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关键是揭开“六个结合”之谜（代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和潜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及经济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深入研究我国建国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及经济规律，需要研究的重点内容很多，但关键是要研究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伟大智慧和伟大创造的“六个结合”，揭开这“六个结合”是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如何创造了“中国奇迹”，如何“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规律谜底。

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尝试的第一个“结合”就是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大胆地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都认为是资本主义专有之物的市场经济成功地“嫁接”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之上，建立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应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生产和遵循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形态。因此，认为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消灭私有制、否定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也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所以它们认为我们现在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搞“国家资本主义”。

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等人的时候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那时起，中国的改革就主要体现在不断向计划经济体制内加入市场经济元素，不断削减计划经济元素，最终整体构建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管计划与市场“板块式”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还是计划与市场“交融式”结合的尝试（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最终都是想真正构建起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双重优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发挥社会主义什么优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中国是一个生产力并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要维护国家主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在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命脉行业、瓶颈环节有所突破，为此就要举全国之力，统一领导，重点投入。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独立，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弹一星”、七八十年代的宝钢、八九十年代的“三峡工程”，再到进入新世纪后的青藏铁路、探月工程、成功举办奥运会、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建设等，无一不是通过发挥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完成的。也恰恰是在这些重点领域的突破，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邓小平也指出，因为社会主义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搞得不活。而要经济搞活，必须得引入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崇尚“经济自由”的经济。而经济自由的本质是承认个人和企业等经济主体追求物质利益的基本权利，维护经济主体的所有权及派生权的独立性，切实约束和规范政府干预，建设有限政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取得如此举世公认的成就，创造的“中国发展奇迹”，归功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双重优势的充分发挥。因此，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如何发挥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双重优势的内在规律。

第二个“结合”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充分发挥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双重优势”。

首先，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根本体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支柱和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物质基础。虽然从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交换的角度看，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竞争关系，它们之间不应有高低主次之分，但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不同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却应该有所区别。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仅有利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而且有利于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协调和统一。特别是通过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自然垄断行业、军工行业、公共产品、支柱产业等领域的集中，为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撑和安全保障，进而有利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充分发展。

其次，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经济成分，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增强了经济活力。垄断和竞争不充分，必然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主体多元化，形成了多元竞争格局，这有利于促进各类主体降低经营成本，节约社会资源、提高经济效率，有利于促进各类主体加快技术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对国有企业形成了加快改革和发展的压力，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建立了一个“参照系”，而且成为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条件。因为做大做强非公有制经济，提高非公资本购买国有资本股份的能力，让非公资本参与国有企业重组，是国有企业建立法人财产权和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企业内部的制衡机制和科学的决策机制的基本前提。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仅已成为吸纳社会新增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而且成为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特别是“去产能”、“去僵尸企业”导致的富余人员分流或下岗实现再就业的主渠道，从而为国有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

第三，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利于形成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资本与劳动“双重联合”的利益共同体，进而最大限度地克服或减少公与私、劳与资的内在冲突。因此，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合理分工、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内在权利关系和内在规律，而且要从现代企业制度和财产组织形式层面研究混合所有制经济内部公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资本与劳动联合的权力关系和内在规律。

第三个“结合”就是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不仅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则，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选择。多劳多得、不劳者不得食（孤老病残者除外）不仅是实现效率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保证。但是，从价值创造和财富形成的角度看，劳动的特殊贡献是无疑的，但还必须看到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和贡献。如果只强调劳动的稀缺性和贡献，看不到“土地、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和贡献，甚至把这些要素的价值体现简单异化为“剥削”予以限制和反对，那么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快速发展，财富就不能有效生产，社会就不能实现进步，人们的生活就实现不了真正改善。因此，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理性地承认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作用和贡献，鲜明地提出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制度设计思想，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框架。在这种制度框架下，通过有效借助国家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和收入调节政策，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样不仅可以消除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而且有利于发展成果共享，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相协调的内在规律。

第四个“结合”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形成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互协调的经济运行机制。

重视发挥“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主要的特征。党的“十四大”在初步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架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仍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视宏观调控。之所以这样强调政府及宏观调控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市场失灵”和经济波动需要宏观调控，这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看到的；另一方面就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搞好宏观调控是维护国家大局、实现中央政府意志的重要手段。如果说西方的宏观调控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事后性”的话，中国的宏观调控则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和“前瞻性”。因此，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够顺利战胜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我们的宏观调控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和政府越位、错位、缺位以及权力不透明导致的腐败问题仍较为突出，在重视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我们更加重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必然选择。因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因此，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总结我国运用“两只手”的经验和教训，深入研究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协调用好“两只手”的内在规律。

第五个结合是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形成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开放经济新体制。

扩大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的不二选择。然而，如何在扩大开放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本色，不像俄罗斯以及一些拉美国家在开放中迷失自己，我们理性地坚持了“独立自主”，用好“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才使得中国在推进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迷失自己”。在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不仅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丢失了共产党的政权。同时，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入WTO和全方位、多领域、宽领域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没有像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那样，过早地“不设防火墙”地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过多地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而失去了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甚至部分政治主权。中国则是从本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本着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原则，循序渐进地开放，由浅入深地融入。但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又是积极而主动的。因为中国不仅已经饱尝了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苦头，而且也为极“左”时代拒绝学习当代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拒绝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此，邓小平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邓小平还说：“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因此，中国一开始改革开放，就抱着一种积极、学习、包容的心态，能动地去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实施全面深入的对外开放。在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我为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既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来发展自己，又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积极推动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努力扮演好世界负责任大国的角色。特别是主要利用好国内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工业基础深厚，以及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公有制等优势，充分借助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西方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机遇，大力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快速提高中国出口竞争力，使中国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尽管现在由于中国崛起引起美国、日本等国家焦虑，进而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和推进TPP和TTIP以围堵和孤立中国，但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战略以进一步扩大开放，进而继续用好“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仍是我们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第六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强政府”有机结合，形成了支撑和维系中国经济发展的组织保障和独特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因此，有人把中国发展模式简单概括为：“市场经济+共产党领导。”这种概括尽管有些简单，但却道出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根本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伟大成就。邓小平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的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党一以贯之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路线，并把这个基本路线通过“三步走”战略以及若干个五年发展规划予以具体落实，进而把整个国家的资源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聚焦在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这一中心工作上，最终才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一个有作为、有担当的先进大党三十多年“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岂有干不成事的道理。当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切实得到贯彻落实，还需要有一个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强有力政府。大量实证经验证明，强政府是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保守主义政治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亨廷顿认为，强政府就是能够提供合法的政治秩序基础和有效政治参与（共同体）基础的政府。他特别强调，“强大政党”与“强大组织”是形成“强政府”的重要条件。所以，发展中国家欲根除国内社会政治的动荡与腐朽，必须建立起“强政府”，舍此别无他途。而“强政府”的构建和维持必须依赖强大的政党和组织的力量。在中国，由于党的领导与强政府内在和谐统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强政府不折不扣的落实，才能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在党政分开前提下，党的领导与政府作为和谐一体的内在规律。

（原载《理论视野》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