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超越与悲秋情怀

——以刘禹锡诗的风格主调为中心

尚永亮

哲学家有言：“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生命是向否定以及否定的痛苦前进的，只有通过消除对立和矛盾，生命才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显然，能否克服矛盾、阻力，乃是生命能否最终获得对自身完全肯定的关键。对矛盾、阻力克服得愈多，生命自身的肯定性就愈充分，反之，这种肯定性就愈少。就中唐元和贬谪文学而论，其主要过程是在生命力与阻力碰撞、抗衡的阶段展开的，因而其中大量存在的是被压抑的深沉悲伤、反压抑的激切孤愤、压抑与反压抑长久相持的冷峻峭厉，却较少有一种在压抑中备经磨难而能高瞻远瞩傲视忧患的悲壮劲健。这种悲壮劲健，便是生命力对阻力的克服，便是生命对自身较充分的肯定，便是生命之深度和力度的象征。

毫无疑问，在遭受贬谪、身处逆境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并世著名诗人中，这种悲壮劲健有着不同程度的存在。柳宗元于冷峭中尤见孤直，韩愈于奇险中不乏沉雄，元稹之激切已寓劲力，白居易虽平淡闲雅亦时露健气，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他们文学风格的主要特征。换言之，他们往往只得到其中一点，或得到者虽多，却又为另一风格所掩。相比之下，能将悲壮劲健合于一途，展示出一种强烈的逆境超越倾向的，唯刘禹锡一人而已。在《刘白唱和集解》中，白居易曾深为叹服地说道：“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情；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在《后村诗话》中，刘克庄谓刘诗“皆雄浑老苍，沉着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从这些并不全面的论述中，已可看出刘禹锡诗风的基本特点了。

表面看来，悲壮，主要指气韵的苍凉雄直；劲健，主要指骨力的坚挺劲拔。但从深层次看，这种苍凉雄直的气韵和坚劲挺拔的骨力又无不源于贬谪诗人生命力的内在充实，源于他对自我的坚定信念。固然，在被贬被弃的严酷打击下，在忧患相仍的谪居磨难中，刘禹锡确实感到了巨大的苦闷，产生了强烈的悲伤情绪，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然而，他却始终不曾绝望，始终跳动着一颗斗士的灵魂。读刘禹锡诗文，我们总有这样一种感觉：诗人虽然竭力希望摆脱苦难，却从未为苦难所压倒，甚至往往将苦难视作磨炼自我的一个对象，对之报有一份感激之情。从而悲凉中有执着，沉痛中寓刚劲。在很多情况下，他似乎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俯瞰给他造成悲剧命运的人和社会的，在他看来，虽然自己在政治上惨败于这个社会某些人的手下，但在精神上、境界上、人格上却要远远高于他们，因而，他对政敌不仅愤慨，而且藐视、嘲笑，于是，激切中又糅合着一股雄直豪迈之气。当然，对昔日持守的信念，他是忘怀不了的，但在此之外，他还始终以他特有的诗人气质和真诚，执着地追求着一种更本质的人与自然相激相生、紧密融合的自由生命，从而不仅大大强化了他的生命活力，而且由此活力外溢，构成了他诗作中那极具感召力、吸附力和情感张力的劲健风格。

首先，这种风格明显地表现在诗人对待忧患的态度上。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浪淘沙词九首》其八

“谗言如浪深”，“迁客似沙沉”，极度突出了世情之险恶、忧患之沉重，而前面冠以“莫道”“莫言”，于否定语气中展现出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豪杰气概。诗人认为，自己的被贬就好比大浪淘沙，虽“千淘万漉”、备经磨难，但只有这种磨难，才能锤炼意志；只有风淘浪漉，才能得到真金。这里有饱含哲理的人生透视，有坚定执着的自我信念。“既然灾难不可挽救，既然人生不能虚度，精神抖擞的人就有一种崇高的意境，当陷入穷途之际，他高瞻远瞩，仿佛从另一个世界来静观世变。”唯其如此，诗人的意志才益发显得坚强，他的胸怀才益发显得博大，而他所达到的境界才益发神圣而不可侵犯。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浪淘沙词九首》其一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杨柳枝词九首》其一

