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个人收入差距理论

收入分配可以区分为功能分配和规模分配，功能分配是收入来源角度的要素收入分配，规模分配即个人收入分配，是收入所有者的收入规模关系。中国个人收入分配问题包括两个问题即个人收入分配不公和个人收入差距过大。个人收入差距理论将个人收入归因为内生和外生两种，内生包括人力资本和生命周期等，外生包括机会不平等和收入再分配等，相应划分为两种模式即个人内生因素决定的收入差距模式和个人外生因素决定的收入差距模式。

一　个人内生因素决定的收入差距模式理论

内生因素决定个人收入差距研究个人通过内在的努力和调整提高收入，内生因素决定了个人收入也影响了收入分配差距，这方面理论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

（一）人力资本理论

西奥多•威廉•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认为人力资本包括量与质两个方面，量仅代表人力资本多少，质代表知识、技艺、熟练程度和影响生产工作能力的东西，质的方面是人力资本内涵。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教育水平的提高是个人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的根本原因。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使物质资本投资和财产收入下降，促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第二，提高教育水平会缩小因受教育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差别；第三，教育能提高收入能力，影响收入分配，改变收入不均衡状态。在舒尔茨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研究的基础上，雅各布•明塞尔（Jacob.Mincer）把人力资本作为个人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来考察，建立了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分配关系模型，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说明了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认为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决定了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加里•贝克尔（Gary Stanley.Becker）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未来收益之间是存在紧密联系的，均衡条件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当前价值和未来收益的贴现值相等，将人力资本投资重心从正规学校教育扩展到劳动力培训领域。

这些理论不仅强调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作用，肯定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而且认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个人收入的内生决定因素，有利于调节个人收入的差异。Benjamin（2004）认为，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农民收入提高有着正的效应，因为劳动质量的提高提升了土地管理效率，减少了农民收入中土地劳动的时间，同时良好教育的劳动者在非农产业中的收入更为重要，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区域差异和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关系，以及如何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缩小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等问题上。如张晓辉（2001）认为，农村家庭劳动力中受过初中、高中或者职业技术教育的人数比例，对农民收入区域差异程度有着重要影响，劳动力素质越高则某些高收入行业带来的收入机遇就越大，随着教育的发展，农民收入不平等现象会趋于减弱；刘纯阳和高启杰（2004）认为，中国农村人力资本区域差异是现实存在的，人力资本差异是导致农民收入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导致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提高落后地区农村教育边际收益率有利于缩小农民收入区域差距；万广华（2004）认为，对区域间农民收入不平等而言，农村教育是第二或者第三重要的因素，由于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逐渐上升，农民对教育的投入也逐渐增加，因此，在导致区域农民收入不平等因素中，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缩小区域间人力资本差异有利于缓解区域农民收入差异，必须提高贫穷地区教育质量和增加教育机会；靳卫东（2007）认为，农民收入差距与人力资本投资相互影响，解决农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在于对农民人力资本投资超过“最小临界门槛”，公共财政政策是消除农村贫困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朱韵洁和于兰（2011）认为，人力资本影响农民的生产、信息和资源配置方式，从而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影响最大的地区不是东部和西部地区，而是边际收益递增的中部地区。

（二）生命周期理论

生命周期理论在探讨人力资本对收入的作用基础上，把年龄与收入关系也纳入个人收入分配分析框架。Gary.S.Becker（1975）运用了年龄—收入曲线证明：在人的一生中收入是不断变化的，在缺乏经验的青年时期收入较低，中年时期收入达到最高点，之后收入趋于下降，收入最高点随着受教育年限不同而逐次向上移动。在整个年龄范围中，收入大致呈现出一个倒“U”形趋势，年龄是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内生因素。李实（2000）认为从年龄结构看，60岁以下收入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在50—59岁之间收入达到最高点，之后又逐渐减少。毕先进（2010）认为，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年龄存在倒“U”形关系，完善农村养老和社会保障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农民收入地区差异。

