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在院子阅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水泥地上雨后复苏的苔藓，在风的作用下，散发出一股推波助澜的气息，一群蚂蚁争先恐后地爬出洞穴，四处游荡。在我的眼里，它们是精神的载体。就如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所阐发的自由理论：虚无、否定、选择、超越。我这样夸大蚂蚁的形象，完全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而它们，或许只是为了寻觅食物，再有，是想吸纳雨后清新的风。
崇拜萨特，最初是从他不愿接受若贝尔文学奖开始的。那个奖，是我一生都难以抵达的的目标，而萨特却轻易地放弃了。这令我费解。1964年10月4日，法国《费加罗报》文学副刊披露萨特的《词语》有望获奖。10月14日，萨特致信瑞典文学院秘书长，希望别把他列入此奖项候选人名单。萨特申明他对瑞典文学院和诺贝尔奖并无异议，但出于他个人及一些客观的原因，他不能接受当年度或以后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封简明而不失礼貌的信，但瑞典文学院秘书长不巧冬季去度假了，未能看到此信。投票如期举行。10月22日，瑞典文学院正式宣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萨特，因为他的“充满自由精神及探求真理的创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萨特获奖的消息传来，法国人颇为欢欣鼓舞，但萨特却深感不安。下午，他在餐馆拟写了一份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当天晚上，由他的一位朋友在瑞典驻法国使馆对一些瑞典记者宣读。而这时，他只身一人去了塞纳河畔，感受着风的自由，还有孤独的滋味。
拒绝获奖，这是一个人的自由，然而这也恰恰诠释了萨特的人格。萨特在声明中就“自由”的问题作了解说。他说，如果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在他和其他人签署“121人宣言”时给他这项奖，他将会十分感激地接受，因为这就不仅是给他个人，而且还是给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在西方，人们把自由仅仅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东西，而在他看来，它意味着一种具体得多的自由——人们应该拥有不止一双鞋的权利，应该拥有肚子饿了就能吃饱的权利。对他来说，接受这项奖比拒绝它更为危险。如果接受了，就会使自己处于他称之为“客观上被利用”的境地。他这样说：“我的深层实在是超出荣誉的。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而给这荣誉的人，无论是给荣誉勋位还是诺贝尔奖金，都并没有资格来授予。我无法想象谁有权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其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
塞纳河的河源，距巴黎东南275公里。在一片海拔470多米的石灰岩丘陵地带，一个狭窄山谷里有一条小溪，沿溪而上有一个山洞。洞口不高，是人工建筑的，门前没有栅栏。洞里有一尊女神雕像，她白衣素裹，半躺半卧，手里捧着水瓶，嘴角挂着微笑，神色安详，姿态优美。小溪就从这位女神的背后悄悄流出来。显而易见，塞纳河是以泉水为源的。当地的高卢人传说，这位女神名塞纳，是一位降水女神，塞纳河就以她的名字为名。
对于那位女神，萨特是没有多少兴趣的。他没有进洞，只是矗立在河畔的风中。风是寂寞的，总是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自由翱翔。萨特想，这就很好。他伸出手臂，把一缕风揽进怀里。
在我看来，萨特的拒绝首先是缘于他对文学的忠诚。作家是自由的，获奖是虚无的。一个作家的职责在于奉献他的作品，外来的荣誉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其次，萨特对财富的淡漠。诺贝尔文学奖的巨额奖金是有相当大的诱惑力的。然而，在萨特面前，它就失去了效应。另一个因素是，萨特不像有些哲学家，对政治漠不关心。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冲突中，他同情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并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而诺贝尔奖的评选表现出某种政治倾向。这一点，引起了萨特的强烈反感。
我不清楚，萨特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拒绝会不会成为当时文人墨客的谈资。惊愕、嘲笑、惋惜、谩骂是少不了的，好象，在新出笼的肉包子上狠狠地咬上一口，滚汤肥腴的汤汁冷不防烫了食客的嘴，却温暖了茶余饭后的闲话场。
此刻，我打开窗，端着一杯清茶，面对着一幅萨特手拿烟斗深思的头像。他的头发很短，整齐地伏在头顶。透过镜片，他的眼神在凝视着什么。距离那么遥远的时代，我无法猜测他在想什么，大脑一片虚无。我只能做出这样的猜想：萨特不是在怅惘，也没有凝望远方，而是凝视着塞纳河水在蜜腊波桥下奔流，在风声里吟诵哲学的句子。知音一般的风，摇曳着他的遐想。
与大多数一流的知识分子一样，萨特也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在他的自传《词语》一书中，他把自己描写成了一个早熟的天才，成名的欲望是他奋斗的重大动力。他在年轻时确立的人生目标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一个虚无的理想，而对于他，居然成为现实。
