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诗歌也是修行

我与符西锋相识怕有十几年了，是在校内公共选修课唐宋文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大多被“胁迫”为修学分而来，十足的诗外人，不是把诗当作知识记诵，就是借诗引发个人无端悲喜感触的摆件和装饰，招之若奴仆，弃之如敝屣；听者难，讲者亦难，光景惨淡得很。只有他，口齿嗫嚅，诗心如稚子，浑不晓人情世故的样子；偏又爱发言，见识颇可观，不招同时听课者喜欢。我之注意他，大概有一点恻隐和相惜之意。

这门课我只教了一学期，每周一次。班上其他学生全不记得，只有符西锋和我联系到现在。在我看来，我们师生的交往实在是萍水相逢，平素亦未尝通问慰，而符西锋却好像感念不已。数十年间，他变换了不少次工作，去过不同的地方，与我的联系却始终如檐间游丝，顽强而执着，从来没有断绝。我之注意符西锋，恐怕对他的纯明朴拙也有一点诧异和敬重。

这次我禁不住他温语软缠，战战兢兢为其诗集说上几句，本打算聊叙契阔而已。

谈诗我是愿意的，但却不是谈现代诗歌或外国诗歌。诗歌的背后总涉及一个稳定的观念体系，不管那个“体系”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概念的、理论的、经验的和文学叙事的。只是各种各样现代诗的观念，相互攻讦，各是其是，互非其非，“你方唱罢我登台”，最终免不了被德里达式的解构。我看到韩寒与一些现代诗人的“骂战”，尽管也有感于大众传播媒介“集体的无良”，同情诗人赵丽华等躺着中枪的尴尬境遇，但对这场“骂战”的结果还是有几分幸灾乐祸的，就是因为中国当代的诗歌，实在——乏善可陈，式微得很；而那些所谓现代派诗人们的争辩，又令人作呕地矫情、做作、高自期许而实则粗俗鄙陋，套用闻一多先生的批评，他们真是“堕落”和骂娘都没有真诚。至于讨论诗歌的本质、诗心，诗歌的诠释，诗歌创作和传播的语境，以及诗歌的社会功能等，我深知只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我不冬烘，自然不会借这一种场合或语境来认真地谈！

想说和能说的其实不过是白居易的一个启示，文章既可以“得名”，亦可以“得罪”（见《与元九书》）。古代创作诗歌不是一种职业，只有“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万般无可奈何之情、不吐不快之意，一寄于诗，方可感人，落在人心。只是这样一来，古代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境况便不甚美妙了，欧阳修转述梅尧臣论“诗必穷而后工”，算是明白人。而杜甫更早地就认清了这个事实，所以才有了对李白沉痛的认同和惺惺相惜“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以及“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反语和自嘲。

诗歌的境遇与古代相比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我想起去年（2015）与汪国真先生一同做电视节目时，他说自己的诗，前景有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得不转而写歌词，不久他即谢世；又想起67岁的北岛先生谈及他的诗《在天涯》时说，“我到处漂泊，永远在失败”，心里十分难过，遂更不明白符西锋这个年轻后生何以十几年不改其爱诗之心，痴癫狂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单薄渺小之躯独自与风车作战，其势必如螳臂当车。他未必不明白这一点，仍然要飞蛾扑火，“春蚕到死”，“蜡炬成灰”，好诗如好色，究竟意欲何为？

我不会天真地相信曹丕关于文学是“经国伟业，不朽盛事”的鬼话，自己也早已不看诗歌、小说和电影了。只是我清楚地知道读台湾洛夫先生的《唐诗解构》时心里的兴奋和蠢蠢欲动，以及读席慕蓉那些如“人类初心”“夏日芙蓉”一般的诗歌时自己的肃穆、沉静和无边的怅触与爱怜的情感。唉！诗歌毕竟是需要真心诚意的。诗歌还可以比作个人的修行，是“饥来则食，困来即卧”的，只不过彼食彼卧，无须百般计量，千般求索，心地要纯明，目的须绝对单纯，最终不过是一种“不修之修”，是一种生活态度、选择和信念罢了。

杜甫当年言及众人皆浑噩征逐，各怀“稻粱”，他知道这一点，只是不肯做，因为他的选择出自“物性”和“本心”，所谓“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符西锋的诗集，倘若出自其本心，出自潜意识里深刻的欲望和需要，庶几可以无悔矣。

我从聊以塞责般地写几句话开始，最终还是“较真儿”地发了一点牢骚，动了些许感情，算是还了符西锋君的人情。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何依工

2016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