药;实热证及阴虚火旺者忌用助热伤阴的温里药和补阳药;妇女月经过多及出血而无瘀滞者忌用破血逐瘀之品，以免加重出血;脱证神昏忌用香窜耗气的开窍药;邪实而正不虚者，忌用补虚药，以免误补益疾;脾胃虚弱，痰湿内阻者，忌用滋腻助湿的补血滋阴药;表邪未解忌用妨碍发汗解表的收敛止汗药;湿热泻痢忌用涩肠止泻药;湿热下注或痰火内蕴之遗精忌用助热敛邪的温补收涩药;湿热淋证小便不利忌用补涩缩尿药;湿热带下不宜用收涩止带药，以免收敛邪气，闭门留寇;溃疡脓毒未清，腐肉未尽时，不宜过早使用生肌收口药，以免藏毒等。另外，在各药的“使用注意”项下将介绍与该具体药物有关的病证用药禁忌。如青光眼患者忌用有扩散瞳孔作用的洋金花;胃肠出血及肝肾病患者忌用对胃肠道及肝肾都有损害的鸦胆子;高血压、心脏病患者慎用能升高血压、加快心率的洋金花;胃炎及胃溃疡患者慎用对胃刺激较强的皂荚、远志;湿盛胀满、水肿患者不宜用能导致水钠潴留的甘草;胃酸过多者不宜服用酸味很浓的木瓜、山茱萸等。

中药之所以要配伍应用，目的不外使临床用药更有效，更安全。凡是合用后反而会使疗效下降，或使毒副效应增强，影响用药安全者，原则上都不宜合用，属于配伍禁忌。

《神农本草经》提出的“七情”为中药配伍理论的总纲。其序录中提出了配伍禁忌的原则:“勿用相恶、相反”。

据尚志钧考证，《神农本草经》原有七情药例，惜已佚。因此，《神农本草经》是否提出了相恶、相反的具体药例已不得而知。《本草经集注》中，陶弘景根据《本草经》的七情畏恶药例，参考《药对》总结了七情畏恶药例。其中，相恶涉及117条，相反涉及19条。

陶弘景云:“相反为害，深于相恶”。基于这种观点，后世讨论配伍禁忌时都主要强调相反。《本草经集注》所列相反药例中，除去云母反流水后还余18条。其内容为“甘草反甘遂、大戟、芫花、海藻”“人参反藜芦”“细辛反藜芦”“芍药反藜芦”“贝母反乌头”“栝楼根反乌头”“丹参反藜芦”“玄参反藜芦”“沙参反藜芦”“苦参反藜芦”“海藻反甘草”“甘遂反甘草”“大戟反甘草”“芫花反甘草”“乌头、乌喙反半夏、栝楼、贝母、白蔹、白及”“半夏反乌头”“藜芦反细辛、芍药、五参”“白蔹反乌头”(本草经集注(辑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涉及药物19 种(乌喙与乌头合计为一种)，药对16对，与后世流传的“十八反”所涉及药物、药对完全相同。

五代后蜀韩保升修订《蜀本草》时，对七情药例数进行了统计，谓“相恶者六十种，相反者十八种”。后世所谓“十八反”之名，大概源于此。

宋代《太平圣惠方》在“药相反”项首次列举相反药十八种:乌头反半夏、栝楼、贝母、白蔹;甘草反大戟、芫花、甘遂、海藻;藜芦反五参、细辛、芍药。与《本草经集注》相反药例比较，少白及反乌头。但该书在“分三品药及反恶”项所列相反药中，却有乌头反白及。“五参”也具体为人参、丹参、玄参、沙参、苦参。

宋以前的本草及方书所载相反药对，以“十八反”为主要内容，很少变化。金元以后则增改较多。比较突出的是《珍珠囊》、《本草纲目》、《得配本草》。《珍珠囊》载有相反药54种，相反配伍51对，其中保留“十八反”所涉及配伍7对。《本草纲目》保留了“十八反”所涉及的全部药物及配伍，并有所增加，共计药物36种，药对29对。《得配本草》新增相反配伍几乎全是药食相反。高晓山收录古今文献所载相反配伍已达184条，超过200对(中药十八反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1)。

目前，医药界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配伍禁忌，主要是“十八反”“十九畏”所涉及的药对。“十八反”指乌头与半夏、瓜蒌、川贝母、白蔹、白及相反;甘草与海藻、大戟、甘遂、芫花相反;藜芦与人参、丹参、玄参、南沙参、苦参、细辛、芍药相反。“十九畏”指硫黄与朴硝、水银与砒霜、狼毒与密陀僧、巴豆与牵牛子、丁香与郁金、牙硝与荆三棱、川乌与犀角、草乌与犀角、人参与五灵脂、官桂与赤石脂不宜配伍应用。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95年版，一部)还规定:“十八反”中，不宜与乌头同用的药扩大为不宜与乌头类药材同用;附子不宜与半夏、瓜蒌、贝母、白及同用;人参叶、北沙参、党参均不宜与藜芦同用;平贝母、伊贝母、浙贝母均不宜与乌头类药材同用。

