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基本思路及研究方法

笔者以当代中国电影发展史为基本脉络，将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作为考察对象，在文学、电影学、美学、社会学、符号学和心理学的观照下，借鉴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进行梳理、总结，力求在中日关系语境下，通过“异国形象”来反观国人对日本认知变化的历程。具体书写中，努力做到在中国电影发展大历史环境下，考察日本人形象的存在及变化，也对典型电影单片的个性化文本分析有所观照，即宏观上把握，微观上求细。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代中国电影中日本人形象的梳理

首先，笔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和新世纪为限，将当代中国大陆电影分为三个部分：“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电影、新时期电影、新世纪电影。每一时期作为一章，而“鬼子”形象初现的民国电影，作为历史回顾和追溯在第一章中进行简要介绍。通过对当代以来大陆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的梳理、总结，认为当代大陆电影对日本人形象塑造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脸谱式的“鬼子”漫画，到区别对待的侵略者和友人，再到多元化塑造的日本人这样的过程。

笔者对大陆电影时间段限的划分与中国主流电影史的分期基本一致，只是电影史的研究更侧重对电影演进历程的关注，更显细致。而本著的分期则更注重把中国电影放在中国政治的大背景下考察其中的日本人形象变化。

第四章将以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南京大屠杀”为题材拍摄的电影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既包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侧重点的中国电影，也包括中国和外国合拍电影，并借用纯粹来自海外的第三方视角作为参照。对视角不同的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进行分析、对照，以探求对中国镜像映射下的“南京大屠杀”和其中日本人形象的客观性——灭绝人伦及惨无人道。

第五章对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进行梳理和归纳。大抵以时间为纵轴，将不同时期台湾电影人和香港电影人对日本认知以及对日本人形象塑造的特征和变化加以概括总结，并将其与大陆电影所塑日本人形象进行对比，认为：台湾不同于大陆和香港，因受日本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故与日本有着复杂的情感纠葛，并将此情感映射于电影镜像中；而香港电影对日本人的形塑则与大陆电影相似，只是香港电影市场更钟情于武侠片和黑帮片，使更多的日本人置身于二者之中。

笔者一方面进行“点”的研究，即对电影单片进行文本分析、个案研究，探究中国电影对日本人形象的描摹；另一方面是对“面”的分析，即将某一时期、某一群体的日本人形象塑造从历史宏观的角度进行梳理。

（二）在中日关系语境下对当代中国电影中日本人形象成因进行深度分析

这也是本书所要着重研究探讨的一个问题，吉尔特·霍夫斯塔德曾说过：“人人都从某个文化居室的窗后观看世界，人人都倾向于视异国人为特殊，而以本国的特征为圭臬。遗憾的是，在文化领域中，没有一个可以奉为正统的立场。”^[16]无论是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还是电影人的电影制作，都很难摆脱以本国文化为中心的立场，所以电影主体创作的银幕形象会带着一定程度的“本国思想”和“自我意识”，而中国电影人的这些“本国思想”和“自我意识”则随着历史的演进、文化的变革、社会发展以及中日关系的冷暖变化而不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这些变化对于电影中日本人形象的塑造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书将在中日关系语境下对当代中国电影中日本人形象的成因予以剖析。

研究方法上，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进行研究。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范畴内，“形象”，即“异国形象”，就是对某国、某民族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的研究。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因其发展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导致文化差异巨大，异域风情的存在促使各国的文学、文化研究和传播者都以猎奇的心理去幻想、捕捉、创作“异国形象”，而绝非再现。这其中必然存在的偏见、曲解、误读，都会造成异国形象“失真”甚至“模式化”，而形象学就是研究、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国著名形象学学者让-马克·莫哈在《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中指出：“文学形象学的定义是研究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异国。它有主要的两个研究方向：一是研究‘游记这些原始材料’；但主要还是研究‘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或直接描绘异国或涉及，或多或少模式化了的对一个异国的总体认识’。”^[17]

笔者也正是用比较文学形象学来进行研究的。其适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源自文学和电影的“近亲”及“联姻”关系，另一方面，影视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力图从历史与现实、虚构与写实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在研究过程中，将遵循由个体到一般的事物发展规律，在对典型的涉日电影进行细致解读、文本分析基础上，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电影本身和影响形象构建的其他因素，将电影放在中日关系语境中进行评价、研究，以历史发展演进为纵轴，对“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进行统观性的归纳、总结。

异国形象的研究也是对文化交流的研究，其根本目的又在于文化利用。正如巴柔所言：“这里确实是要把文学的思考纳入一种总体分析中，是对特定社会中的一种或多种文化的总体分析。”^[18]无论是文学，还是音乐、电影等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对日本人形象研究中，都存在两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文化事实——艺术表现下的日本人形象和从日本人形象上折射出的自我意识。二者关系的变化决定了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异国形象的变化与自我意识的变化背后所反映的本质内容是两种文化相互作用时的影响关系。因此，以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为研究对象，以此考察异国形象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交流的信息和规律，对正确认知他者、认知自我、认知历史以及认知现在都有所帮助，对促进两国今后的文化交流都有着重要的现实作用。

---

[1]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2] [日]伊藤虎丸、刘柏青、金训敏合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3页。日文原题为《昭和の文学の中国像》，“中国像”，亦中国面貌或中国形象。

[3] [日]伊藤虎丸、刘柏青、金训敏合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3页。日文原题为《昭和の文学の中国像》，“中国像”，亦中国面貌或中国形象。

[4] 该论文以《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为名，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5] 马宁：《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

[6] 徐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日本研究》1995年第3期。

[7] “套话”是法语“stéréotype”的汉译，也有学者将其译为“刻板印象”在形象学中，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时间的反复使用，用来描写异国异族人的约定俗成的词组，“刻板描述”省略了推理过程，是在民族心理定式推动下形成的。法国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中指出“刻板描述被视作形象的一种形态，甚至是漫画了的形态”。

[8] 乔晓英：《镜像与想象：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研究（1930—2010）》，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9] 戴德刚：《新时期大陆电影中的外国人形象》，《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0] 刘翠霞：《从后殖民记忆到后殖民想象——台湾电影中的日本书写》，《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11] 刘翠霞：《从后殖民记忆到后殖民想象——台湾电影中的日本书写》，《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12] 赵春：《台湾电影中的日本情结》，《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3] 刘文：《后殖民主义的书写——试论台湾电影的后殖民色彩》，《艺术世界》2014年第7期。

[14] 齐隆壬：《台湾电影中的日本殖民记忆》，李天铎编《当代华语电影论述》，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15] 庄佳颖：《寻找失落的恋人——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印象》，《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14年第6期。

[16]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

[17] [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18]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