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夏目漱石的魅力

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观念都发生了极大转化，过去从理想出发的教育，逐渐变化成从事实出发的教育，他认为这种变化来自科学的发展，人们用科学的精神观察和研究社会，还有就是取消了等级制度等诸如此类的变化，引起现代人思想的变化。漱石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是以一个进步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他对禁锢思想的封建道德给予批评的同时也正视西方文明带来的弊端。1911年，漱石在和歌山的演讲《现代日本的开化》中指出，西洋的文明开化是内发的，而日本的文明开化是外发的、肤浅的，人们盲目地追赶西方，但其精髓并没有真正吸收，所以导致社会畸形发展，人们变得不安、浅薄、疲惫和绝望。这是漱石对日本社会现状的深刻洞察。《三四郎》和《从此以后》等作品就体现出他对这种境况下的日本前景的担忧，在日本人为日清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沉浸在国运上升的喜悦中时，漱石清醒地正视着日本的命运，如在《三四郎》中，广田先生毫不避讳地对三四郎说：“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而上升为一流强国，也无济于事。”“（日本）将会亡国呢”^[6]，他为盲目乐观和急于扩张的日本敲响了警钟。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是漱石文学的魅力之一。

夏目漱石的魅力还在于他独特的女性观。漱石文学中描写的女性缺少温柔，难以找出一个冰清玉洁的女性，这是读者和评论家们的共感。他作品中的女性，在恋爱或是生活方面，都有着积极主动和自由奔放的个性，如《虞美人草》中的藤尾、《三四郎》中的美祢子等，可以说她们才气焕发，相貌美丽，与传统女性形成鲜明对比，她们让人羡慕的同时也惹人反感；还如《使者》中的千代子、《行人》中的阿直、《明与暗》中的阿延等人物形象，都是他在实际生活中深切凝视和感受到的人物，她们把男性逼到痛苦的边缘，是令男性怀疑、恐惧的女性。《从此以后》中的三千代可以说是漱石塑造的最完美的女性，作者打破原有的对女性的成见，以肯定的、深怀激情的笔调描写出一位娴雅、聪明、勇敢和精神美的女性，她最能理解高等游民代助，指出“（代助）不寻常的逍遥自在带有厌世的成分”^[7]，她不仅是漱石文学也是日本近代文学中塑造出的最具魅力的女性形象。纵观夏目漱石文学，他根据自己对女性的认识，创造了三类不同的女性形象，即理想型、显恶型和觉醒型，体现了他在特定语境中对女性伦理道德的评判。尽管夏目漱石对女性有许多偏见，但在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方面，代表了时代的进步思想。夏目漱石的创作跳出了单一的平面描写模式，探求女性生存的意义，赋予了作品高层次的艺术品位，表现出作者独特的审美意识。

还有一个方面是人们无法回避的，那就是漱石创作中包含着大量的宗教思想。宗教文化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学素材，使其文学创作内容和主题的丰富博大凸显出来。日本有不少学者关注过这个问题，但在中国还鲜有涉及。漱石是一位无神论者，他热情追求自由思想，强烈讽刺宗教中的偶像崇拜和形式主义，并在小说中展开对宗教的理性批判，同时他又憧憬宗教的伦理要素和超越思想。作品中的“善恶观”、“罪感意识”、“恶的救赎”等宗教意识，包含了其深刻的宗教哲理，可以看出，他认为宗教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安身立命，而且也是突破个人的私我，达到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然的和谐。夏目漱石是日本少有的能把灵魂力量展示出来的伟大作家。他晚年践行自我反省意识和倡导“则天去私”观念，以期通过“去私”摆脱精神束缚，获得人格的自我完善，期望以此消解苦恼，约束日本近代社会的自私与贪婪。他主张以“则天去私”的理念滋养、丰富自己的心灵，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在没有爱的地方催生爱、播撒爱的种子，从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使其臻至和谐与快乐的理想境界。

漱石文学中体现出的现代思想和艺术技巧，在日本近代文坛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若是没有漱石这位作家，近代日本文学会黯然失色。他的文学理想是期望揭示生存之意义，而且还期望推动人们去追求有价值意义的人生。他的作品依然深受读者的喜爱，其显性化小说《哥儿》，简洁明快、脉络清晰，依然被广泛阅读；潜性化小说《心》，悲情感人，寓意深刻，亦深受年轻人喜爱。因为他作品的张力，特别是正义感和伦理感深深打动读者心灵。“在日本近代作家中，若要说出一位充分表现日本明治后诸问题的文学家的话，非漱石莫属。”^[8]他的作品就社会重大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对社会问题多视角的观察，对人物内心世界细致入微的刻画，都具有超前性，透视出明治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气息，贯穿明治始末的所有社会问题，在漱石的作品里都得以体现。面对文明开化后社会极度黑暗的现实，在这个苦恼者眼里，国家命运、国民道德、人的生存，成为他关注的首要问题。漱石文学表明：日本文明开化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正面，是虚妄的文明，特别是明治末期，政治上的专制统治，社会动荡，价值观混乱，战乱不断，生离死别，导致知识分子希望幻灭，精神压抑，悲观绝望，所以，“自我幽闭”是明治末期文坛的普遍现象，是知识分子悲观情绪的流露。漱石走出“自我幽闭”，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明治社会在吸收西方文化时出现的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例如，漱石在《心》中所描写的人物K，是具有“明治精神”的典型代表，因理想破灭而绝望自杀，作者在大正三年塑造这样一个艺术形象是为了唤起被幽闭的“明治精神”。漱石晚年自传体小说《路边草》，将日本经济的匮乏、价值沦丧和拜金风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主要是钱，如建三的姐夫离职后拿到一笔养老金，为了盘算几个利息，打算放高利贷，以致让建三感慨：“不合理的事，在这个世界上要多少有多少啊。”^[9]还有《明与暗》中“贫民的同情者”小林经常被警察跟踪。读漱石的作品倍感熟悉，就像审视我们的生存境况。目前在中国，虽然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但不时发生的事件、道德沦丧、拜金风气以及文坛的幽闭现象等，与百年前的日本非常相似。

王小波曾在《关于幽闭型小说》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不进步，生活不发展，也没有什么新思想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噩梦。这种噩梦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生活中感到烦躁时，就带有深刻的虚无感。这方面的例子，明清的笔记小说，张爱玲的小说也带有这种味道：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看当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这股味。”王小波说自己“不承认有牢不可破的囚笼，更不信有摆不脱的噩梦”，他的艺术见解是“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10]这和夏目漱石的文学理念完全契合，漱石文学就是走出幽闭、打破囚笼、摆脱噩梦的文学典范，他的文学作品是时代的缩影，是灌注他心灵生气的伟大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