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甲骨文和殷王朝

文字的创立

公元前7000—前6000年，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开始兴起。黄河中游有磁山·裴李岗文化，黄河下游有后李文化，长江中游有彭头山文化，长江下游有河姆渡文化，等等。在这当中，日后成为政治中心地带的是黄河中游。该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在磁山·裴李岗文化之后是仰韶文化，接下来是龙山文化，代代推移。

公元前5000年左右开始的仰韶文化，开始使用着色的陶器，也即彩陶。这些彩陶中的一部分刻有记号，这些记号被称为“陶文”。图1即是仰韶文化的陶文的一部分例文，图中，1、2、3的对应陶文，是用线条的数量来表示数字。而关于4—8的对应陶文，则很难予以准确的解读，不过其与甲骨文的象形字颇为形似，其间的继承关系不难想象。

然而，这种陶文，也即“记号”，一般不被认为属于“文字”。那么，记号和文字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关于这个问题，尚无人给出严密的定义。一般而言，文字被认为是“记录言语者”。陶文则只是单独用来仅只表示数字及物体的，很难确认其中是否存在一些抽象的副词、形容词，而且也没有出现表现言语的记号的罗列。因此，仰韶文化的陶文是不能表示言语的记号。

今天有学者将中国的文字创立的时代推定为龙山文化的末期，或是其后的二里头文化的初期（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先民掌握了青铜器制作技术，也成立了王朝，等等事件的发生，表明其是文明大进步的时代。然而，迄今所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文字都只是断片，数量也少，因此极难判定在这个时代“文字”已经创立。

在现存资料中，殷墟文化的甲骨文是文章形成、且有大量文字存留的初始。甲骨文创于公元前13—前11世纪，如第二章所讲述的，其文字的字形已经体系化了，这说明从文字出现到甲骨文，这中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

关于商朝

公元前1600年左右，继二里头文化之后，二里岗文化兴起。作为王朝，相当于商朝的前期。

郑州商城遗址（在今天的河南省郑州市）即是当时的都城所在地，其周围筑有高大的城墙，宽20米，高度被推定为10米左右，全长约有8千米，绵亘不断。城墙以将黄河之泥夯固的“版筑”技法筑成，其中一部分一直保留到今天，牢固程度可见一斑（图2）。据推定，要修筑这样的城墙，需要动员超过数百万人次。

在相当于商朝后期的殷墟文化，也有这种大规模的土木工事。其都城殷墟遗迹（在今天的安阳市），发现了巨大的王墓（图3），如果将墓道也包含在内，其长度达百米以上。

商朝的文明，以拥有发达的青铜器制作技术为特征。而且不仅仅是武器、工具之类的实用品，也会生产出色的工艺品（祭祀时使用的礼器）。图4就是殷代的青铜礼器，造型精致，还施以细密的纹样。

此外，根据中国各地的发掘情况，可以确定商朝的统治范围广阔，往南到达长江中游。不过从统治体制这一方面来看，商朝相较于后世王朝而言，还是远未成熟的。依照甲骨文的记述，可以明了商朝直接控制的地域还是以都城为中心、半径为20千米的狭小范围。

对于那些远方的地域，商朝往往是通过地方的领主来实行间接统治。这些处于商朝支配下的地方领主被称为“侯”（甲骨文作“”）等，他们所在的地域离都城越远，商对其的控制力就越弱；一些地方势力呈半独立的状态，周而复始地叛变，然后又臣服于商。

虽然根据部分文献资料的记载，殷王朝是直接统治全中国的，然而这只是后世想象的产物而已。

关于甲骨占卜

在商朝，盛行用龟的腹甲以及牛的肩胛骨来进行占卜，称为甲骨占卜。甲骨占卜的内容，包括对神的祭祀、军事行动、王的狩猎等政治上的重要事情。甲骨文正是在甲骨占卜时在甲壳以及骨头上刻下占卜内容的文字。19世纪末在殷墟发现了甲骨文，迄今已经出土了六万片以上。

甲骨占卜的方法，是对甲骨薄弱的部分进行加热，根据甲骨裂开后呈现出来的纹路对将来的事情进行预测。甲骨占卜自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就有了，但是当时使用的多是羊或猪的骨头；这类骨头不厚，正适合用于占卜。而商代后期的占卜，所用的龟甲和牛骨往往偏厚，因此需要进行加工，将甲骨削薄。

