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批评界对夏目漱石文学的阐释

夏目漱石熟练驾驭语言的能力，对人类本性的深刻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他独特的个性，尤其是他作品的丰富思想内涵，以及深刻性和创新性，是被广泛阅读的关键所在。漱石的作品不仅在日本拥有广泛的读者，而且在世界各国亦深受读者欢迎和学者重视。一个世纪以来，评论家对漱石文学不断重新解读，可谓久盛不衰，在日本至今还没有一个作家的研究胜过漱石。

日本漱石文学研究早期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主义作家系谱上的漱石论”，如正宗白鸟、田山花袋等，他们眼中的漱石文学是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含有“憎人厌世”等因素，批评其文学是“高等讲坛”，不过是陈旧的“劝善惩恶”文学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是“人文主义或者人格主义者系谱上的漱石论”，这是漱石弟子们关于其文学的共识，主要代表作有小宫丰隆的《漱石的艺术》与和辻哲郎的《先生其人及艺术》等，其后还有评论家唐木顺三的《漱石概观》以及泷泽克己的《漱石》。他们持有一个共同的论点，即漱石先生由“我执的苦恼”到“宗教意识”的探寻者，最后达到“则天去私”的境界。之后，文学评论家江藤淳的《漱石》和《漱石与时代》两部论著，完全抛开运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哲学的决定论、传记方法以及自然主义文学家们研究文学的尺度，运用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漱石文学进行了全新诠释，他认为漱石文学创作是他自身三个方面的艺术体现：（1）狂气；（2）（与登世嫂）私通的甜蜜追忆及罪恶感的二律背反；（3）立身出世荣耀的功名心，打破了漱石“则天去私”的“圣人”偶像，指出漱石是“爱之不可能”的证实者，而非求道者。但这只是江藤淳的个人观点，事实表明震撼心灵的漱石文学将与世长存，无论是有意无意的曲解都变得黯然无光。

日本学术界“三剑客”吉本隆明、柄谷行人和小森阳一对漱石文学做出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评价。吉本隆明在《漱石的主题》中指出，漱石作品尤其是后期作品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性，是普遍的人类共性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日本近代文明中知识分子不得不背负的“文明苦”的问题。柄谷行人在《漱石论集成》中，利用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来评价漱石文学，对漱石的哲学思想、存在问题做了彻底的梳理，全面把握漱石的文学思想。他指出漱石文学是“悲剧”性文学。漱石在两种文化体系下培养起来的复杂思想，使他在混乱无序的社会中很不合拍，其感受是敏感而独特的，这种“精神上的黑暗，或者说精神的地下室”是他苦闷的根源。如果一个人既不能像真正的宗教徒那样超越，又不能融入世俗，人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剩下的只能是痛苦。^[11]小森阳一的论著《读漱石》和《重读漱石》中对漱石文学的独特性解读也特别引人注目，他注重通过漱石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来探讨漱石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他借鉴西方女性批评的理论，对漱石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别具一格的阐释。佐藤泰正对于漱石的“文学与宗教”有过独到的探讨，认为漱石“则天去私”的本质与宗教相关。这些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对漱石的重新解读，带动了20世纪90年代漱石研究热。在漱石文学研究队伍中，有语言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和宗教家等等，每年有数千篇论文（含专著）出版。近年来，年轻学者对漱石文学研究亦取得了卓越成就，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展和深化，伦理道德、存在主义哲学、历史观、自传性解读、宗教思想和性别研究等，为我们的漱石文学研究提供了借鉴。

在中国，漱石文学的译介始于鲁迅和周作人。鲁迅非常欣赏他的作品，推崇他文学创作的“余裕说”和作品的幽默讽刺风格。20世纪80年代，刘振瀛主编的《日本近现代文学阅读与鉴赏》，何乃英出版了《漱石和他的小说》，李国栋出版了《漱石文学主脉研究》，这些著作对漱石文学的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以及其文学体现出的“真”、“善”、“美”等方面进行过探究。90年代以来，漱石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刘立善出版的《日本文学伦理意识——论近代作家爱的觉醒》，从爱情观角度，来透视日本近代作家关注自我价值的新意识，遗憾的是，这部论著不是漱石研究的专著，只有一章是专门论述漱石文学。1998年何少贤倾注了10年心血写了《日本现代文学巨匠——漱石》，他将漱石放到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的大背景中，系统研究漱石成为文艺理论家的过程，通过考察漱石文学理论与批评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漱石文学及其思想。李光贞的《夏目漱石小说研究》和张小玲的《夏目漱石与近代日本文化身份构建》，对漱石文学创作以及文化构建展开研究，揭示出漱石之于日本特色的文学近现代化之路的意义。

漱石是一位多元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本论著试图在多维视野中去研究，彰显其文学创作及其思想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首先通过漱石的文学理念、“存在”问题、女性观以及宗教观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以探求漱石文学中关于人的存在状况，诸如个人对人生的悲观、绝望、厌倦、恐惧心理和生存的虚无境地，揭示作者追求个性发展、倡导自由平等、弘扬人文精神等价值观重建的美好愿望。其次分析漱石的生命历程及作品中的叙事和人物形象，透析作者的宗教意识，诸如罪感意识、恶的救赎以及超越意识，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漱石的宗教态度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嬗变过程，内心呈现出极端的矛盾与痛苦，漱石文学展示出的宗教情结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他极力批判对神佛的偶像崇拜，又憧憬宗教的伦理要素和超越思想，真正地追问人的生存状况，希望从宗教中能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为我们揭示了宗教与人之生命关系的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实证和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漱石文学创作及其思想。基本思路是把漱石文学理论与创作结合起来，并通过与西方作家和同时代日本作家的比较来进行综合考察。在漱石文本材料的运用方面，囊括了其全部作品即：小说、随笔、汉诗和文学论著、演讲集，以及作者的大量信札。研究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把漱石文学创作放在东西方文化影响上去实证考察，把握漱石文学思想渊源，同时尽可能多地关注漱石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进而准确全面地把握漱石创作的本质特征，揭示其思想形成的必然性。第二，注重文本解读，用心去体味作者的思想。借用一段文字来说：“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12]

当今世界，价值观混乱，物欲横流，道德迷失，人的精神变得日渐紧张和焦虑。漱石文学思想对于突破生存困境，塑造崇高人格，提升社会道德具有积极意义。再过三年，是漱石逝世一百周年，对这位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作家的研究将会备受重视，期望本书能为丰富漱石文学研究提供可参考的资料，也期望漱石的文学创作，对中国作家的创作能有启发意义。重温经典作家的文学思想，对于穿越虚无守护诗意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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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夏目漱石：《梦十夜》，李振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2] [日]夏目漱石：《梦十夜》，李振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3] [日]佐藤泰正、吉本隆明：『漱石の主題』，春秋社1986年版，第56頁。

[4] [日]夏目漱石：《我是猫》，于雷译，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

[5] [法]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

[6] [日]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7] [日]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上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6页。

[8] [日]佐藤泰正、吉本隆明：『漱石の主題』，春秋社1986年版，第19頁。

[9] [日]夏目漱石：《心·路边草》，周大勇、柯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13页。

[10]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163页。

[11] [日]柄谷行人：『漱石論集成』，平凡社2001年版，第371頁。

[12] [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