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中国海关与英国德纳罗的合作进程

围绕1877年5月1日金登干转询的三个问题，德纳罗公司步入了以邮票的设计、印制为主题的具体落实进程。关于这个进程的推进，在《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中有一些线索。下面我们把该书的相关内容与此次新发现的档案，以时间为序作一个串并，以便更好地解读这段历史。

5月5日，也就是金登干与德纳罗公司正式接触后的第四天，金登干把初步答案通过给赫德的电报转告给了德璀琳，金登干之所以没有直接回复，而是在给赫德的电报中顺带提及，明确表明金登干不希望此事的接洽绕过顶头上司，同时也在暗示，所有后继行动，均应得到赫德的首肯方可顺利推进。5月11日，金登干再次向赫德呈报，说德璀琳需要的报告最快要下周才能备妥，而且特别提到当时的九江税务司葛显礼（H. Kopsch）也在为“设法筹划邮政系统”忙活不已。

5月22日和23日，金登干接连两次致函德纳罗公司。22日，为助于邮票的设计，金登干给德纳罗公司寄去了“来自北京的两幅画稿”，并提供了一幅“龙”图作为参考。23日，金登干又就22日所提供的画稿中什么是“阴阳”特别作出说明。

6月8日，德纳罗公司出具了一份长达42页的机密报告。该报告在档案中的原始日期6月8日用铅笔划去，并在左侧注明：“金登干先生将此日期修改为18日，见他1877年6月29日的信函。”之所以要求德纳罗公司修改报告的时间，应该与金登干没有在原先计划的时间内完成报告相关。6月22日，金登干在给赫德的信中又提及德璀琳的请托：“我正在就德璀琳两个多月以前委托我的关于邮政事务一事给你缮写一份公文；我希望这份资料会有用处。”信中所说的公文，应该与德纳罗公司6月8日的报告相干。

7月5日和6日两天，德纳罗和金登干之间各自寄发了两份信函，内容主要涉及金登干提交的订货单。这些订货单共计6份，没有注明日期，所采购的物资是平版印刷机、打孔机、油墨、纸张、胶水和信件磅秤。金登干希望德纳罗公司能够配合完成订货单的审核，以便倘若总税务司决定在中国印制邮票时能得以方便，而德纳罗公司则反复强调，订货单所采购的物资不能满足邮票的印制，同时明确表示，从邮票的防伪等角度考虑，找德纳罗来印制邮票是中国海关的不二之选。

根据档案分析，德纳罗公司收到这些订货单的时间应该为7月2日。两天后，也就是7月4日，双方还就这些订单的落实有过一次晤谈。见面之后，金登干电报赫德：“邮政订货单无法实施，机器、纸张和油墨皆不适用，详细报告已于6月22日寄出。您如立即寄来与上次英国邮票大小类似的设计稿，收我汇报后再作电报指示，各种邮票可以在十周后送抵这里（伦敦）交货，价格为每百万枚55镑。先在这里印制，可保证有熟练的生产经验，节省时间并确保防伪—日后再向中国转产。”这份电报的内容，金登干7月5日也给德纳罗转抄了一份。对比这两份电报的英文原文，内容基本一致，但稍有差别，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给赫德的电报中说印制每百万枚邮票的价格为“55”镑，而在给德纳罗公司的电报副本中却变成了“54”，这个有趣的现象如果非笔误所致，那深层次的原因确实值得思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一卷）第632-635页A/144号信函有关佣金的章节，或可得到些许启示。而另一点重要不同就是电报中所提及的“与上次英国邮票大小类似的设计稿”在给德纳罗公司的副本中却改成了“每种邮票的设计”，这个所谓的“与上次英国邮票大小类似的设计稿”，目前没有发现相关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金登干不想这件事情让德纳罗公司所知晓。

7月6日，金登干为订货单之事致函赫德：“德璀琳请印制邮票，使我感到为难。即使我给他订货，也要三四个月才能准备好。无法如我原来所愿，把我必须匆匆赶写的那封公函抄件寄给德璀琳。”7月13日，金登干再次为订货单致函：“关于邮票事公文，现在没有什么可补充说明。延误无疑使您失望。不过，即使我向采购单上开列的那些公司订货，大概也要六个月后才能全部寄到上海，—留出承包商的耽搁发生事故等等而拖延的时间。若找德纳罗公司代为印制，则不仅可以很好地按订货单办事，而且可以节省时间和费用。如果您决定在这里开始印制，那么，也许最好把齿孔机运送到中国去，这样，邮票要在中国经过最后一道工序—并经检验—以后才能发行。”

