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病毒与大叙事的解构

在“疾病”与“毒”之间，有两个意象较为特殊，一个是“病毒”，一个是“毒瘤”，二者似乎打破了“疾病”与“毒”之间的对抗关系，一方面属于疾病范畴，同时又表现出军事隐喻的特色。对此，我们尝试从“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之解构的角度作一浅析。

所谓“大叙事”，或“后设叙事”/“元叙事”（metanarrative），根据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的观点，自启蒙时期以降，科学求真精神和自由解放运动共形成了两套“知识合法化的宏大叙事”体系：其一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富于激进政治性且崇尚人文独立解放的思考模式；其二是以德国黑格尔（Friedrich Hegel，1770—1831）传统为代表的思辨真理，注重同一性和整体性价值[56]。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学科界限的模糊、后工业社会的兴起及资本化取得的突出成就，以实现“普遍”知识和“普遍”自由为目标的这两种主要叙事都失去了其可信性，再也不具权威，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一切大叙事深刻怀疑的“小叙事”（mini narrative），当小叙事得以勃兴之时，便揭开了后现代主义的序幕[57]。在利奥塔心目中，大叙事的实例除了启蒙运动所标举的人类解放思想，诸如基督教神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等一类宏大的理论皆是后现代思想直指的瓦解目标[58]。

洛夫诗所表达出的对大叙事的解构意识，集中体现在“病毒”这一隐喻的使用上。在《血的再版：悼亡母诗》有：

十年的心惊/为你换来十种绝症/齿摇，发落，视力半盲/气喘，盗汗/贫血，两腿中风/心脏衰弱/脑血管阻塞/据说，最后你乃死于/一种马克斯病毒[59]

洛夫的这首悼念亡母的作品附有一篇颇长的后记，其中写道：

……对我而言，哀恸的是，三十年前一别，只因一通简短的电话，母子即成永诀。……三十多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无不渴望早日国家统一，亲人团聚；……像我所遭遇的这种悲剧也就会继续下去。因此，我的哀恸也是千万中国人的哀恸，我为丧母流的泪也只是千万斛泪水中的一小滴；以小喻大，我个人的悲剧实际上已成为一种象征。[60]

在洛夫80年代的诗作中，“马克斯病毒”的所指，其实不难理解，应该说是诗人处于当时的国际局势、时代背景之下，对一己政治观念的私人化表述。“病毒”之意象在其他作品里也屡有出现，如：

他们把冒烟的七窍/一一密封/暂时存入隔离病毒的冰窖[61]

沉默/是金，是一种在内部造反的病毒/水蛭除了埋头吸血从不多言[62]

相较而言，这些作品除了暗含反叛大叙事的精神，同时也揭示出洛夫诗所强调的“病毒”意象具备的那种可怕的传染性，属于一种“瘟疫”式的隐喻[63]。瘟疫并非具体的某种疾病名称，而是泛指大规模的可怕的流行性急性传染病，因此“瘟疫”一词在各种语言中都几乎成了一个繁殖力和适应性很强的隐喻，可用来指天罚﹑祸患﹑烦恼等一切令人饱受折磨的灾难[64]。这一点可以从洛夫笔下“虱子”的意象得到证明。余凤高（1932—）《瘟疫的文化史》有一章《军营中的虱子》，书中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军营中瘟疫的起源与传播进行了剖析，指出体虱是战争中传播瘟疫的罪魁[65]。且看这一点在洛夫作品的显现：

我想起的却是那些凶年/洪水起义，蝗虫革命/一场大雪留下宇宙性的空白。想起/慈禧太后长长指甲里的藏垢/王公大臣发辫上爬行的虱子/八国联军统帅的胡子里点着一根雪茄/北京城就再也见不到炊烟/李鸿章有一口大号痰盂/……顿然觉得喉咙好痒/环顾四周，先生，你说/我胸中这口瘀血/该吐在中国的哪块土地上？[66]

沁园春。彭德怀身上的虱子全都饿死/十年浩劫。又一次上帝横蛮地干预历史[67]

在那/以呼万岁换取粮食的革命岁月中/我唯一遗留下来的是/一条缀了一百多个补丁/其中喂养了八百只虱子的棉袄/和一个伟大而带血腥味的信仰[68]

以上仅是对文学理论与诗歌文本的引证，就诗论诗，不再赘述。关于“毒瘤”的意象，我们将配合疾病的道德隐喻放在下一小节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