就诗意看，这两首作品均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身在忧患之中而不为其所羁绊的乐观情怀，以及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追求精神。且不说诗中已然存在着一种奔动流走的生命活力，即以其写景来看，千回百折的黄河裹挟着万里泥沙，呼啸着，翻腾着，自遥远的天涯滚滚而来，其气势该是何等雄壮！紧接着，诗人健笔陡转，语出惊人，“如今直上银河去”，则此境界又该是何等的高远！笔酣墨饱，元气淋漓，胸臆特高，骨力甚健，乃是我们读此诗作的突出感受。诚如王夫之所谓：“七言绝句，初、盛唐既饶有之，稍以郑重，故损其风神。至刘梦得而后宏放出于天然，于以扬挖性情，驭娑景物，无不宛尔成章，诚小诗之圣证矣。”（《姜斋诗话》卷下）

其次，刘禹锡悲壮劲健的诗风，还体现在他对生命意志的自觉磨砺、对自我人格的顽强坚持上。人所熟知的《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两首诗，表面看是意在讥刺，深入一层看，展示的却是对自我信念的坚定持守。身陷谪籍，权贵当道，但诗人却并不因之而改易行操，一句“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内含何等勇气和自信！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有言：“考此两诗所关，前后二十余年，禹锡虽被贬斥而终不屈服，其蔑视权贵而轻禄位如此。”可谓探本之论。在《砥石赋》中，诗人注目于砥石，寄慨于宝刀，自激自励，高唱入云：

拭寒焰以破眦，击清音而振耳。故态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

盛唐诗人李白曾因怀才不遇而发“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呼喊，刘禹锡这里所说的“既赋形而终用”，盖与李白同一机杼。不以蒙垢为耻辱，不因生命沉沦而颓丧，而是在逆境中磨砺心性，等待时机，“寄雄心于瞪视”，则其自信何其坚定，意志何其果决！一个“雄心”，丝毫无隐地展露了诗人的豪杰心性。“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人生不失意，焉能慕知己”（《学阮公体三首》其一）、“受谴时方久，分忧政未成。比琼虽碌碌，于铁尚铮铮”（《历阳书事七十韵》）、“养鸷非玩形，所资击鲜力”（《养鸷词》）、“犹思风尘起，无种取侯王”（《武夫词》）、“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蜀先主庙》）、“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其一）。在这些诗句里，有对人生苦难的深刻透视，有对自我志节的真切表白，有对历史豪杰的由衷敬慕，有对生命意志的极力弘扬，多方面的内涵汇聚在一起，大声镗鞳，格调激越，有如洪钟巨响，令人在对贬谪诗人那颗“雄心”的领略中，深深感悟到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操守，一种水石相激般的生命力度。

刘禹锡这颗“雄心”，既是志士之心，又是诗人之心；前者赋予其作品以深厚的思想内蕴，后者则强化了其作品悲壮劲健的风格特征。综观刘禹锡各种类型的作品，这种风格特征均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在着重抒发悲伤意绪的《望赋》中，诗人的健气雄风虽有所潜隐，却并没有消失：“风萧萧兮北渚波，烟漠漠兮西陵树。夫不归兮江上石，子可见兮秦原墓。拍琴翻朔塞之音，挟瑟指邯郸之路！”在其咏史怀古诸作中，这种风格表现得尤为明显，《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荆州道怀古》等无不沉着痛快、雄浑苍健，论者谓其《西塞山怀古》“前半隐括时事，千里形势在目，健笔雄才，诚难匹敌”（《唐律偶评》），“人事几回伤往事”一联“若有上下千年，纵横万里在其笔底者”（《诗学纂闻》），而其《金陵五题》之《石头城》更为白居易“调头苦吟，叹赏良久”，并断言：“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见诗前引言）至如其他佳诗美句而具豪雄之气者，亦所在多有，“万乘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央”（《郡内书怀献裴侍中留守》），至被人评为“高唱入云，气魄雄厚”（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三）。管世铭有言：“十子而降，多成一副面目，未免数见不鲜。至刘、柳出，乃复见诗人本色，观听为之一变。子厚骨耸，梦得气雄，元和之二豪也。”（《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律凡例》）方回亦谓：“刘梦得诗格高，在元、白之上，长庆以后诗人皆不能及。”（《灜奎律髓汇评》卷四七）细详刘诗，此二论可谓得之。

然而，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刘禹锡悲壮劲健风格更突出、更本质的表现，却是在其悲秋、爱秋乃至颂秋的众多作品中，这些作品呈现的是一种浓郁深至而又有着大幅提升的悲秋情怀。

