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央革命根据地苏维埃以党代政现象探析

中共党史学界普遍对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成就给以高度评价。由于经验欠缺和建政短促等原因，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建设始终差强人意，其实际面貌远远无法达到建政者最初的行政设计要求。因此，对这一问题做出一定研究有助于党史学界增加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问题的学术认知。本节对中央苏区苏维埃建设中突出的以党代政现象做初步探讨。

一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苏维埃建政设计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阶段最早的革命政权形式是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这是从大革命时期的工农会向苏维埃政权过渡的形式。但是具体如何转化，各地共产党人在各自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因而建政情况莫衷一是。

1930年8月，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专门下发《苏维埃建立条例》，以规范苏维埃运动中的建政行为。条例体现了苏维埃运动的群众路线原则，强调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应该遵循自下而上的法律程序，充分发动群众以体现民意。苏维埃建立的第一步是先建立一个临时革命政权。“当城市与乡村的劳苦群众武装进攻压迫阶级的时候，或者当红军占领某地之前，必须在这些村镇与城市之中组织起临时革命政府。这一临时革命政权，必须在事前由当地的党部及可靠的党外群众领袖三人至五人组成，名为革命委员会。”该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领导暴动，在军事上动员革命的力量，来歼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枪械”，即完成武装推翻反动政权，为革命政权苏维埃的建立奠定基础。由革命委员会向苏维埃的过渡是通过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代表的选举来实现的。条例规定“苏维埃政权胜利之后，革命委员会应当按照军事环境而由下层选举重新改组”。这意味着革命委员会在暴动胜利后即已完成其使命，从而否定了其向苏维埃直接转化的天然权利。条例规定苏维埃选举“无论如何保障苏维埃的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以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苏维埃的本意为代表大会，因而其执行机构执行委员会才是通常理解的掌握行政权力的政府。这可从“在苏维埃之下组织各种委员会选举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小城市（县）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应按照代表人数的多少组成之，并选出三人至五人的常务委员会”看出。

除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外，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还强调所谓集中化，试图消除土地革命以来各地政权建设无章可循、各自为政的现象。所谓集中化是指由村级苏维埃开始，逐级向上选派代表组织上一级苏维埃，由村而区而县直至省苏维埃大会，最终“为准备苏维埃的版图再进一步的扩大起见召集苏维埃省份的成立大会以建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可见，所谓苏维埃的集中化其实是中央集权化，只不过与传统中国专制政治相比，苏维埃的中央集权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民意基础支持。

最后条例希望党不是通过直接代替苏维埃，而是通过苏维埃当中的党团来实现对苏维埃的领导。条例规定：“党必须经过党团使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组织一致，帮助苏维埃与反革命奋斗与建立巩固的苏维埃统治；在苏维埃之中的党员必须组织党团，受当地的党部指导。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首创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114]

在另一份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产国际再次强调苏维埃的充分民意：“必须彻底实行苏维埃的民主制，这就是保证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机关是完全选举出来的。”^[115]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在给各地党部和红军关于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信中要求各苏区“在召集一苏大的工作中，必须与各地的苏维埃改选运动联系起来，尤其要先有下级苏维埃的改选与真正群众选出来的代表，然后这一中央临时政权与各区政权的建立才是真正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权”^[116]。

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对中国苏维埃政权组织的规定，其基本精神是强调群众意志的主导作用。党对苏维埃的领导不是居高临下，而是表现为组织与扶持的辅助作用，由里及表地体现。这种设计一方面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榜样的苏联政治制度的翻版；另一方面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亦是纠正南京国民党当局党国体制的努力，以提高苏维埃革命的政治吸引力。特别是群众路线的贯彻更是在革命战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名义动员群众的有力武器。

