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康德的想象观

想象在西方主流传统中一直遭到非议，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想象的贬低可见一斑。主要原因是思想家们认为，想象与“非理性的激情”（irrational passion）联系在一起便会使理性认知难以预测﹑不可信赖。西方传统形上学崇尚在场和永恒在场的领域，不屑于不在场的东西上耗费精力，而直接感性（或知觉﹑直观）中的事物﹑概念﹑理念等等，都是在场的事物，想象却总要飞离在场，这当然在传统形上学观念下无立足之地，因而受到压制和怀疑[59]。直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以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为首的德国唯心论者那里才开始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想象被喻为一个从现实到理想的创造性转化过程[60]。西方哲学史上，康德的想象观几乎是最早打破柏拉图传统的尝试，他要面对的想象问题，主要不是在想象型塑形象﹑记忆唤回的能力，这种想象力康德称之为“再生的想象力”（reproductive imagination），与之前传统地将想象理解为联想的心理过程一般不二，无异于柏拉图的“影像—原本”（image—original）公式[61]。康德真正直面的想象问题在于想象的认识结构如何可能形构经验成为客观知识，如何可能同时具有创造性又保有知识上的合法地位。在《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第2版“客观演绎”中，康德提出了“创造的想象力”（productive imagination）概念，并且明确与“再生的想象力”做了界定。“创造的想象力”最大特点是“把一个本身并不出场的对象放在直观面前”，它不再是简单模仿感性事物或影像，而是认知主体具有的创造性能力[62]。创造性想象的作用主要有两个，首先是认识方面的，体现在连接感性直观和知性概念，这就要求把二者结合起来，把知性中的纯粹概念加以直观化﹑感性化﹑图示化。在康德看来，正是这种想象才使知性概念与感性直观结合为经验知识[63]。例如，当手中捧着一本书时，我们看见了纸张的颜色﹑感觉到它的重量﹑嗅到书页的气味，这时创造性的想象发挥了一种综合作用[64]，使我们把感觉中直观到的感觉材料统一成“书”这个概念。因此，想象是知识生成的必要前提，是一种创造知识的活动。创造性想象的第二个作用体现在创造审美意象方面，即想象力在审美意识中的作用。康德认为，创造的想象可以把感官感觉不到的理性观念，诸如超验的“天堂”﹑“地狱”﹑“永恒”，经验的“死亡”﹑“忧伤”﹑“罪恶”等，以审美意象完满地表现出来，使之具体可感。这既与知性规律相符合，又因其自由创造而不受某种固定刻板的知性概念束缚[65]。康德还强调，这种审美想象力的创造性是一次性的，使想象力自由活动的美的东西必须总是新颖的，若按照某种概念将之固定下来，机械重复，再美的事物也会使人厌倦。因此，这种全新审美意象可以使人在鉴赏时想象到许多非某个理性观念所统摄和表达的东西，以及许多非语言可以表达的东西[66]。显然，创造性想象力在认识方面和审美方面所起的作用，都在于把知性与感性直观﹑思想与感觉﹑理念与形象结合在一起，这就打破了柏拉图传统中轻视想象﹑一味追求理念世界的形上学观点，想象成为连接感觉世界与理性世界的桥梁。

想象力在康德哲学中的确得到了重视和提升，但这仍然是有限度的。尽管其想象是为了综合感性直观与纯粹在场（永恒在场﹑常在），可最终想象的地位还是远远低于思维和概念，想象力形成的审美意象仅是最高理性概念在感性中的显现[67]。康德之后，诸多哲学家﹑诗学家继承并发扬了其想象理论。例如，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就在康德想象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想象分成“第一位的”和“第二位的”两种[68]，并且提出“有机想象观”指导下的诗学理论，将想象统一到主观情感和思想之下，更加脱离了理性概念的束缚[69]。可是，柯氏的想象毕竟脱离不了客观实在，所以想象具有的无限可能性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