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综述

我国学界对中国影视作品“异国形象”的自觉研究起步较晚，此前学界对形象学的研究较少将研究视阈投向影视作品，更多关注的是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研究。

一直以来，电影和文学就有着无须言说的紧密联系，尽管是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两者却一直存在“同族”抑或“联姻”的关系，很多时候电影的创作都离不开文学家的参与，而更多时候电影脚本的母本就是文学作品。无论是文学家的直接创作还是电影化改编，都表明二者与现实世界的密切联系，也揭示了二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研究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不得不提及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研究，且中国电影关于日本人的形象塑造与文学中的写作描摹也十分相似，并以强大的影像化扩散的方式反作用于文学传播。

关于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北京师范大学张哲俊以《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为题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4]，吉林大学马宁以《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日本形象研究》为题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5]，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所徐冰教授撰写的论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6]。他们分别以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文学的观点，对各自选取的研究时间段限内文学作品里的日本人形象进行细致、深度梳理。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一文中，张哲俊以日本人形象演进和发展为线索，采用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及其形成原因做了细致的梳理、阐释。该博士学位论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日本人形象的系统梳理，指出在唐代前，日本人先是以“仙姿仙态”出现，然后以兽类形象出现，从唐代开始，再逐渐转变为人类形象，而到了元代，日本人甚至成为“人类形象的理想化”。作者也指出，这种形象变化和演进，即为中国人“想象”变化的过程。清代以前，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主要基于对日本的想象，彼时，尽管中国对日本也有一定了解，但毕竟真正踏上过这个“蕞尔三岛”的中国人凤毛麟角，所以关于日本，想象大于亲眼所见。而这种想象背后蕴藏的则是中日政治与文化交流的演变，当然也取决于中国文化自身观察事物方式的变化。清代以来，特别是晚清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东渡扶桑，对日本生活有了切身体验，使得晚清文学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不同于以往的文学描述——来自异国体验的认知代替了凭空的臆想。较之前的简单记述而言，此时中国文学对日本社会的描写更加完整，日本人形象也更加鲜明，不再是盲人摸象般的片面描述，有了宏观感受和微观体验的结合。但是，历史总是戏剧性的不断重复，文学史亦是如此。在晚清文学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又悄然变为唐代以前的“兽类”形象，但与唐代以前有所不同的是，晚清的“兽类”形象已不再是中国文人的想象，而是源自在日本的亲身经历和生活体悟，是真实客观的描述。

张哲俊将古代文学中的诗文、诗画、民间小说等各种文体中的日本人形象都作为研究对象，涉猎范围十分之广，掌握大量古代文学一手资料，以历史时代为主线，脉络清晰，分析透彻。该博士学位论文运用史料阐述出“客观真实的日本人形象”，从而全面地展现中日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并试图发现映射于中国人笔下的日本人形象与日本人实际形象的偏差。在框架构筑上所采用的以历史时代为纵轴的清晰思路，以及着眼全局、高屋建瓴的视角，为这一领域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

马宁的《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日本形象研究》以中国现代文学30年中日关系发生剧变的两件大事——“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为界，分为上、中、下三编，对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日本人形象”进行梳理、总结。论文将日本人形象与中国作家的日本体验、中日两国关系的变化相联系，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审视中国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总结出中国现代小说中日本人形象的两大阶段——“九一八”事变前，主要研究的文本集中于“留学生文学”，强调的重点是“弱国自觉”和“大国意识”；“九一八”事变后，这一时期的日本题材小说可称为“敌国文学”，其突出特点是“被侵略国的尊严”与“人类情怀”。尤其是“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多了沦陷区与日本侵略者零距离接触的生活经验以及战区与日本侵略者不断作战的斗争经验，这些被迫发生的人生体验已经渗透于整个民族，成为全民族共同的民族体验。文学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也变得更加层次分明、角度多元。该博论上中下三编都相对独立，以中国现代不同阶段涉日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为研究重心，对其中的日本人形象进行不同类型范畴的总结：日本的国家形象、男性形象、女性形象、士兵形象、军官形象等。这种从微观着眼，以求深度和精细化发掘的写作手法，与作者流畅的语言相得益彰。