笔者曾经用现代肉牛的肩胛骨来进行复原商代甲骨占卜的实验。结果证明，在肩胛骨的厚度为4毫米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裂纹。而实际上，从殷墟发掘出来的牛骨也差不多被削到了这个厚度。

此外，商代的甲骨在其里侧即背面，施以一种称为“钻凿”的加工。圆形的浅洼即是“钻”，细长而深的凹槽即是“凿”（图5）。笔者也进行过实验，以探究钻凿的意义。

实验结果证明，钻是为了调整厚度而进行的加工。牛骨的凹凸之处很多，要刚好削到4毫米的厚度是很困难的。因此，如果骨头厚于此，那么仅只对加热部分施以削磨以调整其厚度，就会产生钻。

而关于凿，则是为了控制裂纹的形状而进行的加工。如果不施加凿就开始占卜的话，那么裂纹就会不规则地产生，因此，想来这可能才是本来的占卜形式。但是如果作了凿，就会沿着凿生成长长的裂纹；与此同时，从钻处起，向着凿，也会产生横向的裂纹。这两者合到一起，就可产生一种“卜”字形的纹路，这是人为的结果。

甲骨占卜是根据裂纹的形状来占卜，然而却又有意控制裂纹的产生，这说明商代的甲骨占卜是事先进行调整，以尽可能地使自己所希望的行动获得肯定。此外，从甲骨文中可见，在占卜的结果判明之后，仍有对占卜内容进行改窜的情形存在。在商代，虽然在形式上是通过占卜来决定政策，但实际上只是利用占卜来进行政治活动。

甲骨文的分期

从殷墟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在殷代后期约两百年的时期内持续制作和使用着。每片甲骨文是在哪一时期被制作出来的，这方面的研究被称作“分期”或者“断代”，正在一步步推进。

甲骨文的分期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由董作宾先生奠定了基础。董作宾先生以有记载的王的名字、贞人（负责甲骨占卜仪礼的人）的署名等十个标准为依据，将甲骨文区分为5个时期（图6）。

董作宾先生的研究，其方法继承至今，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修正。

首先，是甲骨文和系谱的对应关系。董作宾先生原封不动地采用了文献资料《史记》中所记载的商代系谱，将其作为分期的基准。但是，20世纪50年代，在日本，岛邦男先生发现《史记》系谱中的廩辛在甲骨文中并没有其受到祭祀的有关记录；换言之，他认为，廩辛只是后代追加的王名，并不是一位实际存在的帝王。同时，祖己这个人物在《史记》中没有被视为王，但是在甲骨文中却显然作为王而被祭祀（图6）。

除了谱系的研究之外，对字体的分类研究也取得进展。其结果是，董作宾先生认作“第四期”的甲骨文，其中一部分其实是第一期的，这是20世纪50年代陈梦家先生的发现。之后，80年代以降，余下的部分（称为“历组”）也以其与第一期的字体相近，故而判定为是第一期的后续（笔者已经证明这是在祖己一代所作的甲骨文，将其称作“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一二間期」］）。

需要补充的是，笔者认为，帝乙在甲骨文记载中也没有受到祭祀，是在周代追加到系谱上的王名，此事是明确的。此外，还可以判明的是，甲骨文第三期下迄武乙，第五期则上起文武丁。

这样一来，甲骨文的分期则如图6所示，第一期是武丁，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是祖己，第二期是祖庚、祖甲，第三期是康丁、武乙，第五期是文武丁和帝辛（本书中也使用了如下的区分方法：第一期为初期，从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到第三期为中期，第五期为末期）。在这当中，第一期的甲骨文数量最多，约占全部的一半。

那么，为什么甲骨文要按“期”来分呢？从字体的研究来看，明显地，甲骨文的制作者当中有两派并存。这两派所做的甲骨文，不仅仅有字体的差异，其中所体现的敌对关系以及出现的贞人也完全不同。因此，可以认为，在商代后期，政治背景迥异的两股势力并存，商王也是由这两派势力交替拥立。

关于甲骨文的派系，根据其出土地可称为“村北派”和“村南派”，其与商王所出自的关系可推定为如下表所示。换言之，甲骨文的分期，也体现出拥立商王的政治势力的不同。

商王的谱系

在商代后期，如前所述，王位的继承不是依据实际的血缘关系。《史记》之类的文献资料中记载有商王的谱系，然而，从甲骨文中的祭祀谱系来看，《史记》当中的谱系显然是二次创作的产物。事实上，商王的谱系除后期以外的部分都经过了大幅的改编。