自《蜀本草》提出“相反者十八种”以后，不少重要本草皆有引用，影响很大。以致后世有几种相反歌诀，虽然药数超过十八，仍以“十八反”为名。

相反歌诀至少在13世纪上叶已有流传。现存资料中，最早的相反歌诀为南宋·陈衍《宝庆本草折衷》所载“十九反歌”，内容涉及药名19个，相反配伍16对。其歌诀为:“《经验方》云:贝母半夏并瓜蒌，白蔹白及反乌头;细辛芍药(有白有赤，一作狼毒)五参辈(人参、丹参、沙参、玄参、苦参)，偏与藜芦结冤仇;大戟芫花兼海藻，甘遂以上反甘草，记取歌中十九反，莫使同行真个好。”歌中涉及的相反药对均见于《本草经集注》。明·朱棣《普济方》中的“药相反歌”与《宝庆本草折衷》“十九反歌”正文仅三个字不同，即“芍药”改“狼毒”;“记取歌中十九反”之“九”改为“八”。相反歌诀中，以金元时期张从正《儒门事亲》的“十八反歌”的文字最为简练易记，故流传最广。其歌诀为:“本草明言十八反，半蒌贝蔹及攻乌;藻戟遂芫俱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此歌涉及的药物与《宝庆本草折衷》“十九反歌”涉及的药物完全相同，实际药数亦为19种，但歌诀却称“十八反歌”。明·杜文燮《药鉴》“十八反药性歌”中实际药物25种;缪希雍《炮炙大法》的“十八反歌”内容与《药鉴》“十八反药性歌”相近，实际药数为26种。这两种歌诀涉及药数远不止18种，但仍以“十八反”为名。上述情况说明，在“金元以后，十八反的名称已失去原有的数量含义，而成为药物相反的同义语”［中医杂志，1980，(3):7］。

“十九畏”亦被编成歌诀。现存资料中，最早记载十九畏歌诀的是明·刘纯《医经小学》。其歌诀为:“硫黄原是火中精，朴硝一见便相争。水银莫与砒霜见，狼毒最怕密陀僧。巴豆性烈最为上，偏与牵牛不顺情。丁香莫与郁金见，牙硝难合荆三棱。川乌草乌不顺犀，人参最怕五灵脂。官桂善能调冷气，若逢石脂便相欺。大凡修合看顺逆，炮爁炙煿莫相依。”

目前，一般认为，“十八反”中各药对之间的“七情”关系均为“相反”，而且“十八反”是相反配伍的主体，不仅是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配伍禁忌，而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认可，而成为法定配伍禁忌。至于“十九畏”中各药对之间的“七情”关系则比较复杂。《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等宋以前的主要本草著作对“十九畏”涉及的10对药物之间均无“七情”记载。明、清对这些药物之间有“七情”记载的《本草纲目》《药鉴》《雷公炮制药性解》《本草从新》《得配本草》等本草中，共载41条。其中，记为某药畏某药者31条次;记为某药恶某药者8条次;另2条分别为忌、制。其中，记为某药恶某药者，只有巴豆恶牵牛，犀角恶乌头，五灵脂恶人参三对。其余多记为某药畏某药。这些记载中，有些药对间的“畏”与“恶”是相对而言的。如人参畏五灵脂(《本草纲目》《药鉴》《本草从新》《得配本草》)，则五灵脂恶人参(《本草纲目》《本草从新》《得配本草》);牵牛畏巴豆(《药鉴》)，则巴豆恶牵牛(《本草纲目》《得配本草》)。在这些记载中，还存在“畏”与“恶”互换的情况。如《药鉴》谓犀角畏川、草乌;而《得配本草》却谓犀角恶乌头、乌喙;《本草纲目》谓犀角恶乌头。《雷公炮制药性解》谓巴豆畏牵牛;《本草纲目》《得配本草》却谓巴豆恶牵牛。在这些记载中，“十九畏”涉及的10对药之间，都有记为某药畏某药者。“七情”中的“相畏”指二药合用，一味药的毒副效应能被另一药减轻或消除。“相畏”不仅不属于配伍禁忌，与此相反，临床应用有毒药物时，还应有意利用“相畏”关系，以降低毒副效应。然而，“十九畏”的“畏”有“畏避”“避开”的意思。“十九畏歌”歌词亦明言“莫相依”，即认为这些药对不宜合用。可见“十九畏歌”的作者并不认为这些药对之间具有“七情”中的“相畏”关系。至于“十九畏”中各药对之间究竟存在何种“七情”关系，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目前“十九畏”同“十八反”一样，成为医药界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配伍禁忌。“十九畏”中部分内容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认可，而成为法定配伍禁忌。

从“七情”的角度而言，“相恶”会使治疗效应降低，“相反”会使毒害效应增强，均应避免，故《神农本草经》云:“勿用相恶、相反。”《本草经集注》云:“寻万物之性，皆有离合……至于诸药，尤能递为利害。先圣既明言其说，何不详而避之……何急强以相憎，苟令共事乎?相反为害，深于相恶。”

