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古典想象观

西方启蒙运动之前，并没有完整的想象理论，也没有人明确指出一种能力可以调适经验，或由既有经验中触发新经验，进而同情共感地投入他人的处境。古典想象理论中的哲学传统可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322BC）。柏拉图传统充满了对想象远离本质的疑心和贬斥。柏氏在《理想国》（Repulic）中，以线喻说（analogy of the divided line）比喻认知的过程[51]，其中想象属于最低级的认知形态，仅是塑造形象的能力，无法提供关于对象任何真正确实的知识，最不可信赖。想象抓住的是对象的形象（image）﹑阴影和镜像，它们变动不居，但真切的知识必须掌握事物或同类事物共通的不变本质，这是想象做不到的。因此必须超越感官，进驻智性世界（intelligible world），才有真理可言，想象最终是应该抛弃的东西[52]。在这一想象观的指引下，柏拉图对从事想象的诗人﹑艺术家极为反感，当他批评拟仿诗歌时，认为诗人的想象用形象模拟真实，远离理型（eidos），其结果浇灌了热情，激起了情绪，但淹没了理性，所以拟仿的诗人必须被赶出“理想国”[53]。简言之，柏拉图传统认为感官经验或事物形象不能够提供真实知识，而当想象延伸为美感或艺术活动时，更因为相较于严格的认知活动缺乏严谨理性，被看作不足为道[54]。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对想象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他把人的灵魂分为“感觉的”和“理性的”两种，前者可以形成经验，后者对这些经验进行抽象进而形成知识。想象则介于感觉的灵魂与理性的灵魂之间，是一种感性认知的机能，通过这种机能，人可以主动地把感觉经验“回忆”﹑“再现”，进而为理性的灵魂提供认识材料[55]，所以亚里士多德将想象归于身体感性的秩序。作为感官和思想的媒介，想象有赖于感官，使思想成为可能，但它不同于知觉，亦非思辨。人们可以按照自身的意愿想象，但要形成判断却不能完全任意，不可能跳出对错的选项，换句话说，凭借想象进行的判断“或者正确或者错误”[56]。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On the Soul）中如是评价想象：“想象和感觉﹑思想都不同，没有感觉，想象就不能发生，而没有它自身的判断也不可能存在。”[57]可见，实际感觉产生了想象的运作，感觉要比想象重要得多[58]。亚里士多德予想象的评价仍然很低，想象的创造性和自发性（spontaneity）没有受到任何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