图7是《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谱系，这当中的一部分（即黑体字部分）在甲骨文中并没有受到祭祀。殷商最后的王——纣王（帝辛）因为被周所灭，故而不会享有祭祀，不过纣王以外的几位王，都是在周代被追加进谱系的。在周代，叫作宋的诸侯自称是殷商后裔，也可推测为是宋人将商王谱系改编了。

此外，图8是根据甲骨文末期的祭祀复原的谱系。然而，这也并非就是事实。如前所述，殷代后期有两派交互着拥立商王，遂对商王谱系进行部分改编，好像其之间有着相连的血缘关系一样。此外，雍己、卜壬、戋甲被认为是殷代前期的王，但是在甲骨文初期并没有作为祭祀的对象，也都是在殷代后期以后被追加进谱系中的王名。

根据甲骨文初期的祭祀情况来复原的谱系如图9所示，与甲骨文末期的谱系相比，王名少一些，而且祖乙以降，在祭祀上都没有显示出亲缘关系等，二者的差异相当大。

关于商代中期（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中间的大约一个世纪），中国各地发现了一批中等规模的都城遗址，故可推测这是一个分裂期。换言之，祖乙以降，王统分裂，因此认为，甲骨文初期的系谱中，从祖乙到小乙，其亲缘关系并不能明晰地呈现出来。

此外，从上甲到示癸这一段系谱，从名字的形式看，是按十天干的顺序相承续，由此认为在谱系中可能插入了神话。此外，卜丙和小甲并非仅只见于甲骨文初期的祭祀中，所以极有可能也不是实际存在的王，而是追加的王名。

这样一来，根据推定，实际的王统如图10所示。同前所述，上甲到示癸是神话，而有可能真实存在过的王则是大乙以降的王。话虽如此，从大乙到祖乙也都是直系继承的，所以连这一部分谱系也有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改编过了。

商代中期的王，在甲骨文初期的记录祭祀中，按特定组合进行合祀的情况很多。祖辛、祖丁、小乙是一组，甲、盘庚、小辛是一组，羌甲、南庚是一组，分成三组。其中，第一组频繁受到村北派的武丁的祭祀，因此极有可能是其实际的祖先。此外，羌甲和南庚是非王卜辞（主持者并非殷王的甲骨文卜辞）的子组和午组经常祭祀的，也可推定他们之间存有血缘关系。剩下的甲、盘庚、小辛可能是村南派的祖先吧。

汉字的字体与历史

甲骨文的发现数量多，文法也与文言文大体相同，故而内容理解起来较为容易，现在成为商朝研究的核心资料。

然而，甲骨文可能并非商朝的标准字体。甲骨文的特征之一是用直线写成，这可能是因为甲骨是坚硬的媒介物，故而在其上刻画文字的时候势必导致直线化。

在殷朝的甲骨上，有一部分保存着打草稿时写下的文字，这些文字相较于甲骨文更近于曲线。此外，另一种文字资料，作于商朝末期的金文（铸入青铜器的文字）也被发现了，其字体果然也是以曲线构成，这些才被认为是商朝的标准字体（图11）。

代商而立的西周王朝继承了此前的文字。西周的金文字体有复杂化的倾向，此外在西周王朝盛行的文字还有一个特征，即有很多形声字（参照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代（即东周时代），周王室政治权力显著衰落，诸侯（地方领主）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反映在文字的字形上，则以西周金文的字体为基础，在全国各地衍生出了不同的字体。东方的诸侯所使用的字体，本书称为“古文”，西方的诸侯所使用的字体称为“籀文”。（不过，本书对“古文”与“籀文”的用法，不同于《说文解字》。）战国时代的籀文，也被发现是官吏为了方便在竹简上书写而使用的略体。

到了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第一次将全中国统一。始皇帝以秦的籀文为基础，统一了全国的字体，这种字体就是篆书。

篆书的曲线多，写字的时候颇费工夫，故而从西汉到东汉，简化自篆书的隶书被广为使用（一部分隶书也受到了籀文的略体的影响）。之后，字体又发展为楷书，变成今天所使用的文字字形。