二 中央苏区苏维埃的以党代政现象

但是苏维埃运动中苏维埃建设的实际面貌，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设计存在较为严重的偏差。不仅群众路线未能充分贯彻，而且党对苏维埃的领导被简单化为以党代政现象。在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中央苏区的两个组成区域赣西南和闽西苏区，以党代政现象均十分严重。1930年7月，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刘作抚给中央的报告首先指出：“赣西南各级政府的代表会议没有形成。”由于代表会议形同虚设，“什么事都建立秘书长身上”，而秘书长又处处听命于特委，结果“好多事情都由特委决定，由政府执行，有时由特委就执行了，政府不过名义而已”。理论上应该由苏维埃党团体现党的领导的模式便因此扭曲为以党代政。由于苏维埃内党团不健全，“所以好多事情都由各级党部解决，由政府会议决议通过执行”。党部代行政府职责有时到了荒唐的地步，“使群众认识党部不认识政府，这因为过去各级党部大多数是好的同志终不愿意分配到政府里去工作，纵然分配到政府里去过，都是受处分的，所以及后派好的同志到政府里去工作就觉得受处分”。因此群众对政府普遍缺乏亲近感，“并不认为是他们自己的政府，认为不过如象反动统治过去设的什么一样”。刘作抚举例说他在安福县桑田乡问路，“问农民政府设在什么地方他不懂，结果他答应我是局设在某处才带我去”。他认为这是“对苏维埃宣传不够和代表会议没有建立起来的原因”。^[117]到次年情况仍无改观。一方面，由于“许多地方的政权机关都混进了不少富农地主流氓AB团分子，而且有些富农流氓AB团把持着政权”，因此“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官僚化，脱离群众，土地革命不彻底，政府工作人员富农把持肥田，利用反富农斗争把中农贫农一样打”。总之，“群众的实际要求政府工作人员那是不过问的”。而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以至于到了“有些地方贫苦工农简直对政府不敢说话”的地步。另一方面，以党代政现象仍然严重，以至于“苏维埃好像是党公开活动的形式，苏维埃工作经常照转党的决定，这样就把政权机关群众意义抹煞了”。苏维埃因而缺乏必要权威，“现在一般的政府的经常不开会不计划工作，只是个把主席秘书在机关里发发信件招待来往行人，很少执行政府本身一切工作”。党包办苏维埃事务的另一后果便是行政系统中央集权意识的薄弱。“各级政府工作系统无法建立，形成各自为政的状态，下级政府不能经常向上级政府报告，上级政府也就不能指导下级工作。”既然缺乏群众监督，又无法实现上下级负责，只能造成“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官僚腐化现象”。^[118]毛泽东的兴国调查则反映了基层苏维埃的情况。区乡政府的通病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欢接近群众，而且贪污现象严重；没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与群众，拿了卖钱”；机关工作作风自由散漫，喜欢“调女子到政府办事”。最违背苏维埃宗旨的问题是“强奸民意。政府委员由少数人定了就是，代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119]

中央苏区另一区域闽西苏区的情况也不理想。闽西第一次党代会认识到：“政权组织最大的缺点是政权机关组织不健全，各部分很难起作用，因此客观上等于个人包办”。即便是名义上已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也“并没有建设真正的代表会议，仍然只是一个执行委员会。至于政权机关产生办法，大多数都由一哄而集的群众会选出，不是由于代表会议”。同时阶级路线的贯彻也不彻底，“政府委员成分固然大多是贫农阶级，亦有些为流氓所把持，另有一二处为地主所霸占”。^[120]苏维埃工作的上述不足也引起福建省委的关切。福建省委指示闽西特委要注意党、苏维埃与红军工作之间关系的平衡，批评他们“爱把干部调到红军中去，不自觉地把党和苏维埃的工作看轻了，交给能力比较差的人来负责”。^[121]

以上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前赣西南和闽西苏区苏维埃工作的表现，主要是由于苏区党组织对政权建设的意义认识不足，因此很容易形成以党代政的党包办苏维埃现象。苏维埃政府沦为党的传声筒和红军的后勤招待所。而这一现象又必然使理论上的代表大会制度沦为具文，造成群众与苏维埃政府的隔膜。正如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所分析的：“苏维埃政权虽然经过屡次改造，但还有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等混在苏维埃政权机关里，因此更失去了工农政权的阶级性。苏维埃政权的阶级统治作用的薄弱，政纲没有完全实行，政权的工作没有建立，从上而下的政权系统没有树立，而且党包办了政权工作，政权的基本组织根本没有成立，政权的组织和工作不是按照政权的形式，而是仿照群众团体的方式，并且又是一贯地命令群众，政权的威信很低，政权机关忙于办差、招待过路人、打路条等非政权的工作。”^[122]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苏区领导层试图扭转上述政权建设中背离群众路线和党的组织领导的倾向，使政权建设的落后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自全苏大会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自（1932年）一月份起，一方面执行全省苏维埃的选举运动，建立城市和乡村的代表会议制；在统一财政工作的带动下，各级苏维埃建立了上下级的关系，初步地建立了苏维埃的工作，中央政府和苏维埃在群众中的威信提高了，与群众的关系也较密切了，群众认识苏维埃是工农民主的政权了”。但是行政积弊的改变不可能朝令夕改，更何况是在险恶战争环境下的建设难免粗率。因此部分苏维埃特别是新开辟苏区的苏维埃“因土地革命尚未深入，广大的基本群众从未起来，在各级苏维埃的选举运动中又未能联系到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参加选举的群众并不热烈”，结果“异己分子还可钻进苏维埃来，甚至还发现了政府在豪绅地主操纵之下以钱来贿买工农来负乡苏主席之责”。党与苏维埃的关系仍不协调，“党内党外对苏维埃工作的雇佣观念特别浓厚，一般的是不吃苏维埃的饭就不作苏维埃的事的观念。而一切群众团体均系仰给于政府，均依赖政府吃饭”。^[123]

三 中央苏区苏维埃以党代政原因探析

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建设之所以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设计的轨迹相距如此遥远，反差如此强烈，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的产生方式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设计南辕北辙。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希望苏维埃的建立必须通过武装暴动即必须通过群众路线的贯彻，由下而上地建立革命政权。而领导暴动的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在暴动胜利后则必须在群众选举的基础上改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向苏维埃政权的过渡。作为代表大会的苏维埃必须逐级成立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并能够实现上级对下级的领导和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政权系统的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是在不破坏政权系统有效运转和体系完整的前提下，通过党团活动的方式实现的，其实质更像是扶持与帮助。因为政权设计者认识到不经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动员，苏维埃的建立有可能仅仅流于单纯的改朝换代，而最终失去群众对苏维埃运动的支持。