配伍禁忌是有条件的，具有相对性。《本草新编》在人参项下强调“人参恶莱菔子”，又于莱菔子项下提出“莱菔子得人参其功更神”，是配伍相对性的典型例证。前者是将人参单纯气虚之证，莱菔子有耗气之弊，会影响人参补气之功，因此两者相恶;后者是针对气虚患者食积气滞之证，但用人参，无益于食积气滞，但用莱菔子，又有更虚其气之虞。两者合用，既消食行气，又补益其虚，不致伤气，相辅相成。此时，人参与莱菔子同用，并不相恶。按照“七情”的定义，已属于“相畏相杀”的关系了，因为人参制约了莱菔子“耗气”之偏。所以，古代文献中，同一药对，有的称为“相恶”，有的又称为“相畏”。就是相须的药对，对于不宜的当忌之证，其伤害之弊愈甚，实际上成为了相反关系。将“相恶”“相反”列为配伍禁忌的本意是强调配伍用药时，应尽量避免或杜绝减效、增毒的情况发生，使临床用药更有效、安全。而不是规定凡在某种特定病理生理条件下具有相恶、相反关系的药对，在任何条件下都禁止配伍使用。目前，关于中药“十八反”的研究提示:只在特定的病理生理条件下显示毒性增强的特点，可能是十八反的主流(中药十八反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5)。“相反”与“相恶”是中药“七情”中的二情，与药对不能画等号。同一药对之间，其七情关系是相对的，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相反、相恶。如在某种病理生理条件下，该药对不具有相反、相恶关系，则两者可以配伍应用。同一药对之间的七情关系还是复杂的。在不同的病理生理条件下可能具有不同的七情关系。如在某种条件下，二药具有除相反、相恶以外的七情关系，则可以配伍应用。对于具体患者而言，如果该药对之间既有相反、相恶关系，又具有其他七情关系，如相反、相恶的不良效应较弱，而治疗效应较强，权衡利弊，利大于弊，二药亦可配伍应用。当然，如果另有利更大、弊更小的药物或药对，则此药对属于可用可不用，最好不配用的药对。假如没有更好的药物或药对，而非用此药对不可时，则可配用，只是应充分重视二药配伍后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设法尽量使之降低或消除。

另一方面，有条件配伍禁忌不应局限于“十八反”“十九畏”。一般来说，凡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具有相反、相恶关系的药对，都属应当慎重对待，或有所顾忌，甚至禁止配伍的药对。如前面“中药的七情”一节所述，这样的药对大大超出了十八反、十九畏范围。即使一些在特定条件下具有相须或相畏、相杀关系的药对，在另一特定条件下也有可能具有相反或相恶关系而成为配伍禁忌。如在发汗解表方面具有相须关系的麻黄、桂枝，对于体虚自汗者而言，其七情关系即属相反，而为配伍禁忌。温中散寒的干姜与清胃泻火的黄连合用，对于寒热中阻之证，可互相制约，存利除弊，使毒害效应降低，其七情关系属彼此相畏、相杀，可以配伍使用。但对于单纯的中焦寒证或热证而言，两者合用，其作用互相拮抗，会使治疗效应降低(相恶)，即属配伍禁忌。

十八反、十九畏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关于配伍时可能发生不良反应、影响治疗效果的告诫。但由于绝大多数没有说明配伍禁忌的条件及配伍后的不良后果。以至后世对十八反、十九畏的含义与意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传统上，十八反主要是配伍禁忌。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直沿袭着这一观点。但有人认为十八反不但不反，而且会取得显著疗效［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3，(1):17］。有人还认为，将十八反定为配伍禁忌，是古人限于历史条件，未能正确认识，以偏概全的表现［江西中医药，1984; (3):2］。高晓山认为，十八反或相反配伍并不是绝对的配伍禁忌。相反并不意味着配合后肯定会对人或动物的机体发生剧烈的毒害。按照前人的经验，运用适宜，十八反有可能产生更理想的疗效，“反”意味着异乎寻常或反常［中医杂志，1980，(3):7］。十九畏亦主要是配伍禁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虽不称“十九畏”，但就其内容及不宜同用的规定来看，是将十九畏作为配伍禁忌对待的。但有人认为，十九畏歌来源于相畏。相畏药物古人并不是说忌用或相反，而是说一种药物对另一种药物的制约，这种制约也许包括两方面内容:①对有效成分的制约，也就是说能降低有效成分;②对毒性成分的制约，这就是减低毒性［江苏中医杂志，1986，(1): 213］。另有人认为，十九畏包涵三种含义:①毒性或劣性反应;②降低各自疗效;③抑制对方毒性而增强疗效。并认为“其本质为第三种含义:畏药合用，可抑制对方毒性(或偏性)而增强或发挥临床疗效，即‘受彼之制’之义”［江苏中医杂志，1986，(1): 207］。还有人认为，“十九畏即是九对包含多种配伍形式(相畏、相恶、相反)和炮制宜忌内容的药物关系的总称”［江苏中医杂志，1986，(1):210］。高晓山认为，“从古代文献、动物实验、临床报道看，并不是所有的十九畏内容都是绝对的配伍禁忌……但也不是说肯定没有问题，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还以慎重为是”［辽宁中医杂志，1981，(3):43］。今天，单从配伍禁忌的角度来看，十八反、十九畏既非百无禁忌，亦非绝对禁忌，而是有条件的配伍禁忌。