徐冰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把研究对象所处年代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8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后期到1995年两部分。作者在文章开端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80年代初期的涉日文学作品主要以抗战题材为主，以反映英勇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为主旨，而日本人形象在作品中处于歌颂方的对立面，系附属形象，这一时期中国大陆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具有模式化特征——“或者狡猾诡诈，或者愚蠢凶残，似乎常常不堪一击，中国人几场埋伏，一阵冲锋，就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文章同时也揭示了这种描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对解释抗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残酷性是无益的。同时作者还用较多笔墨着重对“模式”之外的一部作品——青年作家邓贤的《大国之魂》进行分析，指出《大国之魂》注重史料，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滇缅战场上中日军队之间的血战，较为真实地再现了一场气势恢宏的民族大搏斗，讴歌了中国人民在国运悬于一线之时英勇抗战的民族之魂，同时还对作为中国强大对手的日本的民族精神做以记述，对日本民族性格的本质、尚武思想和军国主义等都有一定深度的揭示。

文章的第二部分指出，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日本题材文学作品主要是对留日学生在日本生活的体验所形成的日本情结的表现，以《风从东方来》为例，指出中日之间的民族文化差异和日本民族忠诚、勤劳、聪明和富于牺牲精神的品格以及那些令中国人不解、不悦、不快的精神气质。文章对日本人形象的模式化以及模式之外“失控”部分的分析，对此类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此外，兰州大学的张志彪以《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为题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把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对日本人形象进行分析。博论共设五章，开篇先用较大篇幅对比较文学形象学进行概述，较详细地对形象学研究中的跨学科性、投射性和互动性等特征进行了讨论。第二章“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作者从“地理”“方物”“风俗”“人物”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进行描摹、分析。第三章“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是全文重点，作者从影响现当代中国文学中日本人形象塑造的因素着手，讨论了“自然景物”“现代化都市”“日本男性”“日本女性”“日本军人”等日本人形象，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详细描述了日本人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生成及发展变化情况。以最具代表性的日本军人形象为例，此文归纳出日本军人形象的变化过程：由残暴的人类形象转化为残暴的非人类形象。而非人类形象又经历从战争机器转化为“兽类”，再转化为“魔鬼”，最后形成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套话”^[7]，即“日本鬼子”。第四章研究“从‘夷’到‘他者’的转变”，认为在中国人的集体想象中，中国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被视为文化中央与未开化的文化边缘的关系，对异族异国的形象描述用鄙视性的“夷”来概括。近代以后，随着西方“他者”形象的出场，日本的“脱亚入欧”“华夷秩序”逐渐崩溃。由“夷”到“他者”的转变，反映出中国在与日本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双方文化关系的变化——由中国向日本的单方面输出、日本的绝对输入，到后来的相互输出、输入的互动。第五章则从社会语境对异国形象形成影响的角度，对时代背景进行阐释。文章选取的研究年代跨度很大，视野也比较宏观，多采取综括式的写法，体现了宽阔的研究视阈，但是也正因如此，使得整个文章在深度挖掘上还存在一些遗憾。第三章是关于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日本军人形象变化过程的梳理，及对形象变化过程的影响因素的阐释，对笔者的写作和研究起到了启发作用。