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秋主要是作为悲的象征而存在的，“凡与秋可相系着之物态人事，莫非‘蹙’而成‘悲’，纷至沓来，汇合‘一涂’，写秋而悲即同气一体。举远行、送归、失职、羁旅者，以人当秋则感其事更深，亦人当其事而悲秋逾甚”。这是一种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悲秋意识，这种悲秋意识，对刘禹锡置身逆境而悲伤忧愤的心理自然有着强大的影响。“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这首题名“秋风引”的诗作，最能反映贬谪诗人因景起情、由情会景、悲秋悲己复悲人生的苍凉心境。唐汝洵谓此乃“孤客之心，未摇落而先秋，所以闻之最早”（《唐诗解》卷二三），还只是一种总体上的解说，实际上，在这“孤客最先闻”的表述中，既有壮志未酬的英雄失路之悲，又有对人生反思而生成的凄楚之感，更有对自我生命空被耗费而深深痛惜的沉痛之情，而所有这些，又都在萧瑟秋风的刺激下愈发强烈了。然而，刘禹锡的特异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始终陷入这种痛苦之中，也不只是像历代文人骚客那样简单地以秋为悲，而是以悲为基础，赋予秋一种振衰起弊、激励生命的内蕴，因而，他笔下出现的秋，便较少萧瑟悲凉的色彩，而大多是寥廓高远、清新疏落的秋境，凛冽肃杀、强劲无比的秋风。

寥廓高远、清新疏落的秋境，固然是自然物候本质特征的一个方面，但当它出现在诗人笔下时，又何尝没有留下诗人喜秋爱秋的心理投影?“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新”（《八月十五夜玩月》）、“暮景中秋爽，阴灵既望圆”（《奉和中书崔舍人……》）、“长泊起秋色，空江涵霁晖”（《秋江晚泊》）、“芦苇晚风起，秋江鳞甲生”（《晚泊牛渚》）……其中，秋以其澄澈、清爽、淡雅、明丽的多方面特征，构成了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美的境界，正是在这境界中，诗人的人生感悟以向心底沉潜的方式获得了表层的淡化，他布满创伤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抚慰，他原本即有的高情雅趣得到了大的提升，而他久经沉沦的生命也由此获得了更生。“轻阴迎晓日，霞霁秋江明。草树含远思，襟怀有余清。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秋江早发》）、“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宛如强效应的清凉剂，明净的秋江、如水的秋月，豁然唤醒了贬谪诗人疲惫的心灵，消解了他长期郁积的“孤愤”，此时登高而望，目极千里，放声朗吟，兴会淋漓，怎不使他产生一种脱尽尘俗、宠辱皆忘的感受?尽管在这种感受中也许还夹杂着人生的几多酸辛、世事的几度炎凉，但所有这些在旋转乾坤的自然变化面前都暂时淡化了、退隐了，都变成了一种潜在的悲感而刺激人去作新的寻觅和追求。这种寻觅和追求，说到底便是贬谪诗人对自由生命的殷切盼望：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秋词二首》其一

在这首有名的秋词中，诗人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并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就其写景而言，在寥廓无比的秋空，一只孤鹤排云直上，振翅翱翔，矫健凌厉，所向披靡，该是何等的劲拔，何等的自由！就其内蕴来看，这只孤鹤又显然可以视作诗人的象征，在它排云直上、振翅翱翔的场景中，深寓着贬谪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六翮方铩，思重托于扶摇”（《上杜司徒启》），表明诗人这种向往积蓄已久，尽管在专制政治的严酷压抑下，他不可能在政治舞台实现此一愿望，但可将之寄托于广袤的自然界中，借此表现自己不屈的心志，表现那源于人性深处不可阻遏的自由生命的勃动。

正是由于秋具有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所以，在刘禹锡笔下，人之于秋便不仅仅是一种单向度的喜爱、赞赏，而是一种双向交感并以激发生命意志为核心的多维关系。换言之，诗人对秋特具一种主动追求借以立志的心态，而饱含诗人主观色彩的秋景和秋的意象反转过来，又极有力地催发了诗人的生命强力，从而不仅使得人与秋在一个更深的层面达到了同一，而且使得诗人的秋作无不具有突出的劲健感和深厚感。