关于十八反、十九畏，早期的实验研究以简单的毒性实验为主。其实验对象都是健康的正常动物。即使是实验者自服时，也多是在无病时试服的。由于健康机体对外来因素的抵御或平衡机制是健全的，对药物的反应，质或量上往往与病理生理状态的动物或人的反应不同。加之，不同学者对“相反”的理解并不一致，“毒性增强”也没有共同指标，以致对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几十篇实验研究结果很难做简单的分析统计。除了少数研究较少的组对外，几乎没有一个相反组对没有互相矛盾的结果。对同一组对，有的学者声称观察到明显的毒性增强效果;有的学者又说完全见不到毒性增强的迹象，甚至有人见到的还是毒性减弱。只有少数相反组对(如人参配藜芦)，对健康动物也可见到一定程度的毒性增强，不但半数致死量显著减少，在脏器组织学检查中也可见到严重的病理学改变。但毕竟这样的十八反组对是少数。由于简单的毒性实验大多得到负结果或互相矛盾的结果，所以早期关于十八反、十九畏的研究结果倾向于全盘否定。近年来，不少学者认识到，十八反是古人在临床用药中发现的问题，患者机体处于病理生理状态，见于病理生理状态中的反应，在生理条件下未必亦能看到。而且，按照辨证规律，见于这种病理生理状态中的反应，在另一种病理生理条件下也未必能见到。同样的药物，用于不同状态的机体，甚至可以见到正、反悬殊的效应。因此，十八反的表现应该有一定的条件性，限定于专属的病理生理条件。广泛地增加毒性，未必是十八反的普遍规律。考虑到临床特点，某些症状加重、恶化，或者出现某些不利于治疗的问题，都应视作“反”或“毒”的表现，不一定必须反映到死亡率上。特别是动物实验，半数致死量(LD ₅₀)减小与否，不能作为毒性增加与否的唯一指标［中药十八反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1］。随着认识的深化，十八反、十九畏作为配伍禁忌“不宜轻易否定”正逐步达成共识。虽然目前还未得出科学定论，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药对的配伍绝非百无禁忌，因为，其中有些药本身就很峻猛，单味应用都有其特定的适应证与禁忌证。配伍后，如果二药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无论是使某方面作用增强或削弱，在特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给患者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者还可能危及生命，因此都可能有其相应的禁忌证。如二药配伍后，某方面作用大大增强，而该作用不为病情所需，或虽为病情所需，但其作用强度大大超过病情所需，即可能给患者造成伤害。如实验研究观察到，生甘遂粉与生甘草配伍后，产生超越甘遂导泻作用的效应(中药十八反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201)。这对体质强，需要大泻者，可能有利(相须)。反之，对于体虚者，以避免配伍为宜。因为加重腹泻程度可导致脱水和电解质紊乱，这在不能输液和补充电解质的古代，极可能构成威胁(相反)。再如，藜芦单煎组，家鸽呕吐次数平均为60次，人参藜芦混合后，呕吐次数平均为144次(中药十八反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272)。这对身体强壮，需要涌吐的患者来说是有利的，还可在保证涌吐效果的前提下，降低藜芦的用量。反之，对体虚者亦应避免配伍，以免涌吐太过而损伤正气。二药配伍后，某方面作用削弱，如该作用为病情所需，二药的配伍关系属于相恶。虽然一般而言，相恶配伍的后果不如相反配伍的后果严重，故陶弘景说:“相反为害，深于相恶。”但有时也不尽然。疗效降低，在临床上对患者的危害有时亦可能是严重的，与毒性增强后果无异，有时危害更甚。因为，如果药物不能有效控制病势，病情恶化，疾病对机体的伤害可能比有些药物对机体的毒害更严重，甚至可能导致死亡。如实验研究发现，人参的增加气虚或气阴两虚小鼠耐疲劳能力的效果，可因加入1/10或1/9量的藜芦而消失，或接近消失。藜芦煎液灌胃剂量0.54g/kg体重(老年鼠)，0.72g/kg体重(成年鼠)均能使耐疲劳能力显著降低。此效果可抵消10倍剂量人参的补气效果(中药十八反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281)。该实验结果支持“若服一两参，入藜芦一钱，其一两参虚费矣”(《本草衍义补遗》)的说法。当临床以人参补气治疗某些疾病时，特别是用以补气挽脱治疗气虚欲脱危证时，人参与藜芦相恶，肯定会造成严重后果，甚至影响患者的生命安全，单是这一方面，就会给人“毒性”突然增加的印象，从而认为两者具有“相反”关系。何况人参、藜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情况，还并不如此单纯。如前所述，人参还能增强藜芦的涌吐作用，体虚又不需涌吐者，剧烈的呕吐也会损伤正气。此外，还有实验表明，单用藜芦组和藜芦、人参(1∶1)组，对家兔均有抑制呼吸的作用。藜芦碱小剂量可反射性的抑制呼吸，大剂量则直接抑制呼吸中枢。在给药1小时之内，人参藜芦混合组较藜芦单煎组抑制呼吸程度大。1小时后，藜芦组呼吸抑制略有缓和，而人参藜芦混合组一直是呼吸次数减少，无缓和。人参有双向调节作用，本应使呼吸加快，而与藜芦合用后，反使呼吸更慢，因此混合组比单煎组毒性增强(中药十八反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272)。近年来，通过实验，系统观察病理生理条件下的十八反配伍的生物效应，发现:只要进行较多的指标观察，几乎没有一个十八反组对经综合分析可以认为是“绝对安全”的，因此，做出某些十八反组对配伍应用“完全无害”或“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结论，必须十分慎重［中药十八反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3］。关于十九畏的急性毒性实验表明，在同样剂量下，不同的给药方式有不同的毒性反应。腹腔给药死亡率很高。如犀角草乌组灌胃给药，无一只实验小鼠死亡，而腹腔注射死亡率高达100%。草乌单味灌胃亦无死亡，而腹腔给药死亡率为86%，当犀角草乌并用，腹腔给药时，死亡率上升到100%。提示十九畏中某些药并用，确实会使毒性增加［中药通报，1985，10(12):42］。综上所述，可见十八反、十九畏并非百无禁忌。