上述两封信清晰表明，德纳罗档案中的那六份订单是应德璀琳的要求所为，而且德璀琳在5月份为了买这批物资，曾向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汇款1000英镑。比照7月4日的电报内容，从具体的落实时间而言，在德纳罗订制邮票，大概需时十周，也就是两个半月左右。而如果在中国印制，金登干7月6日的信中说买原料及设备的时间就需要三四个月，二者如何抉择如何取舍，金登干没有明言。而7月13日的信中金登干非常直白地道出了找德纳罗印制可以节省人力物力，说不算上供货商的耽搁，到上海至少六个月。所以，金登干看似只在汇报事情进展，但其倾向无可遮掩。当然，赫德也应心知肚明。

7月20日，金登干致函赫德：“您6月2日的Z/6号函已收到，但是您的Z/5号函必定已在‘湄公’号轮船上丢失了。此外，我担心德璀琳说明邮政问题的备忘录也一同丢失了。”其实，金登干在7月5日早已向德纳罗告知轮船失事一事。

10月25日，赫德致金登干：“非常感谢德纳罗的长篇报告。我们将在他那里制作我们的邮票，但是我不想仓促地听从德璀琳过于乐观的主张。一定要首先站稳我的脚跟，然后再推进这项业务。”赫德所提到的“长篇报告”应该就是德纳罗公司6月8日的机密报告，虽然赫德表示会在德纳罗公司制作邮票，但在后来两个多月里，并没有给予金登干下一步行动的明确指示。

1877年12月中旬，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曾与德纳罗之间就标的为“1000份深绿色硬布封面”的订货有过一次合作，这些“深绿色硬布封面”是帛黎翻译的法文版《圣谕广训》的精致硬装封面。从档案保存的材料看，此次合作因时间延至1878年，后继细节暂不知晓，但目前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等地的1879年法文版《圣谕广训》应该就是这次合作的成果。为什么在筹印邮票的过程中穿插进这次采购，是否是金登干在等候赫德指示期间为稳住德纳罗的权宜之举，与最终邮票的印制没有能合作成功是否相关，谜底暂无法揭晓。

没有得到赫德明确指示的金登干，1878年1月4日电报赫德：“德璀琳寄来邮票订货单，我是否应代他订货？”发出电报的金登干，又在同一天给赫德去信（A/147号）:“德纳罗先生频频询问我是否已获悉您对他的备忘录有什么意见。我已向他转达了您在这件事情上对他表示的谢意。”同一天的另外一封信（A/148号）中，金登干还向赫德汇报了德璀琳看过德纳罗报告后的意见，说德璀琳专门就邮票问题给他发函：“海关需用的几种面值业经总税务司审阅择定。图案当然应缩小到普通邮票的尺寸。图案所选用的色彩，也已在附件中详细说明。”此函另附四种邮票的设计图案。从1877年10月底收到德纳罗的报告，到1878年1月初金登干发电催办，赫德一直没有对何时启动明确表态，因此金登干在信中拿德璀琳来说事，其急不可耐的念头已然落于笔端。心虚必然多话，为自证清白，亦担心赫德误解，信中金登干最后还是赘上了一笔，以示忠心不二：“附件是‘商请（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经办定制的邮票订货单’一纸。经查阅，您在A/46号函件中曾明示，您一定要首先站稳脚跟、然后再图推进邮政业务等语。奉此，在接到您准予照办的指示以前，暂缓订制。”

2月24日，赫德就金登干1月4日的电报询问回复金登干：“请推迟发出邮票订单。”中国海关在伦敦筹印邮票以及中国海关与德纳罗的合作就此作罢。

有关德璀琳从中国寄发的四种邮票设计图案，根据文件记载，这些图案实际上是1877年5月份提交并获得了批准，11月份寄给了伦敦的金登干，图案分别为：“蹲伏的龙”、“凤凰”、“背负万年青的大象”和“宝塔”。从资料上所表述的图案内容看，“蹲伏的龙”、“背负万年青的大象”和“宝塔”这三幅图稿应该就是后来保存在水原明窗邮集的三种试样，“蹲伏的龙”实际上也就是后来的大龙邮票的图案，所谓的“蹲伏”只不过是对云龙盘卷形态的理解和表述。为什么在收到英国方面的详细报告及设计方案，德璀琳也向英国寄出了中方的设计图稿后，赫德会突然叫停了与德纳罗的合作进程，个中原委，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