图12呈现的就是这些古文字的关系。汉字在三千多年间被连续不绝地继承下来，到现在仍在使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以汉字的“龙”为例，来谈谈汉字的变迁（尚未发现甲骨文以前的字体。另外，籀文是记载于战国时代竹简上的字体）。

“龙”是以蛇为原型的虚拟生物，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其甲骨文的字形，是在蛇的侧面之形上添加了一个表示尊贵的冠的形状（）。

西周时代的金文与甲骨文的字形高度相似，而到了籀文，蛇的头部和身体分离开来，很可能是为了方便书写而导致的变化。接着到了秦代的篆书，其右侧部分复杂化，这一特点经过了隶书的延续，而为楷书所继承。楷书的“龍”的“立”这一部分反映的是冠之形，“月”一样的部分则是蛇的头部。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新字体采用了“竜”这一俗字形，文字的构造完全被破坏了。并不仅只限于“竜”这一个字，由于新字体整体上都更重视阅读和书写时的便易，而非汉字创立过程中的构形理据，因此，新字体中原本的汉字构造被破坏的情形非常多。

甲骨文的研究成果与局限

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东汉许慎所著的最古老的汉字字典《说文解字》一直是学术权威。然而，《说文解字》是以篆书为中心进行分析，只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春秋战国时代的字形。因此，随着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的推进，大家也渐渐意识到《说文解字》中存在不少谬误。

例如，“方”这个字的构形理据，《说文解字》以篆书的“方（）”为原型，认为是两只舟相合之形。然而，在甲骨文的阶段，“方”作“”, “舟”作“”，两者的字形并不类似。

像这样，利用甲骨文能对文字的形成、构形理据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不过这也是有其局限的。

如前所述，中国的文字的创立被推定为公元前20世纪左右，而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的史料，具体说来是公元前13—前11世纪制作的。总而言之，从文字创立起经过了将近七百年而有甲骨文，距离记号产生的时代则已有数千年之遥了。因此，对于在甲骨文阶段已经被简略的文字，想要探寻和分析其原本所表示的事物或其原初的意思，是很困难的。

例如，甲骨文中所使用的表示日期的方法，是由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组合而成的“干支”法。十天干中起头的“甲”“乙”，在甲骨文阶段是“”“”之形，非常简略，故而难以明确其起源为何。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所谈到的仰韶文化的陶文中，也有形状与之非常相似的“”和“”，如果这就是其原型的话，那么早在仰韶文化阶段其形就已经简略化了。

本书所处理的甲骨文也面临这一难题。不少的甲骨文，其构形的原委及本源为何皆不详，或是诸说并存，难以决断。

虽然对文字的创立、构形理据的相关研究，现在是低谷期，然而在日本，这门学问毕竟曾兴盛过。研究者加藤常贤、藤堂明保和白川静这三人是非常有名的，他们的学说在各种汉和辞典的关于文字构形理据的解说当中被采用。可是他们的研究已经相当古旧了，其后集成、整理的资料中，指出他们的学说存在不少错误。本书也是如此，一部分的文字乃取前辈学者的旧说而加以检验。

这三位学者所著的代表性的字典如下所列。他们所发表的对于各个文字的学说在年代上有先有后，为了便宜起见，本书在介绍之时均按照加藤常贤、藤堂明保、白川静这一顺序。

加藤常贤（1894—1978）：

《汉字的起源》

（“字の起源”，角川书店，1970年。这是在“字ノ起源”［1949—1968年，誊写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角川字源字典》

（“角川字源字典”，与山田胜美合著，角川书店，1972年。）

藤堂明保（1915—1985）：

《汉字语源辞典》

（“字語源辞典”，学灯社，1965年。）

《学研 汉和大字典》

（“学研和大字典”，学习研究社，1978年。）

白川静（1910—2006）：

《字统》

（“字統”，平凡社，1984年。）

《字通》

（“字通”，平凡社，1996年。）

此外，加藤常贤和藤堂明保从发音入手，试图解明文字的构形理据，但是想要知道真正的商朝发音是不可能的，故而只能利用后代的发音。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甲骨文，必然有其局限。白川静所提倡的方法，包括从会意字的构成要素的用法入手来辨明字源等，但是他拘泥于将文字与咒术相关联的自家学说，而未能有效地活用这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