古今临床实践表明，十八反、十九畏药对并非绝对不能配用。含有十八反、十九畏药对的内服方剂很多。陈馥馨收集整理《普济方》《全国中成药处方集》中含十八反、十九畏药对的内服方剂，多达782个，发现十八反、十九畏歌诀中的各组药对，除沙参与藜芦外，其余药对在这些方剂中，全部可以找到，以此证明十八反、十九畏并非绝对不能配用(中药十八反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50)。刘源就十八反的临床应用，在10个省市20个医疗单位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十八反各组对在现代临床上均有应用，亦证明十八反并非绝对不能配用［中国中药杂志，1989，(8):48］。关于十九畏的临床研究，以人参配五灵脂报道最多，临床用治多种病证有效，且未见一例毒副反应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63年版记载有人参畏五灵脂，五灵脂恶人参。但1977年版后各版均取消了类似内容，亦未再称人参与五灵脂“不宜同用”。其次，丁香与郁金，巴豆与牵牛都有配伍应用的报道。亦说明十九畏并非绝对不能配用。

不仅古今临床实践表明十八反、十九畏并非绝对不能配用，近代实验研究也表明，十八反、十九畏不是绝对不能配伍。“对于健康动物或不同的病理生理条件下的动物，十八反各组对不一定都显示不良影响;对于特定的病理模型、特定的临床病种，有的组对可能有较好疗效”是《中药十八反研究》(高晓山主编．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一书收集关于十八反的文献研究、调查研究、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以实验研究为主体)的111篇论文得出的结论之一。另据常敏毅关于十九畏(砒霜、水银除外)的急性毒性实验报道，以人的用量的104倍的剂量，无论是灌胃，还是腹腔注射，均未引起急性毒性死亡的，有人参-五灵脂、官桂-赤石脂和狼毒-密陀僧三组，表明该三组药物并用，在临床上可能不会造成严重的毒性反应。一般认为，中药给小鼠灌胃超过人的剂量的100倍而无死亡者，是安全的。灌胃组无死亡者还有犀角-草乌和丁香-郁金二组［中药通报，1985，10(12):40］。常敏毅验证十九畏(砒霜、水银除外)急性毒性实验的结论是“实验各组经口服入的毒性没有或甚低”［浙江中医杂志，1987，(11): 511］。十八反、十九畏既然并非绝对不能配用，就不宜作为法定配伍禁忌。另外，若论毒性，中药之中，剧毒莫过于砒霜。十八反、十九畏涉及药对，即使配伍后可能使毒性增强，或会产生新的毒性，恐怕毒性也不会超过砒霜。以砒霜之剧毒尚且未被规定为绝对禁忌药，只不过列入“毒性药品管理品种”而已，十八反、十九畏也不应作为法定配伍禁忌而使之绝对化，以免束缚医生手足，妨碍对十八反、十九畏药对认识的深入，影响中医药学的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犀牛是国际上重点保护的濒危野生动物，被列为我国已签署了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物种，为保护世界珍稀物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有关规定，1993 年5月29日《国务院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取消犀牛角药用标准，今后不得再用犀牛角制药。因此，“十九畏”提出的犀角不宜与川乌、草乌配伍的禁忌，无论是否有道理，均无实际临床意义。

金元以后，相反药对在不断增加。古今文献所载相反药对已超过200对。虽然一般说来，前人认定这些药对相反必有其理由，但由于前人并未将这些药对相反的特定条件，及其配伍后的不良后果详尽地记载下来，以致这些相反记载，除对临床医家有一定警示作用外，并无实际指导意义。所以，尽管相反药对数目在不断增加，但其中多数药对由于未成为共同遵守的配伍禁忌，因而对临床用药影响不大。但十八反、十九畏涉及药对不仅成为医药界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配伍禁忌，而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认可，而成为法定的配伍禁忌，从而使这些本来不属于绝对配伍禁忌的药对的配伍应用受到限制。十八反、十九畏成为约定俗成以致法定的配伍禁忌有其历史原因。近代为弄清这些药对的七情关系，特别是是否具有相反配伍关系，和这些药对相反的特定条件，以及这些药对在特定条件下相反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研究，至今还未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今天要将十八反、十九畏药对从绝对配伍禁忌的禁区中解放出来，还有大量繁重的工作要做，还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有鉴于此，今天要提出新的配伍禁忌，必须十分慎重:必须提出禁忌配伍的临床依据和禁忌配伍的具体条件，并须指明配伍后的具体不良后果，不能盲目扩大配伍禁忌。鉴于十八反、十九畏目前已成为法定配伍禁忌，其内容更不能盲目扩大。但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医中药专业《中药学》教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都有盲目扩大十八反内容的现象存在:将与半、蒌、贝、蔹、及相反的乌头扩大到“乌头类”;将“十八反歌”中的“诸参”由五参扩大到八参。如果说乌头类药物在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而推测它们都与半、蒌、贝、蔹、及等药相反还算有一定依据的话，往反藜芦的诸参中掺入北沙参、西洋参、党参则毫无道理:这三参是清代以后才正式入药的，金元时期编成的“十八反歌”中的“诸参”不可能包括这三参。这种盲目扩大十八反内容的做法，有些欠妥。