在《存在与虚无》中，自在、自我和他人是萨特阐发其存在主义理论的三个角度，或三维，也是萨特阐发其自由理论的三维。萨特认为：正因为人本身不存在，所以人才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存在，正因为人和世界的意义本来是空虚，所以人才需要向虚无索取意义。他的观点不同于中国古代道家的清净无为。道家的这种观点有意义的一面是强调自然，不强调争端；而不好的一面就是放弃追求，走向消极。而萨特从虚无去寻找不虚无，本身就是积极的态势。
在我没有学会思想的时候，我去给山坡上割草的祖父送饭。那坡漫长得如我一生的路途。我提着竹篮艰难地在风中行走。风在我的身后嘻笑，撩开衣襟窥视我凸露的肋骨。忽然一阵狂风，手中的竹篮就不知去向。我惊恐地哭泣，满山坡寻找盛饭的竹篮。风游戏似地刚让我看到竹篮的踪影，却又把它抛向很远。我的灵魂也仿佛被风裹地而起，轻飘飘化为一片树叶。
那是我生命中最初对风的印象。风戏弄着一个儿童的迷惘，向我灌输着恐惧的词意。数十年过去，我忽然发觉自己置身于塞纳河畔，和萨特一道享受着风的抚摸。风背叛昔日的温柔，夹着寒意，从袖口裤脚侵入我温暖的肌肤。可是，它没有了童年时的给与我的恐惧，更多的是惊喜。我步着萨特的后尘，搜索着孤独的含义。寒冷的风让我对萨特添加了更深的理解。我知道，萨特是喜欢寒冷的，寒冷常常带给人以孤独。而孤独，却潜藏着自由的影像。如中国的庄子一样，萨特是宁愿抛弃一切，也要守住自由。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大会的热闹气氛中，塞纳河边的风却幽幽地带着萨特的独特气息，时淡时浓，似远尤近。他逃离了那个热闹的、本该是以他为主人的场合，在塞纳河边感悟着自由的真谛。如此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抉择，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般人很难享受得到。
巴黎市中心的蒙巴那公墓右侧有座平凡的白色石墓。墓碑上没有装饰，没有雕刻，没有花圈，没有花坛，仅仅只有男女墓主人的名字和生卒年份。可两个墓主人的名字，会吓你一跳：萨特和波伏瓦。萨特和波伏瓦的合葬墓，是现代史上的惟一。他们俩以什么身份合葬？是的，他们没有婚姻关系。婚姻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词汇。思想的结合，精神的交融，尊重彼此的人格主体，尊重彼此的人身独立，这才铸成他们高于婚姻的爱情，高于性爱的爱情。在长达50年的亲密关系中，他们互相影响，彼此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达成共识。他们不仅容忍对方的情人，而且主动为对方推荐性爱的对象。靠第三者来保持不致散架的平衡，这是爱情方式崭新的解读。
契约式的爱情。这种别具一格的爱情是升华了还是降低了萨特和波伏娃的人格，我不想评述。选择爱情的方式是两个人的自由，指责，或者评述都是无聊的。人活着，已经不够自由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对别人的自由指手画脚？现在，流行一种低俗的风气，对名人的私生活津津乐道，甚至以此来抵消他对历史、对人类的贡献。说句通俗的话：吃饱了撑的。萨特的爱情方式，是独特的，这正如他的人生追求。
我欣赏王安忆评价波伏娃的小说处女作《女宾客》中她、奥尔嘉和萨特之间的情爱三人行，“他们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关系，一种人类的后天性关系，是艺术的关系，是反自然的，具有着知识分子锐不可当的探索与实验的理性精神。”言辞之间的兴奋，仿佛是在茫茫沙漠的前方发现了一方葱葱绿洲，可是狂奔近前方才发现，无一例外的，那又是一座幻觉里的海市蜃楼。
塞纳河的两岸，种植着繁茂的梧桐树。树林的后面，是庄严的建筑群。河北岸的大小皇宫，河南岸的大学区，河西面的埃菲尔铁塔，还有位于河东段城岛上的巴黎圣母院，都以富有鲜明个性的建筑形态，展现出了它们所共有的华美风格。萨特捡拾起河边的一根梧桐的枯枝，书写着这样的句子：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这是我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
我的寓所在一个小城的边缘。窗外，是连续多日阴雨之后的阳光。秋天已经隐藏，我要赶在大雪到来之前读完《存在与虚无》，以便尽情地享受雪花的滋润。儿时的记忆是那么美好：雪花铺成一块纯白的毯子，我们在上面追逐嬉戏。忽然间，一阵风吹过，洁白的雪地上，我看见自己印得很深的肮脏的脚印……
窗外，一只鸟的飞翔引起了我的伤感。我疑心它是风的魂灵，在天空盘旋，偶尔还发出凄厉的鸣叫。冬天，它不好好卧在温暖的窝里，和寒冷较什么劲？虽然，萨特被公认为是20世纪思想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也经不住时光的流逝，正如某媒体用“偶像的黄昏”来形容的一样，萨特作为偶像的历史已经终结了。几年前，有人曾写过文章，宣告了向萨特的告别，同时也宣告了向萨特所代表的这类知识分子的告别。那一声“别了”传达出的踌躇满志、趾高气扬是无法掩饰的。秋日的艳阳已经散尽，寒冷悄然而至。但萨特的伟岸人品，历史上又有几个人能超其右呢？
在经历了人生漫长的苍莽与迷茫之后，我在萨特的身上寻找到了人生的真相、真谛。一不留神，我仿佛置身于塞纳河，和萨特一道领略着寒风的抚摸。风这样说：我从来就是如此独来独往。在你们人类里，我喜欢萨特。
领略过了塞纳河的风，我的人生就具备了别具一格的意义，我的写作就更有生命的质感。萨特说：创作就是对人生的反抗。在这句话上，我摁下心灵的按钮，走出屋子。外面，有阳光、雨露、鸟鸣、河流，还有炊烟、水牛、阡陌、日暮……我一个人从西边走向东边，从月亮走向太阳。在迷惘处四处张望时，萨特飘荡的思想，就像风一样掠过身心，指示着我人生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