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义中，将中药功效从内容上分为了两类:治疗功效，保健功效。这是从众多药物作用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药不仅有众所周知的治疗疾病的作用，一部分中药尚能针对“无病状态”的人，发挥预防疾病或养生的效用，而后者正是被多数人忽略的，是今后在临床、实验及文献研究上应特别重视的问题。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药，治病草”。从这一解释可以看出中药最主要的用途是治病。事实上治疗功效在整个中药功效中占绝大多数，而所形成的层次与系统也较复杂，正是由于不同层次、不同系统功效形成网络，从而构成了较为完善的中药功效体系，标志着中药学在理论思维和科学结构上更精确和严密，显示了中医药学的逻辑规律。

中药功效内容的发展既依赖于药物临床实践，又依赖于中医理论，随着用药经验的积累，主治范围的扩大，以及中医理论(主要是病因病机学说)进一步深入，中药治疗功效也向纵深发展，从而逐渐形成了纵向系统和横向层次。

从横向层次上看，由于中医辨证体系多层次性造成中药在功效上的多层次性，即如补益、补阴、补肺阴三者即有明显层次性，补益显属第一层次，补阴较补益深了一步，属第二层，而补肺阴则更深入了一层，为第三层次。排列如下:第一层次:补益，第二层次:补气、补阴，第三层次:补心阴、补肺阴。

在纵向方面有对因治疗功效系统及对症治疗功效系统，前者是药物作用在于消除疾病发生的原因，即治本作用，而后者是药物作用在于改善疾病症状，即治标作用。

对因治疗功效不外是祛除病邪、消除病因，恢复脏腑功能的协调，纠正阴阳偏盛偏衰的病理现象，使之在最大程度上恢复正常状态。简言之，即祛邪去因、扶正、调理脏腑功能。可以说对因治疗功效即由这三类功效组成。如麻黄发散风寒、常山截疟属祛邪去因功效;人参大补元气、当归补血则属扶正功效;而诸如柴胡疏肝解郁、石决明之平肝潜阳等则属调理脏腑功能之功效。当然，将对因治疗功效从作用上划分为以上三类也是相对的，具体到一些药物功效上往往难以截然区分，这是因为药物作用的复杂多样性造成的。

中药功效的认识和总结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辨证施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中药功效在认识上的成熟正是由于将中药医疗作用与中医“证”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使理、法、方药成为真正统一的整体。就是说现有中药中很大一部分功效实际上是直接针对中医所特有的“证”而总结形成的。如果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中药对因治疗功效，其中绝大多数功效属“对证”功效。具体地说，扶正功效、调理脏腑功能功效及多数祛邪去因功效均属“对证”功效。祛邪去因功效中只有少数不属于“对证”功效，如常山之截疟、鹤草芽杀绦虫只能算单纯“祛邪”功效。当然，“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概括，他本身也包括病邪因素，一些“对证”功效如清热燥湿、疏散风热从字面意义理解也好像是单纯“祛邪”功效，即祛除“湿热”之邪、“风热”之邪。但这里“湿热”“风热”实际是中医审证求因的概念，它们所反映的主要不是病邪而是病机，清热燥湿针对的是湿热证，而疏散风热针对的是风热表证，所以说它们是“对证”功效，而常山截疟、鹤草芽杀绦虫却只是单纯“祛邪”功效了。

还应当说明的是，对证的中药具有多层次性，并与不同层次的证相对应。如八纲辨证有热证，中药功效则相应有清热;而卫气营血、脏腑等不同层次的辨证，又可辨出气分、血分、心脏、肺脏等不同层次的热证，中药功效亦相应有清气、凉血、清心、清肺等不同层次的清热概念。“对证”功效的分化是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而深入的，从“对证”功效层次的分化程度可以透视出功效认识发展的水平。

中医对疾病的治疗主要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病机的区别，所谓“证同则治亦同，证异则治亦异”。从疾病“证”来确立相应的治法，又从治法选用相应的方药，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因治疗功效已能满足治疗理论上的需要。但由于药物作用的多样性，中药治疗功效中还存在一类能消除或缓解患者自觉痛苦或临床体征的特殊效用，即“对症治疗功效”。这一作用，无论是从古代医药文献的记载，古今临床应用实例，还是根据现代药理、药化研究结果，均可证明其客观存在。如麻黄之平喘，生姜之止呕，元胡之镇痛，三七之止血，皆属“对症”功效。中医治疗上强调的“标本兼治”实际上即是说明辨证用药需要对症用药补充，是正确处理对因治疗功效中药与对症治疗功效中药的法则。治疗选药上，一般是以对因治疗功效的中药为主，少佐对症之品，即对症中药的使用既不能与中医理论相悖，又必须以整体观念为前提，以辨证施治为指导。但一些特殊情况下要“急则治标”，则又需对症治疗功效的中药为主。可见，对症治疗功效无论在中药功效构成上，还是在治疗理论及临床应用上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药保健功效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将中药对人体预防或养生等保健作用进行概括和总结而形成的。

