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难觅性解放的呼声

高罗佩指出,中国并没有像西方中世纪那样形成严重的性压抑。在西方中世纪,由于基督教教义和人们的性生活、性意识水火不容,因此西方中世纪实行了严格的“禁欲主义”。中国在宋代之前,人们的性观念是比较开放的。到了宋代,虽然有朱熹等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之说,但也只是一些说法而已,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如此,就连朱熹本人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对此很多历史学家已有过论证。

中国的禁欲主义并不像西方那样严重,其最显著例子就是在中国妇女是可以改嫁的,这一点在《金瓶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这在西方的中世纪是被禁止的,当时的妇女是绝对不允许离婚或改嫁的。至少在清代之前,中国古人对女性所持的态度,比西方的中世纪对女性的态度要宽容得多。

既然没有强烈的性压抑,就没有强烈的性反抗。因此《金瓶梅》写性,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写性有着根本的不同。如《十日谈》写性,其目的是要打破宗教对性的禁锢。它是以人正常的性欲要求,来揭露宗教教义的虚假,在反宗教的基础上,要求人性的复归。《金瓶梅》写性,并没有那种强烈的反禁欲主义意识,相反,它是在表达对人的性欲泛滥深表担忧。

在性方面,《金瓶梅》并没有提出任何带有个性解放的思想,因而,它在性描写方面并没有什么进步的思想色彩。目前,有学者提出《金瓶梅》中存在着性解放的思想因素,对此,笔者并不能赞同。《金瓶梅》写性并没有强烈的反禁欲主义思想和性解放的诉求,单从这个角度来看,它还不足以成为类似《十日谈》一类的名著。那么,《金瓶梅》真正的价值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求我们跳出《金瓶梅》性描写这个表面现象,而去追究其更为深刻的内涵。而这个重要的思想内涵,体现在它的家国一体的故事形态中。


[1] [荷]高罗佩:《秘戏图考》,杨权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2] 梅节:《瓶梅闲笔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3] [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4] [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5] 参见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6] [荷]高罗佩:《秘戏图考》,杨权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7] 胡学春:《真:泰州学派美学范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