但是苏维埃运动的发展进程大大超出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愿望，他们期待的群众暴动的局面并没有普遍形成。“八七”会议制订的秋收暴动计划并未有效落实。鄂南秋收暴动等暴动的失败，证明他们过高估计了农民群众在大革命后继续参加土地革命的自觉性，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起义部队向井冈山的进军，则证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只能如毛泽东所言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不过这条道路却是一条自上而下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新路，与中共中央的意图正好相反。井冈山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甚至不是依靠党组织，而是依靠红军的帮助。这一模式被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移植到赣西南和闽西。由军队帮助建立苏维埃甚至党组织的动力，远远要强于当地党组织的原发力。1930年2月，毛泽东以红四军总前委的权威将湘赣、赣西和赣南三个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并且将之置于总前委领导之下，是军队帮助建立苏维埃模式的集中表现，并极大推进了赣西南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就是在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的群众祝捷大会上宣告成立的。因此如果说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必然选择，那么以红军为动力帮助建立苏维埃的自上而下建立政权的方式便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种方式在效率优先、立竿见影的同时，也由于群众动员方面的相对滞后而使苏维埃建设出现一系列问题。中央苏区一位领导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道：“江西苏维埃政权是靠红军建立的，在红军初到来时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来的大部分是些富农流氓分子，真正下层的工农群众最初不敢起来。”群众的态度自然是消极的，“苏维埃政权与群众的关系不好，许多苏维埃政权不但不能为群众谋利益，还要压迫群众，群众不认识苏维埃是自己的政权，不敢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群众基础薄弱的后果表现为政权职能的工具性。名义上各级政府的职能形同虚设，“经常工作只有帮助红军找夫子买粮食招待过路红军或政府人员放哨打路条等工作”，既不能代表群众利益，也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124]中央也严厉批评中央苏区：“苏大会至今未能开成，但又将工农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政权取消，而代之以军事组织，实际上党又包办一切，这使群众对政权的认识模糊不清，而不相信政权是自己的。”中央也认识到苏维埃的工具性问题：“各下级苏维埃仅成为办差机关”，特别是阶级路线贯彻不力，“各级政权机关仍多为地主残余富农商人所把持形成所谓办苏维埃的人”。中央的结论是十分尖锐的：“这一切都还存留着极浓厚的国民党工作方式的残余。”^[125]

由于对红军力量的过度依赖，部分地方党组织对是否建立苏维埃政权持保留态度。因为政权是在红军帮助下建立的，随红军胜败而兴废，群众的情绪容易随之波动。如赣西特委就对江西省委反映：“赣西南及边界群众因白色恐怖的影响，豪绅阶级的欺骗宣传，以及看见革命区域群众所受的痛苦，尤其是等待红军打平天下后再来安做苏维埃老百姓的心理。他们对于今天苏维埃明天后坍台的政府，实在觉得于他们没有实际利益。”所以赣西特委认为他们目前的任务，“只应尽量发动群众斗争，组织广大的群众团体，扩大和深入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在军事上割据区域至多成立革命委员会为临时政权机关，并利用这个力量自上而下同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准备过渡到建设苏维埃政权”。^[126]赣西特委的上述意见至少反映出以红军为主导力量建立苏维埃，客观上降低了地方党组织深入做群众工作的意义。

但是不能因为中央苏区苏维埃建设的上述缺憾而否定它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史上的重要地位。考虑到建政短促、战争环境险恶，特别是经验欠缺等客观因素，对共产党人在苏维埃建设上的表现不应过度苛求。如果因此而产生虚无主义的研究倾向，从而彻底否定苏维埃建设应有的历史价值，就更不足取。如有论者认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是一种打着反帝旗号的“自我殖民”。该论者称：“在现实的作为上选择马克思和列宁作为革命的精神导师，就象选择苏联革命经验作为中国革命的道路一样，都反映一个明显的价值偏好。这种反映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自我殖民，让去除半殖民的意图变得有点自我矛盾。”^[127]换言之，该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引进以至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扶持和影响等都是中国共产党“自我殖民”的表现，因而与他们反抗半殖民的帝国主义侵略相矛盾。其实，如果把一切民族间、文化共同体间的交流影响甚至冲突都引申为殖民，那整部世界史就尽是一部殖民史。该论者显然混淆了殖民主义概念在世界历史中的特定含义。更何况根据上述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在苏维埃建设问题上的轨迹基本背离了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理论设计。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落后局面恰恰是因为其贯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意志不够，反而体现出自身实践的特性。其实历史价值往往并不一定通过成功来获得，缺陷甚至失败或许可能更有先验指导意义。中央苏区苏维埃建设的缺憾便是如此。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政权建设上较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相对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