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选题意义

一　现实意义

就现实意义而言，我国信息技术制造业在全世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一个信息技术制造业大国，但并不是一个信息技术制造业强国，信息技术的高端领域仍然掌握在外国企业的手中，并且这些技术壁垒并未有放松之势，例如，我国推出的手机无线通信标准和无线局域网安全标准在国际电联的评审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便是有力证据。我国提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战略规划，将信息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信息技术制造业是这一战略目标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这一物质基础的主导权的缺失使得我国除仅在产业下游的低端就业容量等方面有所收获外，很难得到更多份额。随着世界信息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制造业在低端生产方面有着逐渐被机器人生产替代的趋势[4]，这使得其作为吸收低端就业容量的功能也会逐渐消失。

所以，在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下，尽早探索并理清信息技术制造业中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相互作用，降低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不利效应，提高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效率和质量，帮助提高内资在信息技术制造业的实质话语权，逐步实现其对信息技术制造业上游关键环节的掌控，将极大地促进我国进一步挖掘信息技术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改善高端技术领域长期被“卡脖子”的现状。同时，信息技术制造业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即便在外资主导的情况下也会对通过广泛的适应性和高渗透力促进其他产业的升级和发展，间接提高生产要素品质，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和质量，这已在学术界以及整个社会形成广泛共识。如果我国能够进一步实现对信息技术制造业的主导权，将能够更好地提高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用质量，使其释放出更多的收益进入我国经济体，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进一步深层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是将绝大多数收益汇出我国。

二　理论意义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挤出”效应的问题，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对国内投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的问题，在国内外已有较多研究，但这些研究或者从宏观角度和针对少数跨国企业的微观角度展开，在中观层面，即产业层面的研究不多见，尤其将我国信息技术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置入宏观经济环境中的相关研究和成果也不常见。而本书通过构建纳入外国直接投资因素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模拟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然后在这一宏观环境中，通过设定不同的环境冲击或者政策变量来观察和研究信息技术制造业中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对国内投资企业的各种“溢出”作用，则显得具有一定的理论探索和创新意义。

另外，在CGE模型的相关研究中，由于多种原因，将外国直接投资以及东道国的外资企业经济活动显性地纳入模型中的相关成果并不多见，应用于我国的相关成果也鲜见，本书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尝试和努力将进一步丰富这一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