秋季的苍鹰、骏马等意象的大量使用，将这种劲健感和深厚感推到了顶点。一般来说，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主要途径，便是寻找一个与此情感紧相吻合的客观对应物，借以更深刻地传达出主体的情感指向。这些客观对应物亦即艺术意象大都具有明显的特征，而“特征的重要程度取决于特征力量的大小，力量的大小取决于抵抗袭击的程度的强弱；因此，特征的不变性的大小，决定特征等级的高低，而越是构成生物的深刻的部分，属于生物的元素而非属于配合的特征，不变性越大”。据此，则苍鹰、骏马的意象无疑是表现贬谪诗人刚健不挠情志的最好的客观对应物，而且就生物属性来说，它们处于“万物秋霜能坏色”的肃杀环境，或凌空搏击，或大漠奔驰，反倒益发显露精锐之气，因而也最能代表一种深刻的、不变的、本能的生命强力，这就难怪苍鹰、骏马意象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奔赴诗人笔下了。

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

——《学阮公体三首》其二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

——《始闻秋风》

“朔风”“老骥”“秋霜”“鸷禽”，两两相对，若合符契，相激相生，互为依托，在人们面前展示了多么苍劲雄阔的景象！马思边草而至于拳曲的鬃毛俱动，雕盼青云而至于惺忪的睡眼全开，这一“动”一“开”，不正因了那凛冽的秋气刺激并振起了它们的生命活力吗?“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生命活力的勃发，全在于这一“感”一“激”，唯其有感，故而能激；唯其被激，故所感愈深。前人谓其“寓悼望于秋风，英气勃发，笔力雄健”（《唐诗三百首续选》），诚然。翻阅刘集，类似的诗句幅凑眼前：“鹰至感风候，霜余变林麓”（《步出武陵东亭临江寓望》）、“鸷鸟得秋气，法星悬火旻”（《早秋送台院杨侍御归朝》）、“边马萧萧鸣，边风满碛生。暗添弓箭力，半上鼓鼙声”（《边风行》）……在这里，鹰的勇猛、马的矫健，切合着诗人不甘潦倒、勇于奋争的自我形象。一方面，诗人将自我的生命意志寄寓于自然物候和苍鹰、骏马的意象中；另一方面，又借此已经人化了的自然和意象来更深一层地表现自己的渴望和追求。这种渴望和追求几乎贯穿了诗人的一生，即使在他已脱离谪籍、步入花甲之年的时候，也未稍减。在那篇作于会昌元年（841）亦即诗人卒前一年的《秋声赋》里，刘禹锡再次以鹰、马为喻，抒发了自己一怀悲慨激切的耿耿秋情：

骥伏枥而已老，鹰在韝而有情。聆朔风而心动，盻天籁而神惊。力将痑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

这里流露的是意志的坚强，心灵的敏感，追求的执着。坚强的意志使诗人于行将就衰的孤独寂寞中仍能保持信念、保持美感，顽强地超拔于浊世；敏感的心灵使诗人时时具有一种强烈的、一触即发的创作冲动，将其内在的雄直之气抒发出来；而执着的追求更给予诗人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使他怀着“秋隼自能凌汗漫”（《乐天重寄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的壮志，在与大自然的紧密融合中，实现个体的同时也完成了族类的自由生命。

这是一种百折不挠、奋迅无比的精神，也是一种振衰起弊、摧枯拉朽的力量，它的终极根源，无疑在于苦难对诗人的压抑以及在此压抑下生命不肯屈服而顽强抗争的向上挣扎，正是在这种压抑与反压抑的碰撞中，在万死投荒的无数劫难中，生命力强化了，意志坚强了，情趣升华了，诗人成熟了，而由此导致的贬谪文学的内在意蕴也大大增值了。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饱含生命强力的、具有最高价值取向的悲剧精神。

这种精神同时源于中国民族深厚博大的文化精神的涵育。《周易·乾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颖达疏曰：“行者，运动之称；健者，强壮之名。”“天行健者，谓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强勉力，不有止息。”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富生命力和感召力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经原始儒家理论的自觉熔铸，更紧密地与个体人格的完善和内在心志的培养联系在一起，并作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代复一代地积淀在古代士人的心理深层，在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影响着他们的精神生活和价值选择。如果说，“天行健”在先民那里还只是对自然运行的泛指，那么，在面对强劲秋风、寥廓秋境的诗人这里，它便得到了具体化、形象化的落实；如果说，“君子以自强不息”对一般生活道路平坦、心性纤弱的文人来说，还没有展示其最大效力，那么，对饱经人生坎坷而又心性刚烈的俊杰之士来说，便发挥了它催人向上、顽强奋争的全部功用。刘禹锡精于《易》学，而且明确宣称：