预防与养生是以人体“健康”为核心的概念，其根本目的是以人体“健康”为宗旨，是着眼于人而非着眼于病。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健康定义是“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衰弱，而是躯体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完全康宁”。这个定义虽然在某些方面已超越了目前医学所能胜任的范围，但给人们树立了一个远大目标。中医学历来非常重视保持人体的健康，强调“治未病”，当然中医学在养生和预防疾病方面，药物应用是一个次要环节，居于辅助其他方法的地位上，但就药物本身而言却是一个重要内容。

一些中药烟熏或洗浴或佩带或内服能发挥防病治病作用，这是古人早就发现了的。如屈原《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虽是表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但与古人历来以芳香避秽的习惯不无关系。

《本草纲目》记载了较多药物预防疾病作用，并较详细载录用药方法，如苍耳“为末水服，辟恶邪，不染疫疾”(卷三·瘟疫);白茅香、茅香、兰草“并煎汤浴，辟疫气”(卷三·瘟疫);大蒜“立春元旦，作五辛盘食，辟温疫”(卷三·瘟疫);对黄连，李时珍明确指出能“预解胎毒”“小儿初生，以黄连煎汤浴之，不生疮及丹毒”(卷十三·黄连)。

当然在这些预防作用中，有些作用实为治疗作用的延伸，但中药预防功效确实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他与治疗功效有本质的区别:治疗功效是针对疾病，而预防功效的药物应用于未病之时，是使“无病机体”保持健康。如《本草纲目》苍术条:“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赤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沴。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现代药理及临床实验也证明苍术烟熏有明显杀灭多种病原微生物作用，可用于室内空气消毒。对水痘、腮腺炎、猩红热、感冒和气管炎有较明显的预防作用。

养生之道在我国源远流长，考诸典籍，盖始于殷周之际。《周易·艮卦》可谓是我国古代养生学，记载了古代的养生知识。现存最早本草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也是第一部研究传统延缓衰老药物的著作。虽然该书重视服石，将一些金石药物贴上“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的标签，给当时和后世造成很大流弊。但该书也记载了许多确有健身益寿之效的动植物药，在延缓衰老药物发展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中药养生作用客观存在，不仅为古代本草学家所认识，也为现代药理实验证明，如“赤芝……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农本草经》)。研究表明，灵芝可以明显地延长家蚕的生命时限，也可以明显地延长果蝇的平均寿命。用致死量的 ⁶⁰Co照射动物，照射前给予灵芝制剂，可以明显降低小鼠的死亡率。何首乌，《开宝本草》载“……黑须发，悦颜色，久服长筋骨、益精髓、延年不老”，中医临床以之为主药组方之“七宝美髯丹”“首乌延寿丹”久用不衰，而现代研究发现首乌抗衰老是通过多环节发挥作用的。

从现代临床及药理研究看，抗衰老药物并非中药“补益药”所独有，夹竹桃科罗布麻主要用于肝阳上亢之证，能平肝抑阳，还能清热解毒，现发现有较明显抗衰老作用。临床除制成药品外，还可以制成药用茶及药用烟，在抗衰老方面，无论对动物寿命，人胚肺二倍体纤维母细胞发育生长，还是对脂褐质、LPO、SOD等均有利于延缓衰老和减少老年病多发病的发生发展。

中药养生药物的应用历史非常悠久，特别是宫廷中关于延缓衰老的方剂探索绵绵不断，成为我国宫廷医学的一大特色。从现存文献可以看出，至清代已纠正了以往过食金石丹药之偏，重视综合调理，在抗衰老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从现代临床看，武汉市对300例65岁以上老人调查结果表明，服用滋补中药的老人大多寿命延长，内科疾病明显减少，听力减退较慢，而其中100位90岁以上长寿老人(包括4位100岁以上者)，服用滋补中药单方、验方、复方占35%。

但必须认识到，在保健方法中，精神保健、饮食保健及运动保健占非常重要的地位，药物保健仅仅起辅助作用。生、长、壮、老，已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中药保健作用只是尽可能有效地预防疾病或促进康复，增强体质，延年益寿而已。同时，应用药物时，还当根据身体状况合理运用，用药如用兵，用之得当则强身延年，用之失当则损体害命。因此不能滥用药物，更不能完全依赖药物，否则将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