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操作中的梗阻分析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理论的实践操作研究，是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重要课题。如何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理论界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领域以及从“条条”“块块”等进行了多方位有益探讨，但忽视了对其操作中遇到的“梗阻”分析。本文从“梗阻”分析入手，从相反方面谋求如何保障“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合理运行的有效手段，从而为实践操作提供一些启示。

我们认为，目前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操作实践中存在下列“梗阻”：

（一）理论性梗阻。从传统理论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科学构想。但是对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品经济和运用价值规律基本上持否定态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未来社会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在那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如果在未来社会中保留商品货币关系，那么“商品形式和货币关系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列宁更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斯大林通过分析苏联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提出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与集体所有制农业企业之间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不相容的，在雇佣劳动制度已经消灭的条件下，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决不能发展资本主义，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然而，斯大林虽然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并不彻底，他没有肯定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内各企业之间同样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至于讲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为了核算”, “这只是事情的形式方面”, “在国内经济流通领域内，生产资料却失去了商品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离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外壳（计划价格等等）”。

多年来，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长期拘泥于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设想和论述中，忽视了对我国自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把商品生产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异己力量”，视作在一定阶段不得不保留，但终归同社会主义本质及发展不相容而必须加以限制的东西。这样，主要同集体经济的存在相联系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就或多或少地同在全社会范围内直接分配社会劳动的计划经济相对立，要发展商品生产、运用价值规律就会冲击计划经济，反之要加强计划经济，就必须限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必然否定和排斥商品原则，忽视市场功能和市场机制在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中的调节作用，致使计划调节与管理在缺乏市场机制配合的条件下，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造成盲目追求数量和发展速度，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畸形化，产需脱节，社会经济运行混乱失调，宏观经济效益低下。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理论。党的“十三大”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前提。但是从近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具体关系研究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形成规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性理论。“板块结合论”主张把商品划分为几块，分别由计划和市场调节；“渗透结合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性和市场性是相互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重叠立体结合论”认为应以国家统一计划为主要依据，通过多种经济参数和经济政策来调控市场，通过市场引导企业，对企业实行间接控制；“二次调节论”认为应当把社会经济活动都先交给市场调节，进行第一次调节，如果市场调节的结果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政府就不要进行干预，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政府再进行第二次调节。此外还有“胶体结合论”“宏观微观结合论”“板块渗透多层次论”“重合论”“自由必然论”“时空论”“功能互补论”“混合模式论”“计划市场论”“多维统一论”等等不同主张。如此众多各执一见的结合论，虽然各有特点，但由于角度不同，使用的概念内涵也不尽相同，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于理论不统一规范，致使结合实践无据可从。二是忽视对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操作化研究。上述各种结合论观点，尽管从理论上有所突破，但基本上是从抽象理论到抽象理论，没有重视这些结合论的应用和操作化研究，结果降低了理论的应用价值。因此，我们认为，当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研究的重点放在“计划与市场在操作层次如何实现有机结合”的问题上，使理论研究更利于指导实践活动。