愚独心有概焉，以为君子受乾阳健行之气，不可以息。苟吾位不足充吾道，是宜寄余术百艺以泄神用。其无暇日，与得位同。

——《答道州薛侍郎论方书书》

显而易见，诗人是以其全副身心去体悟行健不息之理，并将之融汇于自我生命之中去的。在《伤我马词》中，诗人径以病马象喻自己沉沦之生命，慷慨致辞：

生于碛砺善驰走，万里南来困丘阜。青菰寒菽非适口，病闻北风犹举首。

身虽被病，犹昂首嘶鸣，永恒地盼望着那塞北的大漠秋风，时时忘怀不了自己“所向无空阔”的凌厉本性，从本源上说，这不正是上述根深蒂固的行健不息精神的最好展现吗?是的，正是这种精神，以把握生命的肯定形式表现了生命曾经遭受过的否定内涵，以惜时重时的进取精神取代了悲时叹时的消极意绪，以自我生命活力与自然生命活力的深层契合相激相荡，为人们展示了一片新的驰骋天地，同时也为元和贬谪文学增添了一种富大声宏的苍茫悲壮、雄直劲健格调。

《二十四诗品》之《雄浑》有云：“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又《劲健》一品说道：“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郭绍虞注谓：“行神则劲气直达，绝无阻碍，故云如空；行气则硬语盘空，苍莽横亘，故云如虹。”“‘喻彼行健’，即天地亦可与之并立，如天地之终古不敝；这是劲的作用。‘是谓存雄’，则天地之存神造化，亦无不与之同功；这是真的存雄，同时又是健的作用。”由此可知，劲、健、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雄为健之所积，健中又充溢了劲力，而它们在本源意义上，又无不与行健不息的文化精神紧相关合，具有一种与大自然相互依存、并立同功的特点。刘禹锡作品的风格特征，似乎正当作如是观。

当然，刘禹锡这种悲壮劲健，与盛唐诗人同一风格相比，确实缺少了一些雄阔博大的气象，而多了一种崚嶒刚硬的骨力。这种差别，与时代精神和诗人遭际不无关联。简言之，盛唐精神蓬勃昂扬，积极进取，中唐精神则相对局促，进取中总有一种勉力为之的沉重之感；盛唐诗人于安史之乱前较少巨大的人生忧患，漫游、交友、饮酒、尚侠、纵横干谒、大漠立功，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生活经历，而中唐诗人尤其是大历诗人几乎都遭受过严酷的政治打击，生命的沉沦和心里的苦闷不能不使他们由外向的发越转为内向的聚敛，即使力大气雄如刘禹锡者虽能于总体的内敛中不时向外发越，但这发越也早已一扫人生少年时代那种纯感性的激情冲动和浮躁气息，而无形中增添了中年人所特有的成熟持重、深沉坚劲。由此影响到他作品的风格特征，便不能不表现出与盛唐诗人的同中之异来。

进一步说，不独刘禹锡如此，柳宗元、韩愈、元稹、白居易无不如此。陆时雍有言：“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敛也。”（《诗镜总论》）此论正确指出了盛、中唐文学的不同风貌，但原因却没有完全说准，相比之下，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的说法似乎更深刻一些：

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今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

所谓“气运”，指的就是基于社会盛衰变化而形成的不同的时代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美学风神。如果说这里所举的盛唐诗句代表着一种阔大广远、蓬勃开展的进取意向，晚唐诗句代表着一种孤寂冷清、中乏力度的萧瑟意向，那么，这里所举的中唐诗句岂不正是代表着一种嶙峋瘦劲、悲而不衰的坚韧意向?固然，就较广的范围论，自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材具也。”（《诗薮》外编卷四）“唐诗至元和间，天地精华，尽为发泄，或平，或奇，或高深，或雄直，旗鼓相当，各成壁垒”（《方南堂先生辍锻录》）。但若将范围稍予缩小，仅就元和贬谪文学论，则无论是韩愈、元稹等人充满痛苦怨愤的悲慨激切，还是柳宗元描写山水以寄孤愤的清冷峭厉，抑或是刘禹锡由悲伤而忧愤终至毅然奋起克服忧患的悲壮劲健，都与此嶙峋瘦劲、悲而不衰的坚韧意向大体一致。换言之，在这一意向里，深隐着贬谪诗人们人生的苦难和生命的抗争，深隐着他们从沉沦到奋起那艰难的心路历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元和贬谪文学诸多艺术特征和主体风格的形成，无不源于元和贬谪诗人命运的悲剧和克服悲剧的精神。

（原题“雄直劲健：刘禹锡诗文的风格主调”，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4期，收入本集有增删改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