妊娠用药禁忌，主要讨论妊娠禁忌药。妊娠禁忌药专指妇女妊娠期，除中断妊娠以外，禁忌使用的药物。

古代医药家很早就对妊娠禁忌药有所认识。东汉《神农本草经》中记载有6种具堕胎作用的药。南朝梁代《本草经集注》序例中，专设“堕胎”一项，收载堕胎药41种。以后历代医药著作中对堕胎药多有补充。如宋代《证类本草》序例已达55种;明代《本草纲目》增至72种。虽然《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中并无“妊娠禁忌药”的提法，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在我国古代，堕胎是违反传统道德观念的，所以前人记载堕胎药，除用以催生、下死胎外，可能主要还是从妊娠禁忌的角度来认识、对待堕胎药的，不是在寻求堕生胎的有效药。从这个角度来说，《神农本草经》应当是现存医药文献中，最早记录妊娠禁忌药者。但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堕胎药在妊娠期是当然的禁忌药，但妊娠禁忌药并不全是堕胎药，故《本草经集注》虽然专设堕胎药一项，但与今天讨论的妊娠禁忌药还不能完全等同。

据《医心方·卷二十二》记载，隋代《产经》已集中列举妊娠不可服药82种。这可能是直接列述妊娠禁忌药的最早记载。惜此书已佚，内容无从查考。

现存文献中，最早汇集妊娠禁忌药者，当属南宋·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书中有产前所忌药物歌诀，列举产前所忌药物78种。明·缪希雍《炮炙大法》妊娠服禁列举妊娠服禁药92种。20世纪初，陆晋笙据《沈尧封女科辑要》增补本收入《用药禁忌书》妊娠用药禁忌歌的有124种;20世纪70年代《全国中草药汇编》载妊娠禁用或慎用药196 种;《中药大辞典》载妊娠禁用或慎用药365种。从古到今，总的趋势是，妊娠禁忌药在逐渐增多，对妊娠禁忌药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

古代多将妊娠禁忌药编成歌诀以便流传。历代妊娠禁忌药的歌诀不下数十种。最初出现的妊娠禁忌歌诀大都内容庞杂，其中含有一些冷僻药物。元代以后，出现一些以常用药物为主要内容的歌诀。其中，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是明初《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中记载的“妊娠服药禁歌”。据考证，其歌诀可能出自明代初年已有流传的《便产须知》中的“自妊娠以至临月饮食起居皆有禁忌”之后所附歌诀。《便产须知》的歌诀为:“蚖斑水蛭及虻虫，乌头附子配天雄，野葛水银并巴豆，牛膝苡仁与蜈蚣;三棱代赭芫花麝，大戟蛇蜕黄雌雄，牙硝芒硝牡丹桂，槐花牵牛皂角同;半夏南星与通草，瞿麦干姜蟹甲爪，硇砂干漆兼桃仁，地胆茅根莫用好。”在《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中的妊娠服药禁歌，内容与之基本相同，仅个别次序有变动，另外，蛇蜕改作蝉蜕。

除妊娠禁忌歌外，历代本草、方书中还常列举有妊娠禁药名单，或者在文中注明。这些内容繁简不一，具体药味互有出入。高晓山对81种记载有妊娠禁忌药的古今文献做过统计，共得妊娠禁忌药713种。其中，半数以上文献有记载的24种，按出现频率多少依次排列如下:麝香;半夏;附子;荆三棱、芒硝、天南星;乌头;牛膝、薏苡仁;巴豆、皂角;牵牛子;牡丹皮;斑蝥、桂;瞿麦、水蛭、通草;天雄;蜈蚣、芫花;大戟、水银、雄黄。30%～50%文献中有记载的有16种:虻虫;干漆、赭石;干姜;白茅根、蛇蜕;桃仁;雌黄;钩吻;芫青;马牙硝;蟹爪甲;地胆;槐花、槐角、硇砂。

妊娠禁忌药除禁用具体药物外，前人还从功效、药性的角度提出妊娠期应忌破气、破血、升散、辛热、辛燥之药(《本草汇》)。还主张勿犯金石，勿近毒药，大热、大燥、大攻、大表、大寒、大凉、走窜、迅疾、泄利之品，咸宜禁止(《产孕集》)。有的医家则主张，凡祛瘀通经药，香窜辛热药，峻泻攻利药，影响胚胎发育，或加重子宫出血的药，均有禁忌的必要［上海中医药杂志，1956，(2):27］。

在为数众多的妊娠禁忌药中，不同的药对妊娠的危害程度有所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古代对妊娠禁忌药主要提禁用与忌用，极少提慎用。近代则多根据临床应用实际，将妊娠禁忌药分为禁用与慎用两大类。属禁用的多系剧毒药，或堕胎作用强的药，及药性作用峻猛之品。慎用药则主要是活血化瘀药、行气药、攻下药、温里药中的部分药。具体药物如下:禁用药:砒霜、水银、雄黄、轻粉、斑蝥、马钱子、蟾酥、川乌、草乌、藜芦、胆矾、瓜蒂、巴豆、甘遂、大戟、芫花、牵牛子、商陆、麝香、干漆、水蛭、虻虫、三棱、莪术。慎用药:牛膝、川芎、红花、桃仁、姜黄、牡丹皮、枳实、枳壳、大黄、番泻叶、芦荟、芒硝、附子、肉桂。

在众多的妊娠禁忌药中，禁忌的理由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能引起堕胎是早期妊娠禁忌的主要理由。随着对妊娠禁忌药的认识逐渐深入，妊娠禁忌的理由也逐步在增加，归纳起来，主要还有以下几方面:

如寇宗奭曰:水银“妇人多服绝娠”。李时珍曰:茄子“女人能伤子宫也”。

如李时珍曰:“孕妇不可食干姜，令胎内消。”《别录》云:巴豆“烂胎”。孙思邈曰:“妊娠食鳖，令子短项”;(生姜)“孕妇食之，令儿盈指”。

如萧炳曰:马肉“妊妇食之，令子过月”。吴瑞曰:(驴肉)“妊妇食之，难产”。

如孙思邈曰:“妊娠食山羊肉，令子多病”“妊娠食鸡子及干鲤鱼，令子多疮”。

虽然上述具体药物的禁忌理由并非各家一致的认识，甚至其中有的药物是否应列为妊娠禁忌药，不同文献也常有出入。但上述资料至少说明，古人已经注意到，除堕胎以外，有的药还可能不利于孕妇，或不利于胎儿，或不利于产程，或不利于小儿的生长、发育。这些都是妊娠用药应当注意避免的。这部分内容是妊娠禁忌理论的核心内容。今天，无论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还是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认识这部分内容，都应当给予较高评价。当然，对于具体药物对妊娠的实际影响，还有必要借助现代研究手段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近年对妊娠禁忌药进行了一些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对妊娠妇女禁用或慎用某些药是有道理的。如砒霜、水银、轻粉、斑蝥等属剧毒药，对孕妇及胎儿损伤极大;巴豆、牵牛子、甘遂、大戟、芫花、大黄等峻下泻利之品，能造成盆腔充血，甚至堕胎;麝香、红花、牛膝、姜黄等对子宫，尤其是对妊娠子宫有兴奋收缩作用，可能引起流产;川芎等药对子宫的作用为小量则兴奋，大量则麻痹;莪术、牡丹皮、雄黄等药具有抗早孕作用;甘遂、水蛭、姜黄等药具有终止妊娠作用;天花粉、芫花等药具有引产作用;桃仁、杏仁、郁李仁、苦参、百合、荠菜、酒等所含的某些活性成分有致胎儿畸形作用。

在历代文献提出的众多妊娠禁忌药中，有些药是否应列入妊娠禁忌药，不仅今天看来值得商榷，而且在古代文献中亦存在分歧，甚至同一著作中也存在前后矛盾的现象。如益母草，不少文献都将它列入妊娠禁忌药。然而，《本草蒙筌》却认为它能“安生胎”。再如，编入前述流行最广的“妊娠服药禁歌”中的代赭石、蛇蜕却被《本草纲目》列入安胎药中。《本草纲目》既将代赭石列为安胎药，却同时又将它列入妊娠禁忌药和堕生胎药中。对此，正确的态度应是:进行深入研究，反复验证，以弄清具体药物对妊娠是否存在特殊危害性，有什么样的危害性，其危害程度如何，而不应该因为某些具体药物、具体内容的出入而全盘否定整个妊娠禁忌药理论。

对于妊娠禁忌药的临床实际意义，向来存在着不同看法。一部分人认为，妇女胎孕期有其特殊性，妊娠禁忌药一般不宜应用。如赵竹泉认为:“孕妇若有病，所怀腹内之胎早具人性，故一人生殃，两人有虑;一人服药，两人消受……稍有不慎，一犯胎元，易使殒落，伤及二命。”另一部分人对妊娠禁忌药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强调“有病则病受之”“有故无殒”。如《医宗金鉴》说:“《经》云:‘有故无殒’，言药虽峻，有病则病受之，不能伤胎也。”实际上，上述两种看法，都是在承认存在妊娠禁忌药的前提下提出的。只是各自所站角度不同，讨论的侧重面不同而已。前者主要站在药物角度立论:既然承认妊娠禁忌药对妊娠存在危害，当然应当避免。所以，诸妊娠禁忌药歌诀中，常用“莫用好”“切忌妇人产前用”“胎病之中勿沾唇”之类句子予以强调。后者则主要站在患病的妊娠妇女的角度立论:在妊娠妇女所患病证非用某种妊娠禁忌药不可的情况下，如避而不用则病不去，疾病不去，亦会损伤母体及胎儿。如《圣济经》说:“苟执方无权，纵而勿药，则母将羸弱，子安能保?”在这种情况下，如能正确使用妊娠禁忌药，往往可收病去胎安之效。

此外，对于妊娠禁忌药的实际临床意义，还有以下一些看法:

有人强调，禁与不禁取决于辨证。药证相当则不禁;药证不符即为禁忌。如黄宫绣论杜仲说:“独怪今世安胎，不审气有虚实，辄以杜仲、牛膝、续断等药引血下行，在肾经虚寒者，固可用此温补以固胎元;若气陷不升，血随气脱而胎不固者，用此则气益陷不升，其血必致愈脱无已。”

有人认为，禁忌与否还与胎龄有关。如周贻观说:“黄连、黄芩之属，本清胎热，若用之过早，体虚，是益以虚而堕胎必矣!唯胎至五、六月，胎气渐逼，可斟酌用之”。陈治说:“七月以后，诸不甚忌，唯忌巴、黄、附子、棱、蓬、轻粉。”郭佩兰说:“八月以后及胎前滞下，药方可用枳壳。”

