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误区

自然科学事实和社会科学事实的混淆引发了许多经济学争议，也误导了经济学的中心议题。20世纪的中央计划经济试验也与这种混淆存在密切联系。厘清两类事实需要我们深入理解“意向性”这一生物—文化协同演化中涌现出来的新特征。

没有理性能力的人，就没有社会科学。但问人是不是可以等同于给定的数据？这一问题针对目前主流经济学中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已经存在）即：把一切经验现象都倾向于数据化，市场被（不当地）简约成关于价格的数据信息、决策个体被简约成给定的偏好数据、效率被简约成约束条件下给定最大化的实现，等等。[1]在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思维模式下，恰恰如此才是科学的处理方式。相反，那种从个体和个体的行为出发构建的模型，由于其内在的不确定性、不便数学处理等特征，被认为是应尽可能避免。实际上，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思潮对于20世纪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要求研究对象的“去人化”（de－personification），其具体表现也就是把一切事物尽可能简约成可处理数据。萨缪尔森就是因为试图系统性地贯彻这样一个原则而写出了他的《经济分析基础》。[2]基于这种“去人化”要求，个体动机、个体的自由意志这些东西都是不可以纳入经济学分析范畴的，经济学的目的因此也不是通常理解的从个体动机和行为规则出发去认识和理解经济现象，而只能是客观地描述有关经验现象之间的关系。哈耶克（1991∶61）对此不无担忧，“一种物质科学逐步消灭所有‘具有人的特点的’解释的趋势，（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意味着我们处理人的问题时也不得使用‘具有人的特点的’方法吗？”

我们有必要反思经济学中只看数据不看人的“科学”偏好，更一般地，我们讨论自然科学的事实和社会科学的事实本质上的区别在哪里，以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否可以照搬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我们将用经济学中的一些例子表明，这种“科学的”偏好由于忘却了人、忘却了社会科学事实的主体间性、忘却了主体间的联系、互动、相互沟通和借助于语言，它不仅无助于我们对于很多司空见惯的经济现象的认识，更严重的是它会在科学—实证的面目下误导经济政策制定。

如果社会科学的事实根本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事实，那么自然科学的方法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用以分析经济社会现象？首先是哈耶克（1991∶55）明确地警告“当自然科学家急于将其专业思维习惯应用于考虑社会问题时，却常常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灾难性后果”。哈耶克在这个问题上思考得更为周密和细致以后，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提出措辞更加严厉的警告，“（对自然科学方法）大为着迷，马上模仿他们的教义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在大约120年的时间里，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的抱负虽然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却贡献甚微。它不断给社会科学的工作造成混乱，使其失去信誉”（哈耶克，2003a∶4）。[3]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滥用自然科学方法的作风被哈耶克称为“工程学思维类型”，或通俗地说就是工程技术思维模式。这种工程技术思维模式处理没有互动特征的客体，并假定一项工程客观上存在一个唯一的最优化解决方案。

柏林做出了哈耶克类似的思考并就方法的滥用提出警告。柏林认为自然科学研究适用于基于一元论假设的情形，而恰恰是那种一元论假设作为社会科学的前提预设与20世纪诸多灾难脱不了干系。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元论基于三个命题（伯林，2009∶28）：命题一，所有真正的命题都只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其他答案都是错的。命题二，这些答案在原则上可知的，找出这些正确答案的方法一定在那儿。答案是否有人知道，实际上有无可能知道是另一回事。命题三，所有正确答案必定毫无例外地彼此兼容。因为一个真理不可能和另一个真理相互矛盾，一切正确答案都体现或依据于真理，因此答案无论是关于事实还是价值，永远都不可能自相矛盾。

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模仿最常见的是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学派主张的研究方法，对此哈耶克和许茨（Alfred Schutz）等都予以拒斥。许茨（2011∶61）指出，严格采用已经在自然科学中取得了成功的各种概念原则和理论构造就会导致社会实在的可靠知识，这种假定是前后矛盾的。用行为主义方法研究社会实在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东西。自然科学的事实和社会实在具有根本区别，社会科学的事实都是经过“预先选择和预先解释”过的，说明社会实在的理论必须发展各种特殊的、与自然科学无关的方法手段。

一切社会现象都有自然属性，但是其非自然属性（如哈耶克所谓“具有人的特点”的那些属性）才是其核心属性，如果由强调前者而导出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应当贯彻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去，就形成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谬误。例如，我们不会强调语言的声波特征，而是关注加载在声波上的“意义”；我们也不会强调价格信号的绝对数字特征，而是关注相对价格体系反映的行为者偏好、技术状况和资源稀缺度。

模型是对真实世界的缩微描述或理想化描述。在科学研究中，有各种各样类型的模型，按照桑塔菲研究院复杂性与系统科学家约翰·L.卡斯蒂的分类，共有四种类型，它们分别是实际经验模型、逻辑模型、数学兼计算模型（或简称数学模型）、理论模型。这些模型按照其应有方式又可以划分为三大类：解释模型、预测模型和规范模型（或控制模型）（卡斯蒂，1998∶13—21）。其中，实际经验模型是现实的实体材料的表示，它抽取现实真实世界某些特征或者理想化真实世界某些特征。如飞机风洞试验模型、汽车模型、房屋模型。在经济学中某些博弈论试验可以视为实际经验模型，例如检验经济学行为假设的最后通牒博弈模型。逻辑模型则于符号而非物理实体的模型，将意义赋予形式化句法结构的规则，展示形式化的公理系统。如欧几里得几何的形式化公理中的模型、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均属于此类。数学（兼计算）模型利用抽象数学符号对物理系统的表示，如牛顿的质点运动方程；物理学中的理想气体定律。经济学中没有类似的模型，因为经济学中的事实就其主要属性不是物理化学事实，相关规律不是一个抽象质点的规律，也不是大数目类似布朗运动粒子运动呈现出来的统计规律。理论模型是对于真实世界的符号表示，是一种想象的结构或过程，通常用类比相似的过程或结构出现，目的是解释所观察到现象的一种模型，如玻尔的太阳系原子模型。在经济学中有这样的类似物就是费雪的货币量方程式MV=PT；新古典范式中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以及后来对瓦尔拉斯模型精练化并对一般均衡存在性给予数学证明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其中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达到最大化，市场得以出清，出清的一组价格即为均衡价格（瓦尔拉斯价格）；宏观经济学中投入产出模型；生物学中的达尔文进化论；语言学中的语言进化模型。

经济学因其所研究对象和构成事实的性质，其建模的恰当定位是理论模型—解释模型，如表2－1所示。因为“社会科学的事实”的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本身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如经济学主要适用“理论模型—解释模型”组合，其他模型组合更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将其他模型组合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可能存在方法滥用的危险。例如，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支撑就需要理论模型—规范（控制）模型组合。许多适得其反的宏观经济政策（典型的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模型也是理论模型—规范（控制）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