上述文献均是对中国文学中日本人形象的研究。而关于中国影视作品中日本人形象的系统研究还较少。但是随着近年来中日关系的复杂变化和国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的关注，以及涉日题材影视作品的不断增多，开始有学者把研究笔触指向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但是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系统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偶然查到专著一部——四川师范大学乔晓英老师所著《镜像与想象：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研究（1930—2010）》^[8]。由于未能找到该著文本，遂几经周折最终联系到作者，就此题探讨求教，并获得赠书，阅读后较深受启发。由于该著作者的学缘结构一直紧紧围绕电影学，所以对影片创作的主体机构——电影制片厂、电影公司、中国电影管理和审查机构、中国电影政策等对电影形象构建影响的研究非常独到细致，是笔者目前水平所不能及，对笔者论文的写作也起到了提示性作用。该著在研究方法上，与本书有所不同，其写作手法和着眼点更侧重于对电影史料的搜集整理，且做到细致翔实，而本书则注重对文本分析和社会语境的把握；研究范畴上，该著对“中国电影”的所指，即为中国大陆电影，而本书试图将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纳入中国电影进行研究。

现有的研究成果中，还可见几篇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把中国大陆影视剧中的日本人形象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对象中的一部分，分别为2014年郑州大学陈冉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战影视剧中日本军人形象演变及其传播价值观转变》、2012年南京大学朱冰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电影电视剧中的日本人形象——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视角》、2013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薛萍的硕士学位论文《电影中的政治经济倾向——以当代中国电影对日本人形象再现的民族性回归为例》、2013年西南大学娄洁的硕士学位论文《建国以来中国战争电影中的外国人形象研究》、2014年辽宁大学张宛初的硕士学位论文《建国后中国大陆电影中的外国人形象研究》和戴德刚的《新时期大陆电影中的外国人形象》^[9]，这些研究大多采用了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对“日本人形象的构建”有所提及。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台湾电影中的涉日元素开始关注。例如，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博士后刘翠霞所撰《从后殖民记忆到后殖民想象——台湾电影中的日本书写》^[10]一文中，以时间为线索，从早期李行、丁善玺等老一代电影创作者宣扬民族大义、内容单一集中的抗日影片，到20世纪80—90年代新电影主将们对殖民经验的多元化写作，再到21世纪以来一些立场偏颇的关于后殖民暧昧的影片进行梳理比较，把台湾的电影叙事与台湾社会历史之间形成的“互文性”微妙关系呈现出来。指出“对台湾电影中的日本‘书写’方式的研究，实际上超越了电影学范畴，具有更广泛的文化学和社会学的意义”^[11]。还有南京师范大学的赵春撰写的《台湾电影中的日本情结》^[12]，兰州大学文学院的刘文撰写的《后殖民主义的书写——试论台湾电影的后殖民色彩》^[13]等文章都对台湾电影中的日本书写做了分析和研究。

台湾学者也不乏对台湾电影中日本元素的研究，其中齐隆壬的《台湾电影中的日本殖民记忆》^[14]从台湾殖民历史谈起，结合20世纪90年代上映的《无言的山丘》和《戏梦人生》两部电影，把台湾电影中所见的日本人形象放在殖民历史的背景中，进行对照、分析，把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期间的侵略事实和殖民时代台湾社会生存状态进行了有意识的整理呈现。另有庄佳颖的《寻找失落的恋人——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印象》^[15]，以2008年上映的两部卖座电影《海角七号》和《一八九五》为例，对台湾电影所构建的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行探讨，并总结出台湾的日本认同。

以上所述，是近年来和本课题有直接关联或者间接影响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日本人形象的关注有所升温，研究笔触也更多地指向电影中的日本人。但是将中国大陆电影、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在内的“中国电影”作为日本人形象研究载体的系统研究尚未见到。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一部分，对于中国电影史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它们和大陆电影生自同根，却因为发展环境和土壤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的特征。尤其台湾电影，由于漫长的日本殖民历史给台湾社会带来巨大影响，台湾几代人对日本的认识和情感的复杂性在台湾电影中都有所体现，因此，其中的日本人形象更是值得探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文学、艺术都随之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也是中国电影的又一起点。笔者从文学和电影的视角，把当代以来，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电影放在历史的视阈内，对其中的日本人形象进行研究，为推进中国电影的异国形象研究尽自己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