（二）体制性梗阻。在传统“集中型”管理体制下，“产品统购包销，资金统收统支，物资统一分配，劳动统一管理”，根本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内在联系。而我们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又基本上是沿着“放权让利”的思路展开的，在传统旧体制被打破，但其作用尚未消失，新体制不成熟，不能正常发挥效用的条件下，必然出现一系列体制性摩擦，阻碍着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具体表现在：（1）传统体制制度和组织制度的缺陷仍未消除，宏观调控取得成效的制度条件仍然是“放权与收权”，然而收权时强化的是外在约束而不是内在约束，放权时激发的是国家、地方、企业间的争议和矛盾，而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这样无论是收或放都无法把宏观经济运行推向间接调控的轨道和避免经济发展上的剧烈波动。体制上一收一放，政策上一紧一松，经济上一冷一热，形成恶性循环。（2）宏观决策与约束机制不完善。由于没有真正形成责、权、利相结合的宏观决策和约束机制，宏观决策具有很大随意性，这是导致总量失衡、结构畸形乃至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3）财政分配上的“分灶吃饭”弱化了中央宏观调控力，助长了地方行为短期化。由于追求地方利益的冲动，各地方忽视国家宏观计划和产业政策要求，争投资上项目，追求眼前利益，结果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长线更长”，使本来就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更加恶化，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宏观经济效益很差。而中央财力控制权却不断消弱，从1984年到1989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由26.6%下降到18.7%，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由56.1%下降到36.98%，中央无力增加对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短线”产业的投入，以优化产业结构，所以也就难以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均衡地发展。（4）以“双轨制”为特征的价格机制扭曲了供求关系，混乱了流通秩序。由于国家定价与市场价高度背离，如煤炭市场价比计划价高出1.7倍，原油计划外限价比计划价高2.48倍，钢材市场价比计划价高出80%，基础化工产品市场价比计划价高出11-65%，加之价格形成不合理，制约着资源的配置优化，并且造成了牟取暴利的机会，进而在流通领域“官倒”“私倒”横行，物价飞涨，造成社会动荡。同时，价格体系扭曲，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基础产业滞后，形成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阻碍宏观经济效益提高。（5）微观层次尚未形成激发企业活力的经营机制。由于产权关系不清，国家与企业之间仍然是一种“父子”关系，企业仍然负盈难负亏，企业亏损最终仍由国家来弥补，企业出现“粗放经营”和“工资侵蚀利润”等现象。

（三）意识性梗阻。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机制运行虽然具有客观性和内在规律性，但它必然要受作为社会经济主体的“人”（政府、企业或组织）的主观意识的影响。因为人既是这种经济运行机制的操作者，又是该机制运行调控的承受者或客体，人们对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的认识如何，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目标的实现。当前阻碍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意识性“隐形”障碍在于：（1）缺乏商品经济意识。由于传统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和产品经济统购统销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缺乏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时效观念、竞争观念、开放观念等现代商品经济意识，而这些新观念正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得以发展的主观条件。（2）地方主义意识。这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机制运行中的最主要的梗阻之一。它以地方利益为中心，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经济活动和政治权力主体，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它不仅在向中央争项目争优惠时讨价还价，而且利用改革所赋予的权力，不顾当地资源和经济上的可能，盲目扩大投资和消费，成为扩张冲动的枢纽和主体，有时甚至对中央调控有抵触情绪，显示出强烈的反控制倾向，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处理区际关系上，不顾地区合理分工的经济原则和历史形成的区际间协作关系，一方面利用行政权力进行封锁，禁止资源外流和外地商品的“侵入”，导致市场分割；另一方面又进行资源争夺，激化为地区间的“蚕茧大战”“羊毛大战”“烟草大战”等等，加剧了地区矛盾和摩擦。由于这种忽视综合平衡和反市场化倾向，盲目引进，外延扩张，最终导致产业结构呈现低水平的“全、散、同”现象。（3）政绩意识。在传统体制下，政企不分、权责不清，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某些决策者的政绩观念和感情偏好往往成为计划指导或决策拍板的支配因素，以行政手段取代经济和法律手段，形成“权力经济”，结果“领导项目”“条子工程”随处可见，造成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违反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内在要求。

（四）基础性梗阻。所谓基础性梗阻，是指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运行机制正常运行需要具备一些最基本条件，如交通通讯、人才素质、决策方法和工具、市场基础设施等，而这些条件目前尚不能保障计划与市场很好地结合，形成“中梗阻”。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物流”和“信息流”主要通道的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发展滞后。据统计全国总运力只能满足货运需要量的70%，关键路段只达30—40%，公路标准低，质量差，一、二级公路仅占4%左右，沿海港口泊位不足，内河航运不畅。由于邮电通讯业发展缓慢，通讯难、通话难直接影响经济信息和市场信号的反馈。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都必须借助交通运输来调整物流，借助邮电通讯来传递指令和信息反馈，否则必然运转不灵，达不到预期效果。另外由于管理人员素质差，可能导致政策和计划在执行过程中的“畸形化”，降低政策和计划的效力。同时，我们的计划和决策方法及工具落后，忽视定量分析和经济预测的“拍脑门”式决策仍然存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管理设备还不能广泛应用，加之要素市场支离破碎，市场规则和法规不健全，市场管理和服务设施落后，必然会给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正常运行带来困难。

（原载《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与冯秀春等合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