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育差异，而教育年限和水平的调整又可以缓解由于年龄结构不同带来的区域收入差异，因此，生命周期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是紧密联系的，虽然两者分析的侧重点略有不同，但都是通过把个人内生因素分析纳入个人收入分配框架中，主张通过调整农村居民内在因素而缓解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

二　个人外生因素决定的收入差距模式理论

外生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决定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也较大，这方面理论主要研究制度和一些宏观变量对收入差距的决定，主要包括机会不平等理论和收入再分配理论。

（一）机会不平等理论

机会不平等理论从个人面临的机会角度去考察收入差距，认为机会不平等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约翰•罗默（John E.Roemer）认为，由个人所处的背景或者环境差异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这是机会不平等的表现，包括地区、行业、性别等。机会不平等包含客观上的不平等和主观上的不平等，市场分割、教育不平等以及制度安排初始内容不平等都属于客观上的不平等，而个人自身能力和素质差异则是主观上的不平等。主观上的不平等可以通过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去改善，客观上不平等的完善则是一个复杂而又极其重要的任务。区域间的机会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二元结构的存在，包括政策体制上二元结构和社会经济上的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导致区域间个人收入机会的不平等，进而产生区域间个人收入差异。对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区域收入差距，需要通过市场与政府共同努力，促进区域间个人收入的机会平等，比如为落后地区提供更多受教育机会，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大市场和人才流动机制，消除用工身份歧视政策等。

从机会不平等角度研究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文献不是很多，现有的文献多数是从教育、性别、地区和行业等侧面分析。如魏后凯（1997）认为，中国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发达，农户的非农就业机会多于中、西部地区，造成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扩大；高思安和栾敬东（2008）认为，区域间农村工业化发展水平所造成的非农就业机会不平等，以及农村居民在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能力上的差异，是导致区域农民收入水平差距的重要因素，促进区域间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改善非农就业机会不平等状况。

（二）收入再分配理论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达到经济上的最优，但无法实现收入分配在社会意义上的理想状态，不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而收入再分配则可以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收入再分配理论主要研究政府为什么以及如何参与分配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平的问题，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国家通过收入再分配帮助穷人和弱者是合理的，有利于改善贫富差距。阿瑟•奥肯（Arthur M.Okun）认为，追求市场效率与追求个人收入平等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牺牲某些效率来换取平等的方法就是再分配。收入再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途径，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调节，以补充和校正收入初次分配，促使社会分配关系趋于合理。通过税收进行收入再分配有两种形式，一是对流量收入再分配，即通过增收个人所得税进行再分配，二是对存量收入再分配，即对财产收入进行调节；财政转移支付是调节区域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政策手段，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两种转移支付制度对区域间收入再分配都有重要的作用；区域间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是导致区域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协调区域发展和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包括健全和完善社会救助、福利、优抚、保险和互助等内容。

国内一些学者对收入再分配问题和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如董金松（2004）和杨劲（2008）认为，收入再分配对缩小农民收入差距有着重要的意义，农民收入再分配不是交换性的收支，而应该是转移性的收支，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一些学者分别考察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关系，如朱丽萍（2005）认为，税收制度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通过建立一种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其他税种为补充，覆盖个人收入全过程的税收调控体系，实现税收对个人收入差距的有效调节；张明喜（2006）认为，要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一方面要从质和量方面进行调节，提高转移支付总额和效益，另一方面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按照法定公式和客观因素进行分配，更多地倾向于落后地区和公共投入；陈建宁（2010）认为，社会保障是收入再分配调节的重要手段，有利于缓解收入差距状态，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发挥社会保障在缩小农民收入差距中的重要作用。

个人收入差距理论从内生和外生两个角度阐述了个人收入的决定和影响因素，认为在资源禀赋既定的条件下，人力资本积累决定了个人收入水平，教育对收入有着重要的作用；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政府应该在调节个人收入差距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利用收入再分配政策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国内外学者对个人收入差距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但总体来看，缺乏严谨的数理推导，对差距大小的衡量由于方法各异导致结论争议很大，虽然一致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个人收入差距，但对政策实施的效果也存在正反两方面观点。