有人还认为，某些妊娠禁忌药通过配伍则可不忌。如张元素说:半夏“孕妇忌之，用生姜则无害”。梁子材说:“半夏与参术并用以补脾，可不必忌。”又说:“凡妊妇有病，以四物汤为主，无论麻黄、桂枝、大黄、姜、附等药，皆可随证加入。”

有人还认为，有的妊娠禁忌药通过炮制则可不忌。如郭佩兰说:肉桂“善堕胎 ，炒过便不损胎”;半夏“不得已用，加姜汁炒过无害”。

总之，对于妊娠禁忌药，因其可能对妊娠产生危害，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无特殊需要，应尽量避免，以免发生事故。如孕妇患病非用不可，则应注意辨证准确，掌握好剂量与疗程，并通过恰当的炮制和配伍，尽量减轻药物对妊娠的危害，做到用药有效而安全。

服药食忌，指服用药品时，饮食方面的禁忌。

服药食忌，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之际。《汉书·艺文志》中有《神农黄帝食禁》，从书名看，书中可能有服药食忌内容。汉代《五十二病方》已有关于服药时应忌某些食物的记载。如治［脉］者，方后注:“服药时禁毋食彘肉、鲜鱼。”汉·张仲景《金匮要略·禽兽虫鱼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云:“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难疗。”《伤寒论》于桂枝汤方后注明:“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乌梅丸方后亦云:“禁生冷、滑物、臭食等。”现存本草中，最早记载服药食忌的是南朝梁代《本草经集注》。在《本草经集注》残卷影印本中称为服药忌食。从《医心方》看，南北朝的《范汪方》、《养生要集》等有所补充。这部分内容在后世，不仅见于部分本草，也见于方书，而且方书的补充较多。

据《本草经集注》，服药忌食有以下内容:“有术、勿食桃、李及雀肉、葫蒜、青鱼鲊。服药有巴豆，勿食芦笋羹及猪肉。有半夏、菖蒲，勿食饴糖及羊肉。有细辛，勿食生菜。有甘草，勿食菘菜。有藜芦，勿食狸肉。有牡丹，勿食生葫蒜。有当陆，勿食犬肉。有恒山，勿食葱菜。有空青、朱砂，勿食生血物。有茯苓，勿食诸酢物。服药不可多食生葫蒜、杂生菜。服药不可多食诸滑物果食菜。服药不可多食肥猪、犬肉、肥羹及鱼臊脍。服药通忌见死尸及产妇淹秽事”［本草经集注(辑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88-89］。上述内容概括起来，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服用十余味具体药物的饮食禁忌;二是服一般药物不可多食的通则;三是服药通忌与饮食无关的其他事物。上述三部分内容，在后世陆续有所增加，尤以第一部分增加最多。

高晓山整理古代医药文献中有关服药食忌的资料，涉及具体药物已达110种。

古代文献中，有关服药食忌理由的解释，大致可归纳为四类:

古代，服石者服用矿物药过久，会出现慢性中毒或并发症、继发症，称为金石发动(自发诸症称为发，由其他药物或食物诱发则称动)。被发动的常是金石或养生方药，也有松脂、苍术、人参等植物药。促其发动的虽有药物(如《诸病源候论》:“术动钟乳，胸塞短气”)，但大多为食物。

如《备急千金要方》云:“凡饵药之人不可食鹿肉，服药必不得力，所以然者，以鹿常食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诸药故也。”《东医宝鉴》云:“服茯苓人吃醋，则前功俱废。”

如《本草经集注》云:“有牡丹，勿食生葫蒜。”《范汪方》注云:“一日勿食葫，病增。”《膳夫经》注云:“二日勿食生蒜，病增。”

如《本草衍义》曰:莱菔根“服地黄、何首乌人食之，则令人髭发白”。《本草纲目》曰:使君子“忌饮热茶，犯之即泻”。

古代文献中，对于服药食忌能够讲出道理的不多，大多只言其忌，而不言其所以忌。或者只言其有何危害，而不言其所以危害。理解这部分内容只能依靠推测。也许多数具体药物的食忌还是前人的经验之谈。但因大多缺乏具体例证，又无实验报道，因而难于判断这些经验中，哪些是能经受重复验证的必然结果，哪些是属于被当作必然的偶然巧合。要论定这些具体药物的食忌的科学性，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无论前人所列具体药物的食忌是否真有道理，服药期间需要避免进食某些食物是确有道理的:其一，部分食物亦可作为药物，某些药物与食物之间，存在相恶或相反的配伍关系，会使临床用药疗效降低，甚至丧失药效，或出现毒副反应。如服皂矾应忌茶，因为皂矾为低价铁盐，遇茶中的鞣质，易生成不溶于水的鞣酸铁，失去原有疗效。服绵马贯众应忌油，因为若肠中有过多的脂肪存在，则容易被机体吸收，如吸收过多，可导致中毒。其二，某些食物会妨碍消化吸收功能，影响药物的吸收。患病期间，一般人的脾胃功能都有所减弱。生冷、多脂、黏腻、腥臭的食物，会妨碍脾胃功能，而影响药物的吸收，使疗效降低。其三，某些食物对某些病证不利，会影响药物的疗效。如生冷食物对寒证，特别是脾胃虚寒证不利;辛热食物对热证不利;食油过多，会加重发热症状;食盐过多，会加重水肿。如服药期间不忌不利于病证的食物，药物疗效肯定会受其影响。

总之，服药食忌是有其科学性的，亦属于确保临床用药有效而安全的措施之一，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认真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